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5年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及2017年教育部等三部委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发布，特别是2017年首批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公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式进入“双一流”建设时代。2018年8月教育部等三部委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则为“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双一流”建设走出了“211工程”“985工程”的“一揽子”学科建设的桎梏，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特色化发展的新时代。
但是在新时代，有些高校为了迎合“双一流”建设，纷纷取消独立设置的二级学科平台，进而造成部分二级学科的萎缩。其中，作为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双一流”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学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谋求新的发展，成为确保这一学科良性发展的关键。
进入2010年后，随着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利好以及制造业发展战略的转型升级，职业教育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的道路。然而，作为二级学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本身的建制却遇到发展的障碍。
从2010年开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逐渐淡化二级学科点的授权审核，一级学科点的审核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二级学科的发展。一些曾经以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见长的高校，如湖北工业大学在2010年和2017年两轮次的学位点授权审核中均未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发展遭遇挫折。
与此同时，面临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战略，一些学校如东华理工大学开始将自己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撤销，不再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遭受更大打击。
新时期职业技术教育学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2010年后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时期，但是从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更多面临的是挑战。
1、一级学科点的授权审核阻碍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相关规定，从2010年开始，将不再接受各单位以二级学科的名义申报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试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申报制。尽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表示，二级学科将由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旨在增强学科发展的灵活性，但这种自主设置也仅在一级学科授权范围内进行，显然会阻碍二级学科的发展，其中职业技术教育学体现得更为明显。
例如，同济大学在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发展方面虽然起步较早，且有突出的工程行业特色和国际合作经验，但由于错过2006年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申请的机会，到目前也无法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尴尬境遇。
更为惋惜的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2017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总体要求》中规定，现有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在下一轮次（第十二批次，预计2020年实施）学位授权审核结束后将不再保留，并要求符合相关一级学科申请基本条件的单位，一般应申请新增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3]。这使二级学科点的建设与发展难上加难，部分只有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学科点发展将没有退路。如果在下一次学位点授权审核中，不能获批教育学一级学科授权点，所有独立建制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点将面临被取消的厄运。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的2017年动态调整撤销学位授权点的名单显示，东华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所学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授权点被撤销。这意味着，与职业教育有着天然联系的理工科行业高校在职业教育学科建设中要么放弃，要么走趋同化发展道路，而这并不利于职业教育学科的健康成长。
2、“双一流”建设的跟风现象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成长
尽管“双一流”建设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国高校扶强削弱的心态却暴露无遗[4]，这给部分二级学科点的成长带来诸多不安定的因素。
例如，为迎合“双一流”建设，各大高校集聚财力、物力重点发展本校优势学科，纷纷采取撤销、压缩弱势学科发展的策略。
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最新公布的2017年动态调整撤销的341个学位授权点中，二级学科就占到192个（56.3%），其中教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硕士点有11个，分布在高等教育学（3个）、教育技术学（5个）和职业技术教育学（3个）三个二级学科。
被撤销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硕士点的三所学校培养了10批次左右的硕士生。但由于身处行业高校，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与行业特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在“双一流”建设的时代压力下被所在高校裁撤。
培育“一流学科”、冲击 “一流学科”，固然要集中力量打造某些优势学科，但也需我们正确地理解文件精神，将“一流学科”建设成为“一流学科群”，而不是盲目地跟风裁撤所谓的“边缘性”学科。例如，三部委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文件中指出，要引导和支持具备较强实力的高校合理定位、办出特色、差别化发展，并鼓励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布局一批国家急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的学科[5]。
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相对新兴的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新的时期对于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重要战略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且该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工学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天津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已经形成较强的优势与特色，因此理应得到学校“一流”学科建设的支持。
尽管在教育部公布的“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大多属于一级学科，但也出现了部分学科群（如西北农林大学的农学）和交叉学科（如同济大学的艺术与设计），而在地方“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中，也看到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职教教师教育入选天津市特色学科（群）。这值得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反思。
3、职业技术教育学面临的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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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授权点的老牌师范大学或综合型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关照。
对于老牌师范大学尤其是省属师范大学而言，其起家学科一般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二级学科，在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授权后，并没有给予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点“平等”的发展空间，要么没有设置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要么即使设置了该二级学科但由于师资短缺、招生指标少等因素也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
