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进一张工作台后，不到10平方米的工作间显得有些局促。赵嫣一坐在明晃晃的无影灯下，手边大大小小的毛笔、刷子、直尺、美工刀、胶水、颜料一字排开。桌面上摊开几张根据文物原件打印放大的精细图像，一旁整齐叠放着宣纸等各类纸张。
中共一大纪念馆有12万余件藏品，其中大部分是纸质品。在展馆里，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仔细浏览展柜内的各类珍贵文献，不时慨叹。在距离纪念馆5公里之外的工作间内，藏品保管部馆员赵嫣一正小心翼翼地修复、仿制用于展出的珍贵文物，迄今为止，她已独立完成了160余件文物的修复以及仿制工作。
仿制要对得起文物和观众
2014年，从复旦大学文博系研究生毕业入职中共一大纪念馆时，赵嫣一接到的主要任务是文物保护及修复。一年后，她接到新任务——仿制文物，用于替换展出，要求“精益求精，以假乱真”，其中主要是纸制品的仿制。
“大众宣传物一定用的成本低廉、最便于传播的纸张，这些材料选材并不考究，最容易发生脆化、发黄的情况。”赵嫣一说，到了现代，虽然有恒温恒湿的保存条件，但因为先天不足，有些文物不太适合展出，为了满足展览要求需要制作仿制件，制作完成后，通过原件和仿制件轮流展出，既可以满足参观需求，也有助于对文物的长久保护。
仿制时，赵嫣一的原则是尽量用原工艺原材料，尽可能做得和原件一致，要“对得起文物，也对得起观众。”但是，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当年的油印、石印等印刷技术已经被淘汰，为了复原当年的文件、书籍等，赵嫣一必须把这些技艺重新捡起来。
关键藏在细节里。中共一大纪念馆藏有一件董必武的亲笔题词，写有“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等字。尽管赵嫣一已仿制过多次这件珍贵的馆藏一级文物，但由于难度大，每次仿制，她仍然一万个小心，不能有任何纰漏。
首先需要制作一张和原件一模一样的宣纸。原件采用的是洒金工艺，宣纸上有星星点点的金色图案，为了仿制这些图案，赵嫣一将白色宣纸盖在高清打印的文物图片上，在底部光源的照射下，用颜料一点点描画出宣纸上的图案，大小和位置必须完全一样。
接着，需要在仿制好的宣纸上用中国古代书画中的摹写技艺，把董必武的字一个一个拷贝到纸张上，和临摹不同的是，摹写要求将底稿上的字完全一致进行拷贝，需要先用铅笔描边，再用最细的毛笔蘸墨，根据浓淡变化，用笔尖上的两三根毫毛，把笔锋细节一点点勾摹出来。
“虽然原件上只有18个字，但完成描摹需要两到三周，错了一笔，就得全部重来。”赵嫣一说，有些错笔，观众未必能看得出来，但只要自己看得出，就不能允许，要逼近百分之百还原的要求。
描摹只是仿制工作中的一环，文字的颜色更是关键，因为不是所有颜色都有现成可以拿来用的，而是需要一点点调配出来。赵嫣一仿制过陈独秀写的《政治主义谈》，这是一本1920年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的小册子，别看只有薄薄一册，要复原封面上的红色书名并不容易。
赵嫣一说，首先要用色差仪通过无接触的方式，将原件封面上红字对应的色值提取出来，再不断调配颜料，得到最接近的颜色才能开始摹写。工作台上，常年放着颜色校对表，仅红色一种颜色，从浅到深就有7种，根据牡丹红、胭脂红和水的不同配比，调出的颜色就有细微差异，对应色值甚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
实践奠定专业基础
“我这工作很有意思，除了要学印刷，还得学装订、篆刻等技术。”赵嫣一解释说，很多纸制品上都有印章，为此她买来便宜的青田石练习篆刻，好在大学时她就经常自己刻橡皮图章，有一定基础。此外，装订册子的钉子也要复原出铁锈的效果，钉子是平时办公用的订书钉，铁锈效果要用酸洗的技术实现。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中，有一件1938年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手稿。赵嫣一仿制过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其逼真程度甚至骗过了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老馆长。有一次，老馆长去博物馆参观，看到展出有《游击队歌》手稿时十分惊讶：“‘一大’（纪念馆）这么大方，把原件都借给你们了！”旁人笑着提醒：这是你们馆的小赵帮我们做的仿制件。
当记者以为仿制工作需要极强的动手操作能力时，赵嫣一却说，这和手巧关系不大，更多靠的是脑子。在仿制《游击队歌》手稿时，纸张是她一张一张叠上去的，直到达到和原件一样的厚度。“并不是技术有多难，而是别人可能不会注意纸张厚度这种细节，用一张纸和十张纸，薄厚不同，观感也完全不同。”
严格来说，“80后”赵嫣一并非科班出身，老家山西的她本科就读于复旦大学金融专业，大二时辅修第二专业博物馆学，研究生时跨专业学习文物保护，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对纸张的腐蚀讲解老化作用。这段经历也为她进入文保领域奠定了专业基础。
文物修复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在学校时，赵嫣一的导师经常推荐她去杭州等地跟着古画修复师学技术，她见过的损毁最严重的画已经碎成片片。“就像我们平时玩的拼图，2000片的那种。”
面对破损严重的画，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丰富的经验，仅仅是在画上刷刷子这样看似简单的操作都极不容易。“要保证刷子把画黏合得好，同时又不能让刷子损坏画，其中的力道靠讲是讲不清楚的，也没办法用压强仪，只能亲自上手体验、感觉。”
