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沈永锡曾考中秀才，思想倾向维新派，爱好自然科学，曾自学高等代数与微积分。母亲陈爱珠是当地一代名医的独生女，知书识礼，善于治家，有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幼时的沈雁冰受到开明的家庭教育和旧文学的熏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学和嘉兴中学就读。这两所中学的校长和多位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活跃。中学毕业后，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准备将来进文法商科。但预科期满，经济日窘，便没有继续求学，伴随着他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道路。19年，沈雁冰进入当时的“知识之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叩文学的门”时，是以翻译家、理论家、文艺革新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开通航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雁冰对外国文学进行穷本溯源的探讨，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团事件，如他自己所说是“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来俯瞰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五四时期，流行着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沈雁冰认为，新文学应当是反映社会人生的，因此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是介绍文学艺术，还应介绍外国的先进思想，用以抗议社会的腐败，激励民心，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他说：“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不公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他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不公抗议。”沈雁冰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为了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说：“我们真正主要的事还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进来，把国人的小说观念矫正一下”，这是指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没有正统地位。关于诗歌，他则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总之，“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两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关系。
1921年初，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诞生了。沈雁冰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负起“激励人心”、“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在创作方法上，“注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在“为人生”的大纛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人生进行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谛，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说月报》原是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刊物，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接办《小说月报》后，对《小说月报》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革新《小说月报》的意义不仅在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小说月报》除发表新人新作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文坛消息”，它“介绍西洋之新说，以为观摩之助”，“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动向”。这个专栏的开辟，意义深远。它将海外文坛最新动态和大量文学信息介绍进来，犹如一股春风吹进原来闭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大大开阔了中国文坛和中国青年的眼界，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有助于中国新文学向世界文学靠拢，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雁冰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据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选定的译文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小说方面共翻译过23个国家40个作家的作品；剧本方面曾翻译过10个国家12个作家的作品；杂记、书简、回忆录方面曾翻译过8个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显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国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写过许多介绍外国文学概况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介绍爱尔兰文学、比利时文坛、荷兰诗坛、意大利文坛、澳洲现代诗人、瑞士文坛、近代法国文学、新犹太文学、塞尔维亚情歌、现代捷克文学、未来派文学现状、骑士风的中世纪文学、苏联的文艺阵线、日本的普罗作家联盟、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欧美主要文学杂志、德国流亡作家杂志等等。他的《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内容范围之广、覆盖面之宽，为同时代作家、翻译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传和作品评介。1919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个欧美戏剧家的传略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作家近60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从荷马史诗起到十九世纪西方的39部文学名著。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内容之丰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应当记下一笔的。
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9年间，不仅从事大量的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建树、文艺社团的组建和文艺刊物的革新，同时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1920年7月，由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发起成立共产党小组，沈雁冰于10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小组。次年冬天，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后，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掩护，担任了《“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他一方面从事党务工作，一方面编辑《小说月报》，开展了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两次论战，发表了不少著名的论文。他的政治生涯虽和他的文学活动紧密联系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茅盾经历了从五卅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一段极其动荡的生活。1924年，奉共产党中央之命，他与恽代英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左派上海市党部。1925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山舰事件”爆发后不久，他由穗回沪，待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则操在蒋介石手中。报社工作及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消息为茅盾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茅盾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通缉。他在十分愤懑的心情下，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
《蚀》是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他们在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其中，《动摇》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许。写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前夕，发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取材于湖北某县的政治形势和当时一些未能披露的新闻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政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李克为代表的路线，一条是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汪精卫派的路线。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茅盾在《蚀》中已经显露了组织概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塑造多种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蚀》对于揭露旧制度、旧势力的黑暗，揭示小资产阶级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激发人们对黑暗现实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是，《蚀》的基调是消沉的，同一时期完成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如此，这和大革命失败后作家的苦闷心情有关。从此，茅盾脱离了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创作。
1929年4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通缉，也为了让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茅盾东渡日本，写下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目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她信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正当五四的热潮燃遍全中国时，十八岁的梅行素却由父亲作主嫁给苏货铺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将要成为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上了寻求新的人生的斗争之路。但是，诡谲多变的现实，颠沛的生活，黑暗与光明交织成她的生命之丝，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却爱着姨表兄韦玉。韦玉是个软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助梅增添斗争的勇气，反而劝她妥协。社会黑暗、排挤诽谤，使梅变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过且过我行我素的“现在叛徒”。正当她凭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冲来冲去的时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梁刚夫帮助她逐渐接近了革命、认识了革命、最后参加了革命。她已经完全不同于《蚀》中的静女士、章秋柳等人，后者自始至终沉缅在追求、幻灭之中，而梅则是虹一样的人物，作家说，“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是一个对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托了作家对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时期，作家写下许多优美的散文。《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散文既有怅惘、苦闷的情绪，也有对暴风雨和阳光的期待，和小说《虹》一样，是过渡性的作品，是作家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1928年到1929年间，中国革命文艺界内部发生了一场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的论战，文学史上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茅盾积极参与了这一场论战，在论战中，他提出并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里一部分人错误地把鲁迅、茅盾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在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时，把茅盾说成是“不长进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文学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小资产阶级是否违背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呢？描写对象与服务对象的问题便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次论争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如果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演绎和图解生活，势必产生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正确反映生活。茅盾认为，文艺的创造者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极密切的关系”，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之产生不能不根据三个条件：正确的观念，充实的生活和纯熟的技术，然而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茅盾的这些论文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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