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演进到宋代，出现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高峰。一个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高峰，另一个是以沈括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高峰。历史上对苏轼的评价，多溢满肯定褒扬之词，而对沈括的评价就差得远远的，特别是他的人品问题不断地被人提起。“科学巨人，道德侏儒”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
沈括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说他出卖了老朋友苏轼，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从而害得苏轼进了监狱。后人中由此指责沈括是一个人品低下的小人。
南宋时一个叫王銍的文人，写了一本类似野史的书叫《元佑补录》。其中，说了一件与沈括有关的事情：
沈括曾经和苏轼一同在朝廷崇文院工作，因为苏轼对变法有所异议，所以被下放了。后来沈括在考察两浙前，神宗皇帝对沈括说，现在苏轼在杭州担任通判，你去见他时，好好对待他。沈括来到杭州，见了苏轼，在把酒论旧情中，沈括向苏轼索要新诗作，苏轼就给了他。
沈括回京城后，对苏轼的诗作细细地研究了一番，摘出了暗讽朝政的诗句，呈给了皇帝。后来，御史李定、舒亶等人以苏轼的诗讪谤朝政为名，将苏轼送进了大牢。乌台诗案的起因就是从沈括开始的。
《元佑补录》这本书，好像历史上没有什么影响，现在估计也找不到了。上述这件事仅收录在《续资治通鉴资料长编》中，并且特意注明“此事附注，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意思是说，这事与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对不上，是否属实尚需要更详尽的考证。
《沈括评传》的作者祖慧教授指出，目前所见到的乌台诗案与沈括有关的记载大都引自《元祐补录》，尚无其他史料来验证王铚的说法，即便是受害人苏轼也不曾有类似的叙述。
正是这件很有疑问的史料，被人不断引用，并据此成了沈括出卖老朋友，是酿成乌台诗案的始发者的唯一证据。
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从徐州调到富饶之地湖州任知州，他感到神宗并没有忘记他，就按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充满感恩的信。
苏轼到湖州上任三个月后的一天，由御史台派出的一邦人马，突然闯进他的府中，将他逮捕押至京城，随即投入大狱。苏轼被捕的起因很简单，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以苏轼的那封给皇帝的谢恩信为契机，并从苏轼的一百多首诗作中，翻检出被他们认为是诽谤朝政的诗句，由此向神宗弹劾苏轼。
苏轼的那封谢恩信（《湖州谢上表》），是主要罪证之一。因为信里面有这么两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我知道自己迂腐不识时务，难以与新进之人共同进步。陛下也知道我年老不会多生事端，或许能保全一方百姓，所以让我到湖州任职。御史们就认为苏轼这些话包藏祸心，讥讽朝政，对皇帝大不恭，犯下了死罪。苏轼在大牢里受到百般审讯，被关了100多天才被放出，随即贬到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去了。受乌台诗案直接牵连的有20多人，包括皇帝的女婿王诜、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的好友王巩等被贬官外，其余都受到“罚铜”的处理。这桩案子是御史们经办的，后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是指御史台，这个衙门大堂前栽有柏树，树上停有乌鸦，所以将御史台称为乌台。乌台诗案的性质也不复杂，是政见不同所造成的。苏轼对新法有些看法，加上他名气大，颇有社会影响，还是一个在位的官员，所以他被逮捕似乎并不是很过分。乌台诗案多说是冤案，也不见得完全是。苏轼自已也承认：“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沈括所谓告黑状的时间与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对不上号
《元佑补录》作者王铚说，沈括从杭州回京后，立即将手录的苏轼新诗归类做好标签呈给神宗，并写上这些诗都透露出对朝政的诽谤，对皇上的怨恨。但是从沈括所谓告黑状的时间来看，跟乌台诗案发生关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沈括在熙宁六年（1073）八月至次年三月，在两浙考察。假定沈括确实向神宗告过黑状，应该是熙宁七年的事。如果皇帝收到过沈括的告状信件，那为何在告状的第二年反而升了苏轼的官，由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当然也许神宗根本不理睬那封告状信。
乌台诗案发生在5年后的元丰二年（1079）。这个时候，沈括早在两年前的熙宁十年（1077）就被撤销了三司使职务离开朝廷，降职去宣州当知州了。
沈括犯不着诬陷苏轼
沈括考察两浙时，在朝廷处于上升势头，又是皇帝委派的钦差大臣，地位高于苏轼，何况他们一起在崇文院工作过，相互关系就算不密切，毕竟认识，也无私仇。同时沈括专业在科技，苏轼专业在文史，不存在有人说的忌妒情况。难不成沈括为了爬得更高，向已经贬了官的苏轼开刀？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乌台诗案宗卷中，没有沈括的名字
当时御史们写下的一大堆乌台诗案材料中，没有一字提到沈括是此案的告发人之一。除非那些御史怕沈括抢功，故意不提，否则难以理解。
具体经手捏造苏轼罪证并进行弹劾的是何正臣、舒亶、李定，他们全在御史台任职。另外还有一个教大学生读书的叫李宜，他也去凑了热闹。
苏轼没有提到过他坐牢与沈括有关
在苏轼有关乌台诗案的回忆文章里，始终没有提到过沈括的名字。苏轼的亲友们也没有说过沈括害苏轼的话。如果沈括与苏轼坐牢有关系，恐怕苏轼也没有那么大的气量忽略不提。
苏轼很明白自己为何会遭此番罪。他后来说过：“我因为怕在朝廷中祸水引向自己，所以一连三次请求到外地任职。先帝（指神宗）对我一直很好，我时常上表谢恩。党人(指新党)怀疑我会被重新起用，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就构造了流言飞语，千方百计地罗结罪名，想置我于死地。先帝起初没有搭理他们，但是这三个人一直上奏不止，所以我才得罪下狱。”
苏轼和沈括在晚年仍有交往，并接受过沈括赠送的礼物
元祐六年（1091），苏轼从杭州调回京城的途中，路过镇江，住在梦溪园的沈括，前去迎见。沈括送给苏轼一盒鄜延（今延安一带）产的石墨。苏轼很高兴地收下了，并为此写下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
苏轼在文中尊敬地称沈括为“沈存中”，“存中”是沈括的字。他并说明石墨是沈括在当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时，用石油燃烧的烟制成的，特别珍贵。如果苏轼瞧不起沈括的为人，应该不会接受沈括赠送的石墨。
综上所述，沈括与乌台诗案没有关系，也不能证明他是政治舞台上的“墙头草”，卖友求荣。沈括可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也不是一个人品低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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