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崩溃
1940年6月5—6日夜间，保罗·雷诺先生改组政府，让我当国防部副部长，管理国防事宜。这个消息是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以后在早晨告诉我的。
1940年6月5—6日夜间，保罗·雷诺先生改组政府，让我当国防部副部长，管理国防事宜。这个消息是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以后在早晨告诉我的。过了一会儿，我接到一个正式电报证实了这一点。我和师里告别以后就到巴黎去了。
我到圣多明尼克路见到了总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目光犀利、虚怀若谷、敏于决断。他向我解释前几天他为什么要把贝当元帅邀到内阁里来。其实我们都不怀疑，贝当是对付那些要求停战的人的一块挡箭牌。雷诺先生还是用他那老一套的公式说：“把他放在里面比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我答道，“形势发展得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兵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而且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镇静不下来了。而且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如果1940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赢得另外一仗。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不放弃欧洲大陆上的战斗，同时还必须下定决心，做好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外继续战斗。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把资源运往北非，选择适当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不论以往对英国人有什么样的宿怨，现在都要和他们保持亲密关系。我愿意自告奋勇，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
雷诺先生答应了，并补充说：“我想请你尽快到伦敦去一趟。我在5月26日和31日跟英政府会谈时便设法让他们知道我们并不否定停战的可能。但现在所需要的正好相反，我们要使英国人相信，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坚持下去，必要时甚至会到海外去坚持。这次你将要见到丘吉尔先生，请你告诉他我改组内阁并把你请到身边，就表现了我们的决心。”
我到伦敦除了执行这项总任务以外，还要尽可能设法使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最后，我还要像总理以前做过的那样，探询一下英国军队自从敦刻尔克战败撤退后，还要多久才能重新武装起来派回大陆战斗。这两个问题的答复都需要技术资料，参谋人员是可以提供这种资料的，但一切仍然有待于丘吉尔先生以国防大臣身份作出的答复来决定。
当联络机构安排我到伦敦去进行会谈时，我就在6月8日到蒙特利堡和魏刚将军接洽。我发现这位总司令依然镇定自若。但交谈几句之后，就发现他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我和他的那一段谈话差不多字字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头（不是没有原因的！）。下面的话几乎可以说是逐字逐句的记录。
“你看，”总司令说，“几天以前我告诉你，德国人将在6月6日进攻索姆运河，一点也没有错。他们实际上正在进攻。现在他们正在渡河。我无法抵挡他们。”
“不错！他们是在渡过索姆运河，往后怎样呢？”
“往后？那还不是塞纳河和马恩河。”
“是这样。再往后呢？”
“再往后？那就完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完啦？全世界完啦？法兰西帝国完啦？”
魏刚将军失望地笑了一笑。
“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
总司令又盯着我的眼睛补充说：
“啊，如果当时我确有把握知道德国人会把维持秩序所必需的军队留给我的话……”
讨论是没有结果的。临走时我告诉魏刚将军说，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恰恰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也不会放弃斗争。他没有再作评论，告别时，他表现得特别客气。
我动身回巴黎之前，还和那天早晨到魏刚将军这里来请示的各参谋部的熟人闲谈了一会儿。他们肯定了我的印象，就是统帅部的高级人员认为这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大家一边在机械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一边就在低声地议论，而且不久就将大声地提出：通过某种方式结束在法国的战争。如果要...
我回去以后，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雷诺，并请他撤销魏刚将军的指挥权，因为这个人已经不打算赢得战争了。“现在还不可能，”总理答道，“但我们必须考虑一下继任人选。你看谁合适？”
“关于继任人选的问题，”我答道，“现在我所看到的只有亨特齐格尔一人。他虽然不算理想，但据我看，他还算具有世界战略的眼光。”
雷诺先生在原则上同意我的见解，但仍然不愿意马上作决定。