对于综合性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其起家学科一般为高等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发展空间更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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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拥有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位授权点的行业类高校，该学科发展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
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与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科学化相联系[6]。在长期的发展中，一些行业类高校凭借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的平台，在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方面积累了比较优势，为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成长提供了肥沃土壤。
但是受“双一流”建设以及一级学科授权审核的影响，一批二级学科可能会在2020年由于申请不到一级学科而被裁撤。
事实上，这一“保级”大战已经提前上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点已经在2017年被取消，而湖北工业大学由于在2017年没有申请到教育学一级学科点，导致学科带头人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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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有实力建设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工科类高校和职业师范院校却一直无法申请到该学科点的授权。
一方面，对于工科类高校，如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虽有着深厚的工科背景和长期积累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培养经验，但由于错过2006年申请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的机会，以及因教育学整体实力的薄弱，近期很难申请到一级学科博士点，因此无法培养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
另一方面，对于部分职业师范院校，如江苏理工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等职业师范院校，尽管有着实力雄厚的职业教育科研团队和广泛影响力的科研交流平台（省级职业教育科研中心和职业教育重点期刊），但由于教育学科的不健全和整体实力的不足，再加上种种其他原因，短期内也很难有申请到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的机会，从而导致科研团队的边缘化、学术骨干的流失，资源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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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出路
1、借力一级学科，助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内涵式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作为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理论深度一直饱受诟病。职业技术教育学尽管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尝试建构独立的研究范式，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但是其毕竟是从教育学一级学科母体中演化出来的，因此要想实现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必须借助其母学科及邻近二级学科的理论基础和资源优势。
学科发展作为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经历了逐级的分裂与细化，最终形成了学院制的学科结构。学科发展史证明，任何一个子学科的发展都绕不开其母学科的“呵护”，而且处于姊妹关系中的子学科同样相互影响。
在17世纪，尽管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已分属于哲学的不同学科，但剑桥所教授的物理课程却“染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8]。为此，在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点的授权单位尤其是师范大学，应该充分利用其长期积累的大学科资源优势，助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内涵式成长，提升其冲击“教育学”一流学科的整体优势。
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32家，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至少有130家。其中，在32家博士点授权单位中，有22所是师范大学，这些师范大学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传统二级学科中具有较为厚实的研究基础和理论优势，能够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而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则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教育史、高等教育研究基础。
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其哲学范式有哪些？历史发展规律如何？课程开发的程序是什么？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教育学基本理论的支持。尽管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需要有行业背景的支撑，但是如果没有教育学作基础的话，就很难在基本理论方面有较深的研究。
为此，需要这些高校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实现统筹发展，在整体上带动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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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项目驱动。以教育学整体项目的设计，拉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连锁成长。例如，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持编写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系列丛书（2018）就收录了徐国庆所著的《从分等到分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路》一书。该书以史为经，以论为纬，提炼出40年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明确了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为职业教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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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师资支持。在当前很多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高校，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师资相对缺乏，这就需要其他方向师资的提携乃至转型发展。事实上，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早期发展在重点师范大学都获得了其他教育学方向师资的支持。如，华东师范大学借力了比较教育学和课程与教学论的师资，西南大学借力了课程与教学论和教育史的师资，而且这些师资都实现了向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成功转型，并有教师成长为职业技术教育学领域目前唯一的“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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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方向拓展。在一些以高等教育学起家的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尽管尚未有充分的实力开辟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但是在师资具备的条件下可以在高等教育学下设高等职业教育或工程教育方向，培养高等职业教育或工程教育领域的博士，助推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学在一级学科关照下的发展反过来也夯实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基础，进而促进所在单位教育学科在“双一流”竞争中良性发展，进而取得优势地位。
2、突出特色，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学的融合式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学与行业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培养行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实践面向，而这些行业高校到底培养什么样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则需要科学的研究和探索。
为此，一批行业类高校包括理工科高校、农林类高校、财经类高校、建筑类高校等相继加入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点的建设中，开始培养职业教育领域的硕、博士。
