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 （农健/图）
即便是病中初愈，罗新的谈话听起来也充满自信。他谈起自己的病程，谈起对历史与社会的看法，用词准确，没有含混。他还会鼓励采访他的记者也要自信，“反正就是要敢问。”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过去三年，罗新从一位历史学圈内的知名学者，成为一名大众熟知的知识分子。在推出专业作品的同时，他就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他的自信与勇气，经常让他的观点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
罗新考虑过减少媒体采访，今年新书《漫长的余生》出版后，他主动推辞了很多采访。面对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和越来越广的受众，他曾经反思自己的言论有没有因听众的不同而改变，“我改变了自己说话的基本内容吗？我说话的原则发生变化了吗？是不是今年说的和去年说的，立场有了很大不同？”他觉得无论面对的是谁，要诚实地说出一样的话。
三年的时间里，罗新的情绪和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两个波峰，一个是2020年初，一个2022年的春天。形势相对平静的时间里，他看书，写作，旅行。他热爱行走，他的旅行文学《从大都到上都》在2022年重版，后记里写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何以解忧？唯有行走。”
罗新说话不拐弯抹角。要把一件事情讲明白，其实他有更加委婉的办法，比如在课堂上面对低年级的本科生时，他会把话说得更加温和，不那么直接。但是面对研究生、面对记者，他立刻愿意袒露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并用最明晰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他有意为之，他对自我表达的要求是“清晰、彻底”。“如果你的表达不清楚，最后就会造成你的思想不清楚，你的脑子也就不清楚。所以我要让我自己的表达变得清晰，这样能保证我的脑子是清楚的。”他说。
罗新有时会担心他的学生们。2020年春季学期刚刚开始上网课的时候，面对屏幕，罗新对学生们说：“你们在经历非常特别的时期，像你们这样不能够到学校，不能和同学、老师接触，没有了高等教育里应有的重要内容——校园生活，当然是你们很大的损失。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们可以把这当做一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经历，你们从中去观察、学习一些你们之前、之后的同学们都学不到、得不到的经验。你们有更长的时间在家里，对社区和家庭，你们也可以做些观察，看人们如何处理这个对全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罗新看不到电脑屏幕那一头的学生听到这些话时的反应。那时候，没有人预料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多久。2022年年末，又一个学期结束了。此时正值三年来疫情防控政策优化，面对要提早回家的学生，罗新又想起了三年前自己说过的那段话。“你们是很特别的一代人，你们经历过前人从来没有在你们这个年龄经历的事情。”他再一次对学生们说，“希望这种经历对你们有意义，帮助你们去思考很重大的问题。如果想得深刻，想得深入，你们会在专业领域提出过去的学者提不出的问题。”
过去的三年在他的生命里是怎样的存在？罗新说，他现在还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三年是一个“时间节点”，他希望自己可以借这个机会反省，甚至唤起更多的人去反省，“为我们未来某种健康的生活打下一个基础。”
他说他永远相信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成长中，都会带着所生长环境带来的局限，就像我们带着1970年代那种教育的局限进入1980年代一样。”但是过去三年给了年轻人自我解放的“特别好的机会”，“让年轻人摆脱那种简单的确定性，那种对于物质成长的简单的信心。”他的信心来源于此。
从2020年春天开始，罗新第一次把自己思考的重心放在对人的思考上。“人类是个什么特殊的存在？人类作为一个种类和我们作为其中一员、小小的个体，这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类，同时又那么强烈地且无法剥夺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最近三年，他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些。
《漫长的余生》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北魏宫女的生命历程，探讨历史中普通小人物的沉浮。在某种角度上，这本书的主旨暗合了罗新这些年的思考，但他想的是“比这些表层的表达要深一些的事”。他说，“我也不能说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想透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还在继续思考，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一个崭新的话题。”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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