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是汉献帝刘协被曹操迎到许昌后建立的一个年号。
建安年间，也就是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20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执掌着东汉政权。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而“建安文学”，指的就是汉末到魏初这一时期的文学。
曹操
建安那个时代，政治上极其混乱不堪，但在文学上却是有很大变化，大放异彩。
建安以前，由于汉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上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权夺利，“党锢”事件一再发生，谶纬之学盛行，造成汉末文学创作的日趋衰微，整个文坛几乎没一点生气，大家“敢怒不敢写”。
到了建安时代，文学得以“复苏”。这是因为，当时，东汉王朝经黄巾起义的猛烈冲击已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曹操统一了北方，社会生活较前安定，曹氏父子都是文学家，提倡文学，爱护文人，为文学的创作，提供条件，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作家中最著名的是“三曹”、“七子”。“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他们是建安文坛的领袖，其中曹操、曹植文学成就较高。“七子”是指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幹、陈琳、应玚。其中王粲成就较高。七子除孔融外，在政治上都与曹氏休戚与共。
曹植
因此，在文学方面和两汉相比，有它自己的成就、特色和意义。
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末年某些乱世实况。两汉贵族文学，出于政治需要，所表达的不外是对圣君贤相的称扬与“讽一谏百”的闲谈。建安时代则不同。
建安诗人，大都经历过汉末长期战乱，对现实生活有着真切的感受。如曹操本人就是乱世英雄，他驰骋征讨，戎马半生，目睹过广阔的社会画面；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长期随父转战，七子中的许多人也曾在战祸中颠沛流离过，对当时的战乱自有体验。加上建安时代思想羁绊少，作家们便能较多地运用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手法，“发愀怆之词”，实录时代的某些真实情况。如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瑀的《驾出北郭门》以及相传为蔡琰所写的《悲愤诗》，就是这类作品。它们或写征战之苦，或述社会之乱，或记难民之流浪，或诉孤儿之苦楚，或叙个人之遭遇，从不同的侧面，给我们描绘了从董卓之乱到赤壁之战连续19年大混战所造成的乱世情况。他们以悲愤的笔触，描绘过洛阳都城，“斩截无孑遗”，“城郭为山林，庭字生荆艾”；中原大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长城脚下，“死人骸骨相撑拄”……。面对此景，诗人们“见此崩五内”，“气结不能言”“喟然伤心肝”。蔡琰在《悲愤诗》里，还悲愤交加地叙述了她被掳入胡，直到最终归汉的痛苦经历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重现了战乱的惨状，使人们对一个贵族悲惨的遭遇，联想到一般劳动妇女更加悲惨的命运。
蔡琰
建安作家不仅是乱世的悲歌者，而且是国家统一的热烈追求者。反映到创作上，建安作家的诗歌兼备另一特色：慷慨热烈地歌唱要求实现统一的政治理想，直抒要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英雄气概，充满着浪漫主义的精神。如曹操在《龟虽寿》中，自比“老骥”，吐露自己老当益壮的斗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在《白马篇》中描写了一个鏖战疆场的青年战士的形象和他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些壮语，正是作者豪放的胸臆。王粲、陈琳和刘桢等人的一些作品，也都洋溢着要为统一事业给力竭忠，及时建功的积极精神。建安的这类诗歌，气魄宏伟，情调激昂，给人一种奋发激越感。
王粲
建安时代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树立了开展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著。曹丕首先看到了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价值，把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他分析了诗赋、奏书、铭诔等文体各自的特点，指出“诗赋欲丽”，这就要求诗赋作品要状物抒情，防止“质木无文”，为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曹丕还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各有其个性和风格，不可强求一律。此外，他还对建安诸子作了评价，指出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开了当时文艺批评之风。这对提高作家的地位，扫除文人相轻的恶劣风气，促进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在曹植、王粲、徐幹、应玚等人的书记论文中，也都夹杂着不少关于文学问题的卓见。
应玚
另外，建安时期是使前代各种文体得到改造和发展的时期。汉代的乐府诗，主要是叙事，建安诗人学习创作的乐府诗，则已从叙事向写景抒情方向发展了。“三曹”“七子”都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辞，写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乐府诗，很是出色。五言诗在建安前已有，但一般都是矢口直陈，遣词构思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建安创作的五言诗，则在用字、造句、立意、音节等方面都着意工巧，使五言诗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登上了古诗的最高峰。就这一点说，曹植的五言诗堪称代表。建安前的七言诗，句中常带个“兮”字，说明它还带有楚调的痕迹，严格说来不能算作七言诗。到曹丕作《燕歌行》，七言诗才完全摆脱楚调而独立成形。世称《燕歌行》为我国第一首七言诗，不是没有道理的。辞赋是汉代最为发达的文学形式。然而汉赋大多是宏篇巨制，在内容上习惯于为文造情，在形式上行文有俗套，用词多堆砌，成了千篇一律的东西。建安改造了汉赋，多作抒情小赋，其特点是为情而造文，因而有各自的个性和风格。王粲的《登楼赋》就是一篇代表作。
总之，建安文学承继了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能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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