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日报》网站日前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抑郁症、焦虑症或强迫症：丘吉尔、肯尼迪、加夫列尔·博里奇或曼努埃尔·瓦尔斯得过的心理疾病》，全文摘编如下：
心理疾病在国际政治界普遍存在污名，因为它会给患者带来负面联想。正因如此，大部分病例都保持匿名，很少有公众人物将病情公之于世。一些人公开时已不再担任要职，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坦白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以下是一些例证。
丘吉尔：与抑郁症抗争
英国一些著名领导人都遭受过精神疾病的摧残。保守党人、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公开谈论过他的抑郁症，称“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另一位前首相，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1976年意外辞职。他身心俱疲，外界对此有多种猜测。
回到当下，被视作“工党最亮眼的后起之秀之一”的纳迪娅·惠托姆是英国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她在2019年赢得这个席位，时年23岁。从胜选那天开始，她长年累月地工作，奔走于气氛凝重的威斯敏斯特宫与东诺丁汉选区的选民之间。
去年5月，惠托姆宣布自己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目前正遵医嘱暂时休假。她承认，几个月来她一直在默默地与“持续的健康问题”作斗争，尽管她“曾试图克服”，但病情已发展到“显然不可能”的程度。她勇敢坦诚的言论受到同事们的赞扬。4个月后，惠托姆重回本职工作。
许多英国政客都在默默地忍受着。在一项对下议院146名议员的调查中，近40%的人承认遭受压力，近20%的人提到政治因素导致的睡眠障碍和疲劳。
瓦尔斯：曾“濒临崩溃”
现年59岁的曼努埃尔·瓦尔斯去年承认，2017年和2018年是他最艰难的时候。这位法国前总理和前巴塞罗那市议员说，在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令人失望的任期结束后，他一直郁郁寡欢。他在《没有一滴法国人的血》一书中解释说：“我当时濒临崩溃。”
有批评称，瓦尔斯透露这些个人困难是为了挽救他不受欢迎的形象，为他重返法国政坛提供理由。事实上，这位痴迷政坛者将作为马克龙派联盟的候选人，参加6月的议会选举。除了瓦尔斯的理念和形象得到或多或少的同情外，他的言论因公开触及法国政治阶层的一个禁忌话题而引人注目，在法国，领导人往往被认为具有铁一般的心理健康。
2017年1月在社会党初选中落败后，瓦尔斯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他吃得很少，理由是所谓的麸质不耐受。这些困扰恰好与他被法国政坛一线排挤出局相吻合。他从总理变成了一名普通的议员，被他以前在社会党的同事视为叛徒，还被他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议会多数派中的新盟友视为怀疑对象。
据这位前总理说，在私人生活遭遇困难的那段时期，他令人意外地涉足加泰罗尼亚政坛。他决定换个环境，就像一个对原有工作失去感觉的工人开始新的职业挑战。
尼克松：长期秘密服药
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关注心理健康护理，各种心理问题已经撇掉部分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污名，更多的美国政客决定公开谈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例如，冲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发生后，一些人承认在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2020年，纽约市市长候选人科里·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专心对抗抑郁症，并承认对作出这一决定“感到如释重负”。
然而，对于美国有政治抱负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大体上仍是一个禁忌。精神疾病或问题仍被当作政客“橱柜里的骷髅”，包括那些入主白宫之人。而在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F·肯尼迪等备受瞩目的人物身上，这些秘密在多年后才被曝光。
相关调查和文件显示，尼克松服用了“地塞米尔”，这是一种苯丙胺和巴比妥酸盐的混合物，用于治疗“精神和情绪压力”。他还服用半片具有催眠作用的道力顿，以及每天服用三次甲丙氨酯来治疗焦虑症。1973年，他开始服用安定，和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一样，他对此事保密。
现在还知道，肯尼迪除了服用大量药物治疗身体疾病外，还使用多种药物治疗焦虑和抑郁等疾病。他每天服用一定剂量的甲氧苄啶甲丙氨酯，和频次稍低的“地塞米尔”、精神兴奋剂利他林和抗焦虑药利眠宁。他的药单还有抗精神病药三氟拉嗪。
197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的竞选副手，托马斯·伊格尔顿在被曝曾因抑郁症住院并接受电击治疗后被迫退出竞选。从那时起，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都没有承认经历过或接受过任何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曾担任老布什总统医生的伯顿·李说，这种做法是“死亡之吻”。
博里奇：强迫症患者
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居民所患疾病的22%。专家说，新冠疫情和封控措施使情况恶化。尽管这些数字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但政界往往看上去不受其侵袭。
智利的巴勃罗·隆盖拉和现任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似乎成为特例。隆盖拉是极右翼政党独立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之一，外界认为他个性鲜明，同时精于政治谈判。令人惊讶的是，2013年年中，他在赢得该政党初选后退出了总统竞选。随后，独立民主联盟的埃尔南·拉腊因议员承认，隆盖拉之前已经经历类似状况。2013年以后，隆盖拉离开了政坛中心。
博里奇曾多次提及他患有强迫症，还是在12岁时确诊的。他在竞选活动中说：“2018年，我主动在智利大学的霍维茨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幸运的是，与绝大多数智利人不同，我有机会接受治疗……这是一种不会痊愈的疾病，不过在接受长期治疗的情况下，现在我感觉良好。我正在服药治疗，每天吃四次药并接受长期观察，生活质量也因为负担减轻许多而得到改善。”
博里奇说，他在公开谈及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认为在智利谈论心理健康是件好事。心理问题一直被严重污名化，很多时候人们三缄其口，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来源：参考消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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