赵嫣一的导师从事纸质文物保护的研究，也为博物馆提供文物保护方案，因此常常需要对文物进行成分分析，其中不乏十分名贵的书画。“当时我对文物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只知道这些东西在拍卖会可能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最开始，她发现做文物保护可以近距离观看，为了采样做分析，甚至可以把原件拿在手上，这是普通观众永远不会拥有的机会，也是她从事文保工作最开始的兴趣点。
“确实是被这些浮光掠影所吸引。”刚来一大纪念馆工作时，赵嫣一承认自己心里有落差，特别是跟在博物馆的同学相比，他们动辄就能见到价值上千万的文物，而自己每天经手的都是革命文物，“不是所有文物都是精美的艺术品，也不是所有文物都具备很高的市场价值”。
穿越时空的交流
工作久了，赵嫣一对文物的心态经历了微妙的变化。她慢慢发现，与艺术品相比，革命文物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它们未必能在拍卖市场上拍得很高的价格，但其中有很多‘人的因素’，这些价值，远超一串数字。”
赵嫣一曾仿制过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中文全译本。1927年，共产党人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批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浙江宁波镇海乡下，由其父放在衣冠冢里默默守护二十多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其中就有这册珍贵的《共产党宣言》。
在仿制过程中，她发现，张人亚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宣言》封面上其实有两个章，其中一个是大众熟知的左上角的长方形印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而在封面右下角最隐蔽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白清水”的章，这个章盖在油墨最浓的地方，蓝黑色，且只有另一个章的十分之一大小，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如果不是因为仿制工作需要抠得很细，可能没人会关注这枚小印章。”发现这枚印章时，赵嫣一不知道白清水究竟是谁，后来她才意识到，“白”字加上“水”字就是“泉”字，而“清”字则是“静”字的一半，“白清水”就是指张静泉自己，这枚印章是由他自己盖上的。
“我常想，为什么张静泉把自己的名字盖在这么隐蔽的地方。”赵嫣一说，对张静泉来说，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认为自己的名字不能掩盖信仰的光辉，因此盖在边缘上就可以。
谈及这段经历，赵嫣一深有感触：“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能穿越时空跟他有一点交流，这种细节透露了一个人的本真，这是比那些价值几百上千万的文物更加触动人心的东西。”
类似不为人知的细节，在赵嫣一的工作中还有很多。不久前，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所穿的藏青色风衣和在万隆会议上所穿的浅色中山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首次向公众展出。展出前，为修复这两件衣服，赵嫣一负责材料分析，她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两件衣服。
“总理的后人对衣服非常珍视，几十年没穿过，一直放在柜子里，虽然衣服的主人已经离开，但通过留在上面的一些细节，依然能感受到总理的为人。”赵嫣一说，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穿的中山装，外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只有一点“不完美”，那就是领子后面已经被洗烂。“可见他平常是多么爱护这件衣服，但因为穿了很多次，又经常要伏案工作，所以领子是磨得最厉害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嫣一说物质于她的意义越来越小，自己更加喜欢去探究人的心灵和选择：“人究竟如何度过这一辈子？”
她对曾仿制过的一份周恩来手书的悼词难以忘怀。1946年，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周恩来怀着极大的悲愤写下了这份七十多字的悼词，后由邓颖超在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追悼大会上诵读。
这份悼词深刻地指明了凶手必死的下场，同时也表明了誓死不屈的信念。“里面有一句话，‘心不死，志不绝’，虽然字数不多，但情感冲击力非常大，在仿制的过程中，这些文字把你带到了不一样的世界里去，就像穿越了一样，对我来说，这是让人生得以拓宽的一个机会。”
来源：作者：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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