吕一民
习史之人对长期重点关注、研究的时段易产生“偏爱”之情，本人研习20世纪法国史多年，在高校开设的主要也是“20世纪世界史”之类的课程，难免对这段历史兴趣尤浓。诚然，每当本人格外强调20世纪史的重要性时，往往会有研究其他时段为主的同行不以为然，尽管如此，本人依旧想在此强调20世纪具有的唯一性，即它是包括这本书当下绝大多数读者在内的很多人多少亲身经历过几年的世纪。即便对于这本书目前尚为数不多，但很快就会成为其主要读者的生于21世纪的读者来说，它仍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已经成为过去的所有世纪当中，20世纪是距21世纪最近的世纪。
欧洲在20世纪之初还是像在19世纪那样，在世界上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如同该书作者在书中所言，“雄踞文明的巅峰傲视世界”。然而，在20世纪进入中后期之后，欧洲先前具有的这种优势地位明显弱化，甚至在不少人眼里，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但笔者以为，欧洲在当今世界占据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而了解欧洲在跌宕起伏、错综复杂的20世纪世界史中曾经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对于“试图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作者导言语），更是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当得知近年来在迻译世界史佳作方面表现不俗的中信出版社拟推出“企鹅欧洲史”系列的中译本，并以提供“先睹为快”的机会为条件约写“20世纪卷”的推介文字时，本人欣然接受。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企鹅欧洲史”系列是由著名的企鹅兰登集团耗时10余年为大众精心打造的欧洲通史的“鸿篇巨制”，20世纪欧洲史又是其中最吸引我的一卷，而且还因为该卷出自本人早就颇为欣赏的伊恩·克肖之手。
克肖是一位以对20世纪德国史，特别是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精深研究蜚声国际史坛的英国史学家。坦率地说，同样是欧美学者写的20世纪欧洲史之类的著作，本人相对更倾向于选择出自英美学者之手的作品。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在研究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的欧美学者当中，较之法德两国的学者，英美学者似乎要超脱、客观一点——其间当然也有细微的差别，英国的学者或许会有“日不落帝国”辉煌不再的失落，而美国学者则难免会自得于20世纪日益成为“美国的世纪”。此外，在本人看来，在20世纪欧洲史，特别是其上半段的历史中，民主体制与极权体制各自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较量，即便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那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更为可取的是：克肖不仅是位英国学者，而且还是位生长在作为欧洲民主制度典范的英国，同时却对20世纪前半期欧洲极权体制的“标本”纳粹德国有着精深研究的史学家。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显然有助于其在探究、审视20世纪欧洲史时能更好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如果说克肖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以其在“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小见大”方面的出色表现，已经足以让读者对这位史学家的功力、识见推崇备至，那么，他的那部被一些人誉为“对希特勒现象的最终解释”的《希特勒传》（上、下卷），从企鹅出版社约稿到出版竟然历时18年之久，更是显示出他在追求完美和极致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精品意识和工匠精神。凡此种种，皆让人们对这部由名社全力打造，名家用心撰写的著作充满期待。
诚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是人们时常会碰到的情况，但至少本人在阅读后觉得，一开始就让人们充满期待的这部著作绝对不在此列。在本人看来，此书的成功与它具有以下值得充分肯定的特点密不可分。
首先是角度得当，主线明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面对20世纪的欧洲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所处立场或审视角度相异，历史学家眼中和笔下的欧洲难免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首先在立场或角度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此而言，克肖的选择是“欧洲史不等于把欧洲各国的历史简单地加在一起”，并力图本着这一宗旨来探究和描述“欧洲大多数乃至所有组成部分中...
克肖不仅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欧洲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而且还以“战争的世纪”作为贯穿这段欧洲历史的主线。他在导言中明确指出：“欧洲的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认为“这个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继以长达40多年、直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冷战”。正是通过这一明晰的主线，克肖得以颇为令人满意地把这段欧洲史需要包含的许多内容系统、有序地串在一起。
其次是构思巧妙，引人入胜。
克肖之所以能够找到审视、梳理20世纪欧洲史的上佳角度和理想主线，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他在此前出版的《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等书中显示的那样，不仅是位擅长“小处入手”的“好手”，更是位善于“大处着眼”的“高手”。事实上，正是因为在动笔之前就已对20世纪欧洲史有很好的总体观照和把握，他才可能不仅“胸有成竹”地谋篇布局，而且还构思巧妙，引人入胜。其中，他在序言结尾处的这段话尤其令读者印象深刻：“足球赛中场休息后如果出现赛情大反转，足球评论员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下半场两重天。’欧洲的20世纪也完全可以视为两个半场的世纪，也许1990年后可以算是‘加时赛’。”而这本书英文书名“To Hell and Back”中的Back一词，在上下卷内容的衔接上所起的“四两拨千斤”似的作用，更是让人不由得击节赞叹。
由于20世纪欧洲史内容丰富，而此书篇幅却极为有限，虽然在谋篇布局时已构思巧妙，克肖仍不得不在内容的主次排序、繁简取舍方面大下功夫，其间对书中的很多内容不得不仅满足于简略的概述。尽管如此，克肖却“自始至终都注意在叙事中加入一些当时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以使读者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稍有了解”。因为依他之见，“无论如何，书中描述的个人经历提供了生动的图景，比枯燥的抽象分析更能使读者在感性上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应对打乱了他们生活的强大力量的”。窃以为，克肖的这一处理方式实属难能可贵。这些当事人在记忆还未凝固，甚至尚未冷却之际的叙述，不仅具有弥足珍贵的独特“史料”价值，而且有助于让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再次是阐释精准，发人深思。
作为早已蜚声史坛的史学名家，克肖在此书序言中不仅提及霍布斯鲍姆等人已就相关历史写过佳作，而且还强调“本书无法不高度依靠他人此前做过的研究”，谦逊之情，溢于言表。但在本人看来，克肖显然过于谦虚了，他的贡献绝非如其所说的那样：“我的任何原创都仅限于本书的组织与解释，即对这段历史的写法以及书中论述的基本理念。”事实上，如同绝大多数成熟的史家到了“炉火纯青”地步推出的佳作那样，克肖的这部著作不仅构思巧妙，行文流畅，而且阐释精准，洞见迭出。例如，他在书中不仅着力探讨了“那几十年特有的四个相互交织构成全面危机的要素”，较为令人信服地昭示“使欧洲濒临自我毁灭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的全面危机是由上述四个因素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造成的”，而且还发人深思地指出：“不过，这四个因素在德国表现得最极端，它们互相强化，产生了爆炸性效果。”
毋庸讳言，由于诸多复杂因素，一般说来写好现当代史的书难，而写好面向知识大众的现当代史的书更难，难怪克肖在序言中坦承，此书“在我写过的书中，可以说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但本人觉得，此书的读者们或许可以感到庆幸的是，克肖不仅知难而上，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识、才情和努力，为大家奉献了一本高水平的大众史学作品。它不仅能让读者饱览20世纪欧洲的总体历史图景，而且更能让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更好地去思考，弄懂“不久前的力量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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