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承军
导读：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 、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1932年，鲁迅应邀到北平师范大学演
81年前，始于北平的“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的学生抗日游行示威，迅速扩及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继而引发全中国全民族抗日救亡大风暴，史称“一二·九”运动。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作为革命青年导师的鲁迅，虽时已身染重疴，却不顾个人健康与安危，在一些日记、杂文和书信里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公开发表谈话支持学生运动，甚至成为运动的间接参与者，明里暗里帮助学生与中共地下党，其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笔者特将近年来搜集到的有关鲁迅与“一二·九”运动关系的一些珍贵资料做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以飨读者。
运动前的思虑与预见“一二·九”运动爆发前两三年，已侵占东北的日军又进逼关内，攫取了察哈尔和河北的大片领土，对平津形成包围态势，华北形势危急。而其时国民政府执意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准备撤出华北，并紧锣密鼓地筹划实施将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和团城的玉佛装箱搬迁到南方。1933年1月29日，上海《申报》号外载28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致北平各大学令，指责“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分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意即不准大学生逃难。同时社会上也出现所谓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的言论。对于这些重物轻人的做法及不准大学生逃难的观点，鲁迅连续发表《逃的辩护》《崇实》 《论“赴难”和“逃难”》 《学生与玉佛》等文章给以抨击和讽刺。
针对国民党当局准备放弃一座千年文化古城，而置民众和大学生死活于不顾的不抵抗政策，鲁迅在《崇实》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如果说要保存古物，那么北平“比一切现存的古物还要古”，“为什么倒撇下不管，单搬古物呢？说一句老实话，那就是并非因为古物的‘古’，倒是为了它在失掉北平以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
大学生虽然是“国民中坚分子”，“然而没有市价”，且又“多而新”。于是，鲁迅剥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以吊大学生：“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其中第三联讽刺当局面对国难首先想到的是“专车队队”，对比北平前门火车站那一队队气派整齐的运古物专车，大学生们的生命还不如古董值钱。
对于指责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的荒唐论调，鲁迅在《论“赴难”和“逃难”》一文中明确主张：“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声称自己就是“属于‘逃难党’的”。
他一针见血地质问：“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并说：“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在鲁迅看来，和日本人打仗主要靠军人，大学生尚非中国兵警的对手，又怎能对付得了装备精良、如狼似虎的日本兵呢？他反对“不教民战”，不赞成那种脱离实际的诸如“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之类无视生命的诗化宣传。
“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换言之，鲁迅希望大学生们应该脚踏实地去经受锻炼，成为有韧性有战斗精神的人，这样才能对抗日有所助益。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面对外部强敌铁蹄进逼，内部专制统治加剧，国家动荡不安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严酷局面，他握紧手中如椽之笔，既忧国忧民，针砭时弊，又对未来对人民充满着希望和信心。
这在他1934年5月30日写的一首《无题》诗中得以充分体现：“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短短四句诗，表达出作者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极为深远的思虑与预见，尤其是最后一句，透过表面的“无声”，敏锐地感受到人民革命惊天动地的怒吼，可谓力透纸背的石破天惊之笔。从该诗写作时间背景上看，不仅与八年前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那句著名警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遥相呼应，而且距“一二·九”运动爆发只有一年半多一点。显然，鲁迅已经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必将爆发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
运动初期既赞赏又担忧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后，身居上海的鲁迅是何时知道这一消息的？查这一时期鲁迅所写的日记、杂文和书信可知，最早有关“一二·九”内容的记载日期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鲁迅写了《“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其中讲道：“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鲁迅所言重申九年前“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具体指他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所写一些文章中对不赞成请愿的反复强调。鲁迅认为，“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在“一二·九”运动刚爆发的个把月里，鲁迅对平沪两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行动并非全盘肯定。1935年12月19日，他致友人曹靖华信中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上海早不成样子。我们只好混几天再看。”