我决意不久将把这个问题再次提出来，于是便着手拟订尽可能把部队运往北非的计划。陆军参谋总部已经和海军、空军合并起来，开始准备把一切后备物资战斗人员运往地中海彼岸，特别是在法国西部和南部新兵训练站受训的两部分新兵和在北部失败后逃出来的机械化部队的残余人员。总共为数有50万素质极高的人员。往后，当我们的残余部队撤向海岸时，许多战斗部队无疑可以用船载运。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剩余的航程足可跨海的轰炸机、存留下来的战斗机队、地面参谋人员、海军基地人员，最要紧的还有我们的舰队，都必须开向非洲。这项运输任务由海军担任，据他们估计，除去法国所能支配的船只以外，还需要增加50万吨商船。这只有向英国求援了。
6月9日一早，我乘飞机到伦敦去。和我随行的有我的副官乔弗洛·德·古塞尔以及总理的外交联络官罗朗·德·马尔热里先生。那一天正好是星期日。英国的首都宁静得近乎冷淡。大街上和公园里满是闲情逸致地散步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站了一长列人，车辆到处都是，俱乐部和旅馆前面有许多惹人注目的看门人，这些都属于战争圈外的另一个世界。这儿就像巴黎一样，半官方的乐观主义者散布了许多幼稚的传说和淡化了的消息。但肯定地说，报纸还是透露出了真实情况。人们所读的那些公告、正在挖掘的掩蔽体、头上戴的防毒面具等等，都说明大难已经临头。然而，由于事情发展得太快，一般人对于法国局势的严重性仍然茫无所知。在英国人民看来，英吉利海峡在任何情形下显然总是辽阔的。
丘吉尔先生在唐宁街接见我。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接触。他给我的印象证实了我的信念：大不列颠在这样一位斗士的领导之下决不会畏缩。我认为丘吉尔先生能不辞艰苦，担当起任何崇高的任务。他的判断极其稳健，他的知识极其广博，他对有关的问题、有关的国家与人物大都很清楚，他对战争问题又极其关注，这一切都将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他的禀赋善于行动，善于冒险，他能坚决彻底地完成某种任务而毫无惧色。总之，我认为作为一个指导人和领袖，他是最理想的。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印象。
往后的事实只是证实了我的印象，此外还使我认识到丘吉尔先生具有滔滔不绝的辩才，并且懂得怎样运用它。他的对象不论是群众、议员还是个别的来访客人，也不论是在麦克风前面、在议会里、在谈判桌前还是在议事桌后，他的观念、理由和感觉总是以富于本色的、充满诗意的和激动人心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表达出来，每一次都能使当时那个可怜的世界所面对的悲剧气氛有所起色。在政治方面，他已经是久经考验，同时他又运用这种无与伦比的才情来激动古老的大英帝国的人心，并给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言行都给人一种幽默感，他时而和蔼，时而震怒，使人感到他对于自己所参与的惊险局势是如何的操纵自如。
我们两人由于个性不同而产生冲突，两国的某些利益又有所抵触，因而彼此之间常发生一些令人焦躁和痛苦的争执，同时英国人极不公正地在倒霉的法国身上讨便宜，这都影响了我对那位首相的态度，但我对他个人的看法并没有因此而受影响。依我看来，总的说，温斯顿·丘吉尔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伟大斗士，也是伟大历史中的一个伟大艺术家。
那一天我向这位首相解释说，我国总理指示我告诉他，我国政府在必要时将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坚持斗争。丘吉尔先生对于这一决定表示很满意。但这能不能实现呢？他给我的印象是他不大相信。无论如何，他不再相信法国本土有重建防线的可能。他坚决拒绝用空军援助我们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自从英军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皇家空军除了偶尔出现以外，就根本不配合作战了。诚然，英国空军除一个战斗机大队还受法国空军节制以外，其余的基地都在英国本土，相距太远，对于日益南撤的战线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要求他至少要派一部分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到卢瓦尔河以南的飞机场去，丘吉尔先生正式拒绝了。至于地面部队，他答应把刚从加拿大来到的加拿大师派到诺曼底去，让苏格兰的第51师和协同我们作战的机械化旅残余部队仍然留在我们那里。他们的远征军在比利时刚刚逃脱了覆灭，装备还丢在那里，他说关于这部分军队什么时候能重上战场的问题，现在还无法肯定，甚至连大约的日期也无法确定。
因此，伦敦与巴黎之间战略上的配合实际上已经瓦解。这次大陆形势的逆转，就足以使英国只管自己的防务了。这就意味着德国计划的胜利，施里芬[1]在九泉之下仍然是这一计划的灵感泉源。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分离法国与英国的军队，同时也分离法国与英国。国内的失败主义者将作出什么样的估计是不难想见的。
除了同丘吉尔先生会见以外，那一天我还和陆军大臣艾登、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空军大臣阿奇波德·辛克莱、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将军等人进行了协商，此外还和我国大使戈宾先生、英法战争物资购买合作委员会主席莫内先生以及我国的陆、海、空军代表团的首脑人物会商了一下。显然，伦敦方面的群众虽安然若素，消息灵通人士的心里还是充满大难临头的预感，并且对于法国政府的坚定性表示怀疑。晚间，在动乱中飞机载着我回到勒布热，这儿的机场刚被炸过。
6月9日至10日晚间，雷诺先生把我召到他的家里去。他刚接到一个严重的消息，敌人已经进到巴黎下方的塞纳河岸。同时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德国装甲部队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转到香槟省的决定性攻击中去。因此，首都就直接受到东、西、北三方面的威胁。最后，弗朗索瓦-蓬塞[2]先生说，他估计随时都可能接到意大利政府的宣战书。面临这一切噩耗，我只能提供一点意见：尽最大努力赶快迁往非洲，准备迎接联合作战及其一切后果。