尽管这些行业类院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没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支撑，但可以利用自己的行业资源优势。张应强认为，“双一流”建设应避免同质化倾向，通过寻求多元化的发展，彰显各自的特色[9]。随着知识生产的多元化，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分野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为此，以华勒斯坦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主张重建开放性的社会科学，提出跨学科的制度改革建议，包括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规划、跨学科联合聘用教授、跨学系联合培养研究生等[10]。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也充分支持与鼓励“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指出应“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11]。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行业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为在新一轮的学科裁撤浪潮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必须借助本学校的独特资源优势，与行业特色专业实现交叉融合式发展，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实现学科发展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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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在学科定位方面，应根据本校的特色，将目标定位于培养行业类职业教育研究型人才。例如，湖北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高校坚守自己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充分利用机械、建筑、农业等专业资源优势，面向行业领域培养高端职业教育研究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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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学科招生方面，这些行业类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应放开招收机械、建筑、农业等专业领域的学生，拓展学科人才培养的学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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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学科人才培养中，应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协同培养的立体式框架，充分利用教育学以及其他专业学院的师资、实训设施甚至合作企业的实践资源等条件优势，助推研究生的复合式成长。根据沙姆韦（Shumway）和梅瑟-达维多（Messer-Davidow）的观点，学科知识的生产不单纯为知识论的层面，而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所谓跨科际的规训制度必须触碰知识生产的组织结构[12]。这种不同院系为了共同的学科知识生产而进行的组织联合便是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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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在学科的外延式发展中，应在本校特色一级学科点下设置职业教育或工程教育方向，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工程型教育人才。二级学科的灵活放权，意味着高校可以在二级学科科目外，甚至可以突破一级学科和学科门类的限制，设置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专业方向[13]。
例如，同济大学虽然暂时没有机会申请到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完全可以在其“一流学科”建筑学、土木工程等学科或者管理学科下设置职业教育或者工程教育方向，助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外延式发展。资源的统筹式协调，学科的交叉融合式发展，彰显学科发展的“集群效应”与“共振效应”[14]。这就为本校“双一流”特色学科的发展培育了新的增长点，进而实现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互动专业学位，实现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错位式发展
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学位体系的一对“双胞胎”，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互动。作为学术性学位二级学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与作为专业学位的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尽管定位于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但二者基于共同的教育学科以及职业教育学科基础，且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起源于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15]。
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学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着血脉联系，尽管今天走着高大上的学术研究之路，但仍然离不开专业学位的支撑。
华勒斯坦指出，在当代历史环境下，学科的彻底变革应超越“年鉴学派”那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在制度和学术组织上有所突破[16]。这一思路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的变革不仅限于大学体制内部，在整个宏观学科建制上也应该有所突破。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优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布局，完善学科新增和退出机制[17]。这或许给相关高校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为此各高校应把握时机，积极筹划，通过专业学位点的建设补偿学术学位点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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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对于工科类高校，如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可以争取教育博士的培养机会。这些学校一方面有着长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培养经验，另一方面也有各自的办学特色，如同济大学的德国职业教育研究、东南大学的科学教育研究等都在全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些都为教育博士面向职业教育领域招生、培养提供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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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对于顶尖职业师范院校，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应争取教育博士学位的授权，这或许能成为该校冲击“一流学科”的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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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实力较强但尚未有学科点授权的职业师范院校，如江苏理工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这两所学校拥有省级职业教育科研平台、重要职业教育期刊杂志、雄厚的职业教育科研队伍，有实力培养职业教育的硕士研究生，可以争取教育硕士以及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硕士培养的机会。
总之，专业学位的介入并不是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学术学位的僭越，而是在现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结合各自单位优势选择的一种错位式发展，这同样是对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贡献，而且也有助于这些高校尤其是职业师范院校打造自己的“一流”学科特色。
教育学二级学科面临危机的不仅有职业技术教育学，部分高校的高等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同样面临着发展的瓶颈。这既有学科本身的原因，也有依托平台、办学定位的原因。因此，这都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科的建制上做出科学的顶层设计。
重要的是，要突破一级学科学位点授权审核的限制，鼓励部分二级学科、特色学科领域、交叉学科领域的灵活发展，拯救处于夹缝生存中的学科领域，通过多元形式推进学科建设的良性生态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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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柯婧秋,石伟平.改革开放40年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展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1):22-27.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江苏高教”，作者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陈鹏，文章发于杂志《江苏高教》2019年第8期97-102。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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