21日，致信台静农说：“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1936年1月5日在致曹靖华信中又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
鲁迅这些言论，除一如既往对学生遭遇表示同情和关注外，也表明他对一个专制反动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无论是对过去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他都不抱以任何幻想。他担心这次学生运动会像以前一样遭到血腥镇压，又会白白牺牲掉许多年轻宝贵的生命却激不起多少浪花，不能给予人们以警醒作用。
公开发表谈话声援学生运动随着“一二·九”运动的步步深入和影响力不断扩大，鲁迅对这次学运的看法也发生积极转变。1936年5月中旬，鲁迅带病外出，在上海四川路内山书店接受《救亡情报》记者芬君（陆诒）的采访，就学生救亡运动、联合战线、目前所需要的文学和新文字运动四个方面做了半个多小时的访谈，首谈即当时北平、上海和各地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鲁迅说：
从学生自发的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处掀起澎湃的浪潮这一个现实中，的确可以看出，随着帝国主义者加紧的进攻，汉奸政权加速的出卖民族，出卖国土，民族危机的深重，中华民族中大多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已经醒觉的奋起，挥舞着万众的铁拳，来摧毁敌人所给予我们这半殖民地的枷锁了！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
“一二·九”运动时，北平大街上的游行队伍
再从这次各处学生运动所表显的各种事实来看，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横梗在民族解放斗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组织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
在行动方面，譬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动手铺设起被汉奸拆掉的铁轨，自动驾驶火车前进，这一切，都证明这次学生运动，比较以前进步的多，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但缺憾和错误，自然还是有的。希望他们在今后血的斗争过程中，艰苦的克服下去。同时，要保障过去的胜利，也只有再进一步的斗争下去；在斗争过程中，才可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学习一切有效的战术。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对“一二·九”运动评价相当高，字里行间充满着热烈关怀的激情，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本人亦不再是坐在书斋里动动笔，对运动既赞赏又担忧的一个旁观者，而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公开发表谈话，赞扬和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并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殷切希望。
鲁迅之所以在态度上转变，行动上参与，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仔细观察与认真思考，他发现这次运动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学生掀起的抗日救国浪潮已经影响到全国，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奋起，挥舞铁拳，发出怒吼，他所预言、企盼的“惊雷”终于在中华大地上炸响了。
尤为重要的是，鲁迅欣喜地看到学生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和斗争方式上取得的进步，“他们已经能够很清楚的认识横梗在民族解放斗争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敌人，他们也知道深入下层，体验他们所需要体验的生活，组织农民、工人，加紧推动这些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力军”，又如“组织的严密，遵守集团的纪律，优越战术的运用”等。这一切，都是鲁迅过去多年来非常希望看到，一直期待到此时才得以实现的。
这里需要指出，《救亡情报》于1936年5月6日创刊，初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五个救亡团体联办的一份秘密刊物，后成为全国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它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报道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刊登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谈话。
《鲁迅先生访问记》刊出后，不少报刊纷纷跟进转载，另外，一些图书出版机构也先后将其收录出版，如上海莽原书屋的《鲁迅最后的遗著》（1936年11月）、上海大夏书店的《鲁迅访问记》 （1939年6月）、上海金城书屋的《鲁迅先生近作·半夏小集》 （1937年4月）等，从而使得这篇《鲁迅先生访问记》在当时流传甚广，产生了重大影响，以鲁迅在国内外的声誉威望，特别是在广大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言，他这次公开发表谈话，无疑是对“一二·九”运动强有力的声援。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国民党当局从中央到地方都放言学生是受到了共产党的煽动和利用，而学生则断然否认，予以驳斥。
对此，北平学联在1936年2月21日发布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告同胞书》中诘问道：“哪一次行动，不是出于我们自发的要求，哪一次不是出于我们抗日救国热诚的表现？在大刀、枪托之下的孤苦奋斗，在冰天雪地之中的出发宣传，在重重压迫之下的积极工作，这种纯洁爱国的精神与艰苦救国的决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受了别人的利用？”并指出一些人“最聪明而又最得意的伎俩，便是利用共产党的帽子来加在每一个热心从事爱国运动的同学头上，使他们同广大的学生群众逐渐脱离”。
由此可见，广大学生对当局诸如“煽动”“利用”等说法是极为反感的，而鲁迅所说的“自发的救亡运动”，恰恰与学生们源自内心的抗日救国热望相契合。诚然，鲁迅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运动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心知肚明的，这一说法，亦可视为在暴政施虐、言语道断的专制统治之下的一种策略性表述。
鲁迅对学生运动那种充满革命热情、“甘为孺子牛”式的支持和对中共地下党那种无私无畏、细致周详的实际帮助后人应该永远学习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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