那天白天和夜间，当我在圣多明尼克路待了一些时候之后，我发现有许多理由增强了我的信念：没有别的路可走。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在这儿绝对无法重新振作起来。一切计划突然都落了空。我们原来援用的都是1914—1918年战争中的前例，现在都已陈腐了。人们还装着认为有一个前线存在，有主动的指挥权，同时还有准备牺牲的人民。这些都只是梦想和回忆。实际上政府处在被击溃和被吓昏了的国家中，处在失去信心、感到绝望的军队后面，已经陷入一种不可挽救的混乱中了。
当我匆促拜访共和国的要人以后，这一点就再清楚也没有了。首先我和新部长们一起去见总统勒伯伦，接着又见两院议长，最后见了许多政府人员。他们都装出一副镇静和庄严的样子。但事实很明显，他们现在处在陈规旧套所安排好的位置上，只是一些无用的人物。在那旋涡的中心里，内阁会议下达的指示、上呈的报告、一切公告以及军官、公务人员、外交家、议员、新闻记者等等的不断的报告或请求，都让人看出这是一种无目的无效果的幻景。按照当时我们所根据的假定和所处的环境，除去投降之外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有些人已经听天由命地这样做了，这些都不是默默无闻的人。除非采取这条道路，否则我们就要不惜任何牺牲改变我们的环境与假定。所谓“光复马恩”是可能的，但只有在地中海上才有可能。
6月10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政府将在那天晚上离开巴黎。前线军队纷纷撤退。意大利也宣战了。崩溃的事实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心里。在国家的领导机关中，这出悲剧的上演好像是在梦幻中。有些时候甚至让人认为，当法国从历史的顶峰滚向无底的深谷时，它的崩溃中有一种可怕的气氛。
那天早晨，意大利大使高里格利亚先生到圣多明尼克路来作了一次奇异的拜访。接见他的博杜安先生报告说，那位外交人员讲了这样的话：“你将看到宣战可以澄清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宣战能产生一种局势，那时当一切都说完做完之后，就能带来许多好处。……”
不久之后我去见雷诺先生，我见到威廉·布利特先生也在那里。我以为这位美国大使会从华盛顿带来一些使我们前途乐观的消息。其实不然，他是来辞行的。这位大使留在巴黎原来是打算必要时出面斡旋，保护我国的首都。布利特先生这一动机倒是值得赞扬的，但事实上当最危险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还是没有任何美国大使来帮法国政府的忙。后来出现了负责与流亡政府保持关系的德雷克塞尔·比德耳先生。不论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品德如何好，他依然使我们的官员不能不认为美国已不再需要法国了。
后来雷诺先生匆匆地草拟了一个广播讲演稿，并征求我的意见。这时魏刚将军到圣多明尼克路来了。刚刚通报了姓名，他就闯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表示有些诧异。总司令说他是被请来的。“我没请！”雷诺先生说。“我也没请！”我补上一句。“那就是一次误会了！”魏刚将军接着说，“但这个误会倒很有用处，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他坐下来开始说出他对局势的看法。他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我们必须毫不迟延地要求停战。他把一个文件在桌上摊开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每个人的责任都必须明确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交给你的缘故。”
总理已经宣布要广播，必须马上去讲话，时间非常紧迫。但他还是决定批驳这位最高统帅的意见。魏刚毫不让步。他认为法国本土的战争已经失败了，我们必须投降。我在中间插话说：“但是还有其他的出路。”魏刚将军接着用讽刺的口吻说：
“你也有意见要提吗？”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意见可提，它只会下命令。我相信命令是会下来的。”
最后雷诺先生请那位总司令出去，我们在一种极端不愉快的气氛中分别了。
政府停留在首都的最后几个钟头里，安排了由于这种撤退而必须采取的措施。诚然，有许多事情已经在国防部总秘书处所拟订的撤退计划中作了安排。但是还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同时德国人猝然兵临巴黎城下，更增加了许多棘手的问题。我一就职，就主张保卫首都。于是便要求总理以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身份指派一位坚定的领导人来监督这件事。我提议由德拉特尔将军充任，这个人当师长不久，就在雷代尔战役崭露头角。然而不久以后，总司令就宣布巴黎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内阁接着批准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在极仓促的情况下撤退大量物资和人员。我一直到天黑都在忙这件事情。那时到处都有装好了箱的物资。最后一段时间的访客使那座大楼的上上下下充满了谣言，电话铃拼命地响个不停。
到半夜时分，我和雷诺先生坐上一辆车。行程是缓慢的，只能沿着一条拥挤不堪的道路前进。天明时我们到了奥尔良，并到县里用电话同设在布里亚尔的总司令部联系了一下。不久以后，魏刚将军打电话来，要求和总理谈话。总理拿起话筒，听说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当天下午要到，不禁大吃一惊。总司令通过军方的联系，要求他赶快到布里亚尔来。
魏刚将军补充说：“必须把前线的真实情况直接告诉丘吉尔先生。”
“什么？”我对总理说，“难道你能让这位最高统帅自作主张邀请英国首相来吗？你难道没有看见魏刚将军不是在执行作战计划，而是在执行一种与你的原意相违背的政策吗？政府难道还要让他继续担任指挥吗？”
“你的话很对！”雷诺先生回答说，“这个局面必须扭转。我们谈过让亨特齐格尔将军来代替魏刚将军。我们赶快去找亨特齐格尔吧！”
当车子开来的时候，总理告诉我说：“我考虑这个问题以后，认为最好是由你单独去找亨特齐格尔。我自己就来准备同丘吉尔和其他英国人会见。我们到布里亚尔再见。”
我找到了亨特齐格尔将军，那时他在阿耳西-苏-奥布指挥所指挥中央兵团。刚巧这个时候，那个兵团在香槟前线受到德国古德里安装甲兵团的攻击并被突破了。然而我却为亨特齐格尔将军的冷静态度感到吃惊。他告诉我，他处在怎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中。我把全局的最近情况告诉他，并作出结论说：“政府看得很清楚，法国的战争实际上是输了，但却有意把一切可以渡海的物资随同自己一起搬到非洲去继续作战。这就意味着战略上和组织上要整个地改变。目前的最高统帅不是实现这个计划的人。你愿意去做这桩事情吗？”
“可以！”亨特齐格尔简单地回答。
“好啦，你很快就可以接到政府的命令。”
我经过罗米伊和桑斯等地到布里亚尔去，想和各大部队的指挥官见见面。那时到处呈现一片紊乱和惊慌的景象。每一段战线的部队和难民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往南撤。道路拥挤不堪，我那一小队随行人员也被阻在麦利等候了一小时左右。那时忽然出现了一阵奇怪的雾，许多人都认为是一片毒气，因而增加了士兵的惊慌，他们简直就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
到布里亚尔总部以后，我找着了雷诺总理，并把亨特齐格尔的答复告诉了他。但我看得出，总理不打算立即撤换魏刚。他又决定带着一位要走和平路线的最高统帅走上战争的道路。当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向贝当元帅敬了一个礼，自从1938年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你已经是将军了！”他对我说，“但我并不祝贺你。战败时取得的官阶又有什么用处呢？”我说：“但是您自己，元帅先生，也是在1914年撤退时得到第一个勋章的。几天以后就有了马恩河战役。”贝当哼了一声说：“那根本不能比！”这话倒是对的。这时英国首相已经到了。我们便去参加会谈。
许多将在战争的新阶段中起支配作用的看法和情绪在会上公开地对立起来。当时的行动和态度的基础都只是因袭老一套。英法的团结、法军的力量、政府的权威、最高统帅部的忠诚等等都已经是不能算数的因素了。在场的人都不像一场共同游戏中的伙伴，而是从那时起就各走各的路，各管各的事了。
魏刚将军表明他所要求的是尽快结束战争和战斗。他引证乔治将军和贝松将军的报告来支持自己的见解，在会上展示了军事局势令人完全绝望的景象。这位总司令在1930—1935年就当过参谋总长，他说明他的部队失败的原因时，语调坚定而又咄咄逼人，就好像是一个专找岔子而不负责任的人。他的结论是：这一场考验必须停止，因为军队会突然垮台，无政府状态和革命会猖獗起来。
这时贝当元帅也插进来说话，更增加了悲观的气氛。丘吉尔先生希望缓和一下气氛，于是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你听我说，元帅先生！你不妨想一想，1918年3月的时候，事情那样糟糕，亚眠之战是怎样打过来的。那时我到你的指挥部去见你，你把你的计划大略告诉了我。没过几天，战线便重新建立起来了。”
这位元帅以粗暴的态度回答说：
“不错，战线是建立起来了。那一回是你们英国人被打垮了，我曾派出40个师去拯救你们。可是今天当我们被打得四分五裂时，试问你们的40个师在哪里？”
法国总理一再重复说法国绝不退出这场斗争，要求英国人派大量空军来援助我们，同时他又说明他不打算跟贝当以及魏刚分手，似乎是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拥护他的政策。丘吉尔先生看来毫不动声色，而且充满了活力。但他对于灾难临头的法国，似乎只限于一种诚挚的保留态度，而对这时被孤立在岛上的英国来说，他已意识到面临一种可怕而又宏伟的前景。英国正在等待他去领导斗争，以便得到拯救，或者可以说丘吉尔先生还因此隐隐约约地有些自满情绪。至于我个人，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局势，便完全看透这种商谈是多么空虚而又无聊，因为它完全不能得出真正的答案——在海外重整旗鼓。
讨论了三小时，毫无结果。接着我们就同桌进餐。我坐在丘吉尔旁边。我们的交谈增强了我对他的意志的信心。他本人走的时候无疑也带着这种印象：虽然戴高乐掌握的条件不足，但他仍然非常坚决。
达尔朗海军上将没有参加商谈，但在饭后出现了。他把空军参谋长维勒曼将军推在前面来见雷诺。他这次来访的目的肯定令人遗憾。海空军准备好了对热那亚来一次联合轰击，按照计划将在那天晚上开始。但达尔朗改变了主意，想撤销这个计划。他的理由是维勒曼将军有些担心，怕意大利人对贝勒的石油仓库进行报复。然而这位海军上将还是来征求政府的意见。
“你的意见怎样？”雷诺问我。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回答说，“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采取相反的道路——不示弱。应当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然而，达尔朗终于胜利了，取消令下发了。但在计划的日期后三天，热那亚还是受到海军的一个小舰队的轰击。这件事使我理解到，达尔朗也在玩他自己的一套把戏。
12日，我住在博韦堡的勒普罗伏·德·劳内先生的田庄里，同科尔逊将军筹划迁往北非的事情。老实说，前一天我们得到的印象以及当时我所处的孤立境况，使我每况愈下地感到害怕和绝望，我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了。然而我还是决定尽力使政府采纳这个计划，并把它交给最高统帅部执行。
计划的主要部分拟订以后，我就把它带到雷诺所住的地方琪斯去。那时已经很晚了。总理在堪格召开内阁会议后（我没有被邀出席），同博杜安一同回来，到11点左右才到家。当他们和随行人员一起进餐的时候，我就坐在桌旁径直地把北非问题提了出来。但对答的人却只愿谈一个问题，也就是内阁会议方才提出的一个问题，而且是非常紧迫的问题——政府下一步应当迁到哪里去？实际上，德国人渡过塞纳河以后不久就会到达卢瓦尔河。当时考虑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昆贝，一个是波尔多。席间讨论了一番，大家由于疲倦和烦恼而显得十分紊乱和激动。当时没有作正式的决定，雷诺休息去了，并约我在第二天早晨去见他。
我自然赞成到昆贝去。我倒并不幻想可以在布列塔尼半岛支持下去。但政府如果退到那里，早晚就只有退到海上去的一条路。因为德国要对英国人作战，就必须占领这个半岛。在这儿不可能有“非交战地带”。一旦上了船之后，各位部长们便只有到非洲去；不是直接去，便是在英国停一停再去。无论如何，昆贝总是作出有力决定的一个阶段。当我刚参加政府时，雷诺先生曾对我谈起“布列塔尼多角堡”的问题，我支持他的意见，但力主投降的贝当、魏刚、博杜安等人却反对这一计划。他们的动机是由他们的政策产生的，无论他们自己怎么说，也不是从军事艺术的观点出发的。
13日一早，我就回到琪斯去。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后，虽然我提出了去昆贝的理由，总理还是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声称这是前一晚部长们表示的意见。这一点只能使我更加坚持要求至少要签署一项命令交给总司令部，叫他们视察并准备一下迁到非洲的问题。我知道，这正是雷诺先生最后的意图。但是反对派的阴谋和影响十分逼人而又很令人苦恼，而且经常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个最后的希望已经在与时俱逝了。
然而那天中午，总理还是签署了一个公文给魏刚，说明政府希望他今后做些什么：第一，“尽量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坚持”；第二，“万一失败的话……把我们自己安置在法兰西帝国中，并利用海上自由，在那里组织斗争”。这个文件肯定地表现了积极的倾向，但我认为还不是当时环境所要求的那种坚决的命令。而且，签署以后又被幕后人物留难了一番，直到第二天它才真正发出去。
13日那一天早晨，上院议长詹伦内、下院议长赫里欧也到琪斯来了。前者在慌乱的情景中表现了一种镇定自若的风度，令人回忆起当年的克里蒙梭，事实上，他在1917—1918年那个伟大的时期直接和克里蒙梭在政府里紧密地合作过。后者则态度和蔼，举止端方，滔滔不绝地说自己的千万种感想。他们两人都表示拥护总理，反对投降，并准备随同行政部门迁到阿尔及尔去。我又一次看出，不论雷诺先生身边有多少失败主义分子，只要他自己不让步，就能操纵全局。
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正在博韦，雷诺先生的内阁外交联络官德·马尔热里打电话给我说：“丘吉尔先生和几个部长刚到，总理马上就要和他在图尔县公署开会。我自己接到通知赶忙去，同时也通知你快去。虽然没有邀请你，但我提议你应当去。博杜安正在活动，我不爱看那种样子。”这就是德·马尔热里先生的通知。
于是我就驱车到图尔去。刚才我还和总理在一起待了几小时，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所以像这样突如其来地去会见，我预料到可能有许多不方便。县公署的走廊上和院子里挤满了被这个消息吸引来的议员、公务人员和新闻记者。他们就好像一出戏快要出现悲惨场面时的一个喧噪的管弦乐队。我走进雷诺先生所在的办公室，在博杜安和德·马尔热里两人中间坐下来。商谈已经完毕了。马尔热里很快地告诉我说，英国的大臣们现在在花园里密谈，准备答复法国人提出的问题：“尽管1940年3月28日的协议规定双方不得单独放下武器，但是英国能不能允许法国向敌人询问，对法国来说，停战条件是什么呢？”
丘吉尔先生坐下来以后，哈里法克斯勋爵、比维布鲁克勋爵、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等也就座了，还有随行的斯皮尔斯将军也跟着坐下来。沉寂了一阵子，首相先生开始用法语讲话。他嘴里含着一支雪茄，摇摇头，然后用一种平稳而沉寂的声调，表示了他的人民和政府对法国所具有的同情。“法国的情形我们很清楚，”他说，“我们很能理解你们处境的窘迫。我们对你们的友谊仍然丝毫没有动摇。请你们相信，英国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会放弃斗争。不论怎么样，不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就是在你们抛弃了我们以后，我们仍然会战斗到底。”
谈到德法之间的停战问题时，我原先估计这会使他暴跳如雷的。但相反的他却表现了一种同情的谅解。但一谈到舰队问题时，他马上就变得非常严谨，非常坚定。显然，英国政府很怕看到将法国舰队交给德国，所以只要有时间就想以废弃3月28日协议为条件来换取关于我国军舰命运的保证。实际上，这就是那次不祥的会谈所得出的结论。丘吉尔先生在离开那间房子以前，还坚持要求法国在停火以前，把400名德国空军俘虏转交给英国。这一点我们马上就答应了。
这时雷诺先生把这些英国人引到隔壁房间去，两位议长和几个部长已在那里等候。这儿的语气完全不同。特别是詹伦内、赫里欧和路易·马林等先生，只谈如何继续战斗。我走到雷诺先生身旁，用相当强硬的语气问道：“你难道能考虑法国求和吗？”“当然不会！”他回答说，“但我们必须让英国人震动一下，以便取得更多的援助。”显然我并不能把这个答复当成真话。我们在纷乱的县府院中分别了。我思虑重重地回到博韦。这时总理在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请他出面斡旋，并使他理解到，不出面我们就完蛋了。晚间雷诺先生在广播中说：“如果必须有一个奇迹才能挽救法国，那么我就相信有奇迹。”
在我看来，一切马上就会过去的说法已经过时了。就像一个被围的碉堡只要指挥官一下令马上就会投降一样，法国正在酝酿停战谈判，因为政府的首脑已在正式考虑这个问题。那时我虽然做了次长，但出席内阁会议已经渐渐成为不可能了。当天晚上我正准备提出辞呈，曾被内阁联络官让·劳伦提出警告的乔治·曼德尔先生请我去见他。
安德烈·迪特尔姆把我引到内政部。曼德尔的声调十分沉痛而坚决，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和我一样坚信，法国的独立和荣誉只有继续战斗才能维护。正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需要，他才建议我保留原职。他说：“谁能预料我们不能最后使政府迁往阿尔及尔呢？”他告诉我英国人走了以后内阁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魏刚将军跑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但坚持的气氛还是占上风。同时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首批德军正在开进巴黎。然后他又指出未来的情景，他说：“无论如何，我们只是处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你还有重大的任务要完成！但你要在我们之中保持没有污点的身份。你不妨想想，我们要为法国做些什么事？请你想想，在某种情况下，你现有的职位将使你得到多大的便利。”我必须承认，这一席话让我延缓了辞职问题。老实说，往后我所能做的一切都有赖于这一点。
6月14日政府撤退了！我向主人勒普罗沃·德·劳内一家告别。他们不打算离开。周围的人既没有动，也不能动，他们将在家乡等候吃败仗和侵略者的来临。傍晚时分，我们在挤满了难民群的道路上，经过一段黯淡的旅程之后到达波尔多，接着就到雷诺先生将要停驻的军事指挥部去。这个市的众议员兼市长马魁特先生，把他准备向雷诺先生表达的泄气话事先让我尝了一下滋味。
总理到了以后，我对他说：“这三天来，我看到了我们是多么快地倾向于投降。我也曾竭尽绵薄之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拒绝屈从于停战协定。你要是待在这里，就会为失败主义分子所把持。你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这样做了没有呢？”“决定了！”雷诺回答说。“这样我就必须尽快到伦敦去，设法请英国人帮助我们解决运输问题，”我接着说，“我明天就走，将来在什么地方来和你会合呢？”总理回答说：“到阿尔及尔来和我会合。”
我们约定，当晚我就动身，到布列塔尼时停一下，看看那儿有什么可以装船的。最后雷诺先生叫我请达尔朗在第二天早晨去见他。他告诉我说，他要和达尔朗谈谈舰队的问题。
达尔朗正往拉奎利托德去。当晚我打电话找到了他，并把约谈的事情告诉他。电话里一个气冲冲的声音回答说：“明天到波尔多去？我真不知道总理究竟在那里干什么。但我有指挥权，我有，我不能浪费时间。”最后他还是服从了，但他的声音预示了前途的黯淡。几分钟以后，我在推测国务部长让·伊巴耐加莱同某些人进行简短交谈后的变化，这个人一直是以热烈拥护作战到底的姿态出现的。当我正在光辉大厦和乔弗洛·德·古塞尔一同进午餐时，他找我来了。“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他说，“除了服从我的上司贝当和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我回答说：“有一天你也许会体会到，对于一个部长来说，国家的安全应当压倒一切感情。”那时贝当也在同一个屋子里吃饭，我默默无言地过去向他敬礼。他也一言不发地和我握手。自从那次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贝当元帅是被怎样一种潮流卷着滚向怎样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啊！这位特殊人物毕生都在努力抑制自己。他的骄傲不容许他用奸计，他的精力不容许他安于庸碌，他的雄心不容许他投机，他在孤傲中培养了一种统治欲望。他对自己的估价、他所碰到的钉子和他对别人的鄙视，使这种欲望变得牢不可破。他享尽了军界的光荣，但这并没有使他满足，因为他没有独占鳌头。现在，在他的生命的残冬中，事实竟忽然为他的才华与骄傲提供了期待已久的机会——无限制地发展，但却有一个条件——他必须利用灾难来做他往上爬的盾牌，并且要用他的光荣来装饰这块盾牌。
无论如何，这位元帅认为局势已经输定了。这位老军人曾经在1870年之战以后荣膺重任，自然就会倾向于认为，这次不过是另一场普法战争。在第一次战败之后，我们在1914—1918年的第二次战争获得胜利。后一次我们是有盟友的，但盟友毕竟只起次要作用。现在我们正在输掉第三场战争。战争是残酷的，但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色当战役和巴黎陷落以后，唯一的事情是终止战争，谈判，必要时就像梯也尔[3]在同样情况下所干过的那样——毁灭公社。在这位老元帅看来，这次冲突的世界性，到海外领土去发展的可能性，希特勒得胜后在人们意识上的后果等等，都不在考虑之列。他不习惯于考虑这些问题。
无论如何，我深信贝当元帅在其他时候如果遇着国家投降的事情，是会出山的。我相信只要他还没有失去本色，一旦看到自己错了，看到胜利仍然是可能的，并且法国也将分享胜利果实，他就会马上回到战争的路线上来。但事实非常不幸！岁月的流逝已经腐蚀了他那外壳下的性格。年龄已经把他交付给某些人操纵，这些人善于利用他那尊严的倦意作为自己的挡箭牌。人一旦衰老就好像船在海上遇难。祸不单行，贝当元帅的晚年正好和法国的遇难同时发生。
当我驱车前往布列塔尼去时，心里一直想着这些事。同时我也在坚定自己的决心，不论战况如何，我都要坚持下去。6月15日早晨到勒恩时，我见到了指挥许多军队在美伊尼东边作战的勒内·阿尔特梅耶将军，还有军区司令季特利将军以及意勒-埃-维朗的省长。他们三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尽力工作。我尽量加以组织，使他们的人力物资能配合起来保卫那一部分国土。接着我又到布雷斯特去，途中赶上一些英国供应队，它们正到那里准备撤退。我在海军军区司令部与海军上将特劳普和拉波德（后者绰号“西方海军上将”）等研究可能得到的船只，以及布列塔尼各港口军队登船时所需要的船只。下午我登上了驱逐舰“米兰”号。这只船把我和以勒穆万将军为首的化学专业人员送到普利茅斯去。勒穆万将军是军备部长劳尔·道特利派去的，任务是将重水送到英国安全地带保存起来。当我们离开布雷斯特停泊处时，正准备开往达喀尔的“黎塞留”号向我致敬。我离开普利茅斯后就到伦敦去，16日黎明时分到了目的地。
到达几分钟以后，戈宾和莫内先生到海德公园饭店来看我，那时我正在洗澡。大使先生说我要和英国人接头的许多事情以及运输问题的讨论，都已经安排在早晨举行。那时也有一个说法，除非法国向德国投降，否则丘吉尔将在第二天早晨到康加诺去和雷诺先生会见，共同决定如何进行海路撤退。接着那两位访客就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他们说：“我们知道，波尔多方面的投降情绪发展得很快。的确，当你到这里来的时候，法国政府就用电报证实了雷诺先生在13日向丘吉尔先生口头提出的要求——让法国解除3月28日的协议。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英国人的答复是什么，因为要到早晨才能送到。但我认为在舰队问题获得保证后，英国人是会同意的。所以我们已经逐渐接近最后关头了。尤其是那天将在波尔多开内阁会议，而那次会议又非常可能是有决定意义的。”
戈宾和莫内两位先生又说：“我们想到，如果在这种局势中加进一些新的因素，引起一些激荡人心的刺激，就可能改变人们的看法，或者至少可以坚定雷诺先生去阿尔及尔的意向。因此，我们便和外交部常任副大臣罗伯特·凡西塔先生拟订了一个看来惊人的计划，即由伦敦政府向波尔多政府庄严地提出一个英法联合议案。两国应决定将行政事务合为一体，共同管理资源，共同负担损失。总之，两国应当把命运完全互相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形下提出这种议案，也许就能使我们的部长们重新考虑，或者至少也要拖延投降时间。但我们首先要使英国政府采取这个计划。唯有你能从丘吉尔先生那里得到这个答复。我们安排好让你和他共进午餐。如果你赞同这个看法的话，那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
我把他们拿来的条文看了一下，马上觉得这件事情的规模太大，不可能马上实现。显然，两国即使只在原则上把英国和法国以及它们的制度、利益和帝国融合起来，这样做好处也很大，但这种大事光靠交换照会是无法办到的。提案中的几点，纵使能实际确定（如共同负担战争损失），也需要进行复杂的谈判。但英国政府如果向我国提出这样一个提案，就的确表示了一种团结精神，可能具有真正意义。最重要的是，我跟戈宾和莫内先生的想法一样，认为这种提案在雷诺先生所处的那种千钧一发的关头可能起到一些安慰作用，同时他对于自己的部长们也就有了坚持的理由。因此，我同意尽力使丘吉尔先生接受这个计划。
这一天早晨非常忙。首先是决定“巴斯德”号的目的地，那时它刚把1000门75毫米火炮、几千挺机枪和弹药等从美国运出来。它正在海上航行，准备开往波尔多。由于军事代表团的建议，它将接受我的命令，转到英国某个港口。这宗货物当时已经是无价之宝了，在那种局势的变化下，绝不能让它落在敌人的手中。事实上，“巴斯德”号运来的武器重新装备了英军，因为他们在敦刻尔克几乎把物资丢光了。
至于运输问题，我发现英国人有诚意帮助加强我们的工具，把军队撤出来并保护供应队。执行这项任务的机构将由英国海军部和我国阿登道尔海军上将领导的海军代表团联系成立。但是伦敦显然不大相信法国官方会振作起来。我在接触中感到，许多事实表明，我们的盟国在各方面的措施都是在假定我国即将退出战斗的前提下决定的。最要紧的是，我国海军的命运始终盘桓在他们的心头。在这危难的时刻，每一个法国人遇到任何英国人时，似乎都可以感到有一个若隐若现的问题压在他的身上：“你们的舰队将怎样呢？”
当我和戈宾先生和莫内先生同英国首相一起在卡尔登俱乐部进午餐的时候，英国首相实际上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论情况怎样，”我对他说，“法国舰队是不会自动投降的。贝当本人也不会同意这样做。此外，这个舰队还是达尔朗的采邑。一个封建将军是不会把自己的采邑奉送给别人的。但要保证敌人的魔爪不伸到我们的舰队上来，我们就必须坚持作战。呃，我必须告诉你，你在图尔的态度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你在那里似乎毫不重视我们的盟约。你那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被我们的主降派抓住了。‘你们可以完全看清楚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们说，‘英国人自己就答应了这一点。’不能这样！在我们处于危如累卵的时候，你应当鼓励我们的事绝不应该是那样的。”
丘吉尔先生似乎有些动心了。他和他的私人秘书莫顿少校商量了一会儿。我认为他是在最后时刻打算采取必要的步骤，修改一个已经作出的决定。也许这就是半小时后波尔多的英国大使把他已经交到雷诺先生手里的一份照会撤回的原因。在这个照会中，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法国必要时接受德国的任何停战条件。
接着我便向丘吉尔先生提出两国联合的提议。“哈里法克斯勋爵已经向我说过了，”他说，“这口气可不小啊！”“不错，”我答道，“这意味着实现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态度还是可以马上表示的。就目前的形势说来，任何能支持法国和我们联盟的东西，你都不应当忽视。”经过一阵讨论之后，首相同意我的看法。他马上召集内阁会议，并亲自到唐宁街去主持。我和他一道去了。当大臣们在辩论的时候，我和法国大使在内阁会议室旁边一间办公室里坐着等候。这时我打了一个电话通知雷诺先生说，傍晚以前英国人如果同意，我将送给他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他回答说，他将为此把内阁会议推迟到下午5点。“但是，”他补充说，“不能超过5点。”
英国内阁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开会期间不时有这个或那个英国大臣出来向我们法国人解释某些问题。忽然他们全都进来了，丘吉尔走在前头。“我们全都同意。”他们喊道。实际上除开细节以外，他们所提出的条文和我们提出的完全一样。我马上打电话给雷诺先生，并把这文件念给他听。“这非常重要！”总理说，“会马上就要开了，我将利用这个文件。”我在几句简短的话中把我所能说的鼓励之词都说出来了。接着丘吉尔先生又拿起话筒说：“喂，雷诺！戴高乐是正确的！我们的提议将产生巨大的效果。你必须抓住这一点！”当他听到对方的回答以后又说：“好吧，明天见吧！在康加诺再见。”
我向首相告辞。他借给我一架飞机，让我马上回波尔多去。我们说好，如果情况需要我回来，这架飞机仍然应由我掌握。丘吉尔本人则要去赶一趟火车，以便登上一只驱逐舰到康加诺去。晚上9点半，我在波尔多着陆。我办公室的亨伯特和奥比尔坦上校在机场迎接我。他们告诉我，总理辞职了，总统勒伯伦叫贝当元帅组织政府。这就意味着投降已经是肯定的了。我当时立即下了决心，一到天明马上离开。
我去见雷诺先生。我发现他对于贝当掌权的后果根本不抱幻想。同时，他也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只有亲眼见到的人才能体会在危难的时候掌权是一种多么残酷的考验。总理先生这些天来一直是日不暇给，席不暇暖，感到法国命运的重担完全压在他个人身上。一个领导人在危难的时候总是孤立无援的。他首当其冲地经受了我国沦亡的各阶段中的逆流——色当被德国人突破，敦刻尔克败退，巴黎的放弃，波尔多的瓦解。但他只是在我国大难临头的前夕才掌权的，根本没有时间来应付局面。而且他事前也曾长期地主张采取一种可以解救这种局面的军事政策。他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面对了这一场暴风雨。在这些剧变的日子里，雷诺先生从没有失去把握，也从没有失去自制而冒火或抱怨。这样一个高尚的人物不幸被过分沉重的事物压垮了，这种情景是令人悲痛的。
从根本上说来，如果条件允许一个国家在现存的秩序基础上按传统的成规来指挥战争，那么雷诺先生的性格就最为相宜。但一切已经土崩瓦解！政府的首脑看到整个体系在他周围垮台了，人民在惊奔逃窜，盟国也溜了，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也靠不住了。自从政府撤出首都以后，掌握政权就变成任务、纪律、良心陷于混乱而忍受煎熬的痛苦过程。在这种情形下，雷诺先生的智慧、勇敢与处理公务方面的权威，可以说都不起作用了。在事实的怒涛中，他已无法驾驭。
如果要重新驾驭一切，他就必须从这个旋涡中脱出身来，迁到非洲去重整旗鼓。雷诺先生看到了这一点。但这样做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他必须撤换最高统帅部，摆脱那位元帅和一半左右的部长，还必须和某些势力决裂，有法国本土全被占领的准备。总之，他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局势中打破一切成规惯例，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
雷诺先生认为让他在正常的和可以预见的范围以外作出决定，是很不恰当的。他企图通过一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特别说明了他为什么只要英国人答应，就打算考虑德国人的停战条件。他无疑认为，即使是那批主降派看到停战条件之后，也会望而生畏；于是有声望的人又会团结起来继续作战，使国家得到挽救。但是这一场悲剧太残酷了，使他无法解决。要么不惜一切牺牲继续作战，要么立即投降，只有两条极端的道路，再没第三条路可走。雷诺先生没能完全采取第一条路线，向贝当让了步；而贝当则完全采取了第二条道路。
值得说明的是，在那千钧一发的关头，国家对第三共和国的领袖也没有提供什么可靠的支持。诚然，很多官方人士都害怕投降。但是当局被应由自己负责的灾难吓倒了，根本没有反应。当他们面临攸关法国现在和未来命运的问题时，议会不开会了；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无力采取果断的解决办法；而共和国的总统甚至在内阁里面也不愿代表共和国的最高利益多说话。实际上，我国这次毁灭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在闪电的光芒之下，我国政府暴露出它可怕的虚弱状态，显示出它与法国的国防、荣誉与独立根本不相称，而且也风马牛不相及。
晚间，我到英国大使罗纳德·坎贝尔所住的饭店去告诉他，我打算到伦敦去。前来参加会谈的斯皮尔斯将军也说要和我一块儿去。我通知了雷诺先生。他在秘密款项中支了10万法郎给我。我要求马尔热里立即把去英国的护照送到卡朗特斯去，给我的妻子和小孩，让他们乘最后一班船离开布雷斯特到英国去。6月17日早晨9时，我和斯皮尔斯将军、副官德·古塞尔乘前一天晚上载我回来的英国飞机起飞。启程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难或惊险。
我们飞过了罗舍福尔和罗舍尔。这两个港口的船只被德国飞机炸得起火燃烧。接着我们又飞过了班朋，我的母亲在这里病得很厉害。由于附近销毁了一些军火库，这儿的森林正在冒着浓烟。我们在泽西停了一下之后，就在下午很早的时候到了伦敦。当我们进入房间后，古塞尔立即打电话给大使馆和代表团，但得不到回答。我感到自己是孤独一人，一切都被剥夺了，就像一个人面对着一片茫茫的大海，准备跳到水里游过去！
注释：
[1]施里芬是1891—1907年间的德国总参谋长，德国军国主义化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曾经制订过一个征服法、俄两国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对发动两次大战的德国帝国主义者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2]当时的法国驻意大利大使。
[3]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客，是摧残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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