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胡同里有一种老房子叫‘老虎尾巴’，莫非你也是我的‘老虎尾巴’？老头子？”
这是许寿裳调侃鲁迅的一句话，这段话中的“老虎尾巴”是北京话，北京民间把这种凸出于屋子后面的建筑，形象地称为“老虎尾巴。
“鲁迅会是许寿裳的‘老虎尾巴’？”这段话，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在世人的印象里：许寿裳更像是躲在鲁迅身后的一个小文人。
然而，真正熟悉两人关系的却会感叹：“老虎尾巴”是形容鲁迅与许寿裳关系的最确切比喻。
后排左为许寿裳；右为鲁迅
一，相识相知：从绍兴到日本、北平、上海各处鲁迅只比许寿裳大一两岁，两人同是绍兴老乡，少年时代两人又同赴日本留学，且入读同一学校，后来又共过事。相同的年岁，相同的经历，让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到了一起。
他们坐过一样的乌篷船，吃过一样的梅干菜，甚至还戴过同样的乌毡帽，有人曾在谈到两人关系时笑称：“或许，两人家门前还都有一颗乌桕树呢！”
鲁迅与许寿裳家里的风景是否有相同之处，这个不好说，但两人之间的情谊确实相当长，他们的友谊绵延了三十五年。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许寿裳的引荐下，拜在了章太炎门下。两人和众多同学一起听课时，他们俩总是挨着坐。下课后，两人难免还要互相传看一下笔记。
学习之余，两人经常一起闲逛、吃喝。鲁迅和许寿裳一起吃面包，还吃出过“逸事”。许寿裳有些绅士做派，他吃面包时喜欢撕皮。鲁迅是平民做派，他见了大概觉得心疼，就把许寿裳撕掉的面包皮拣起来塞进自己嘴里，并谎称说：“我喜欢吃的。”
许寿裳信以为真，从此，只要两人一起吃面包，就总是先把面包皮小心地撕下来给鲁迅。
与许寿裳在一起时间长了后，鲁迅难免受他影响，后来，他竟跟着许寿裳剪了辫子了。剪完后，他还把剪发的小照赠给了许寿裳，并在背后题旧诗一首：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剪发后留影
不得不说，许寿裳年纪比鲁迅略小，可两人在一起时，总是许寿裳照顾鲁迅居多。
剪辫子后不久，许寿裳接编刊物《浙江潮》，他第一时间向鲁迅约稿。为何？因为他太熟悉鲁迅了，他早已在鲁迅的抽屉里发现他读过大量书籍。
鲁迅接到邀请后，不客气、不推辞地提笔创作，第二天，他就交来了一篇《斯巴达之魂》，这篇文章，是鲁迅借斯巴达的故事来激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这篇文章，正是鲁迅的处女作。
隔了一天后，鲁迅又交来一文《说镭》，此时居里夫人刚刚发现金属元素“镭”，鲁迅想借此事说明科学研究的伟大与重要。
自这以后，许寿裳与鲁迅就由以前的同乡基础上，变成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他们两人更加形影不离了，他们之间的讨论也比以前更深了。
1908年春天，已从弘文书院毕业的许寿裳带鲁迅看了他预备租下的宅院。鲁迅过去一看，这房子真漂亮：庭院里各式奇花异草，仅篱笆上的牵牛花就有十多种颜色。
之后，两人和其他另外三个同学一起租下了这个庭院，他们还在大门楣上挂上了一盏红灯笼，上书“伍舍”。
他们在伍舍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岁月，两人总是同进同出，有什么事，鲁迅也总找许寿裳商量。
鲁迅（前盘坐者）与许寿裳（后站立者）等
许寿裳回国前，鲁迅着急了，他道：“你要回去，我也要跟你回去。作人尚未毕业，我不能不先出来工作。”
于是乎，许寿裳4月回国，鲁迅着急忙慌地在当年6月就回国了。许寿裳一回国就忙开了，鲁迅却因为际遇一般，不得已去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老师。
鲁迅当时执教的师范学堂离绍兴老家很近，也因为近，他苦闷不已，他实在不想经常回去面对他的包办妻子朱安。学校的规矩生活，也让他看不到希望。
鲁迅最苦闷之际，正在给教育总长蔡元培帮忙的许寿裳决定为他谋点路子。一日，忙完了事后，他对蔡元培道：“我向先生推荐我的同学周树人。”蔡元培一听立马点头道：
“其实我早就慕其大名，正打算驰函延请。现在你正好提起此事，那么久请你代为邀请，请他早日来京。”
喜出望外的许寿裳当天就给鲁迅连着发了两封信，说明了蔡元培的揽才之意。鲁迅收到信后欣然前往。
二，同生共死：女师大风潮许寿裳除了将鲁迅介绍给蔡元培外，还参与、左右了他的很多人生大事，就连他后来与同居对象许广平的姻缘，也多多少少是许寿裳牵线的结果。
许寿裳做过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正是许广平就读的学校。这个学校里，清一色全是进步女青年。
或许是一直惦记鲁迅婚恋的缘故，许寿裳竟将鲁迅安排到了女师大做“客座教授”。鲁迅也当真是“不负所望”，竟成功与许广平走到了一起，他们后来还生下了周海婴。
鲁迅与许广平
正是在女师大期间，许寿裳与鲁迅的关系，由原来的相知相许，走入了“生死之交的莫逆”。
杨荫榆做了女师大校长后，鲁迅依旧在该校做“客座教授”。杨荫榆偏保守，她不顾一切解散了学生自治会，甚至不惜动用军警镇压。
鲁迅因同情这些女学生，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与教育部对着干。教育总长章士钊怒了，他一怒之下开除了鲁迅。
鲁迅被开除后，许寿裳不高兴，而且是很不高兴。盛怒之下的许寿裳干了一件事：他一声不响地将事情捅到了媒体上。几天后，《京报》上发表了许寿裳的《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宣言部分如下：
“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轻薄小才……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
这份宣言，实际是许寿裳递给章士钊的决裂书或者辞职书，为了鲁迅，他亲手断了自己的后路。
后来，经过打官司，两人的职务得到了恢复。可如此闹来闹去，再留下来工作也没什么意思了。
恰好，此时的鲁迅与许广平正处于热恋中，鲁迅干脆南下了。南下前，因与弟弟失和搬出八道湾的鲁迅想再买个宅子安顿母亲和朱安，他看中了一个小四合院，可当时的他却已穷得叮当响。
鲁迅当时看中的房子，正是现如今鲁迅位于北京西三条胡同的故居，这个房子的售价是800大洋。许寿裳和他的另一个朋友齐寿山各出资400元，助鲁迅买下了这个宅子。
鲁迅故居
安顿好家人的鲁迅先是去了厦门大学，后又去了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鲁迅还兼教务主任，手里有了些实权。这一次，他投桃报李，将许寿裳请了过来。
从此，两人又过起了同吃同住的生活。许广平与鲁迅同居后的很长一段时日里，许寿裳还一直与他们同住。亲眼见证两人友谊的许广平后来曾感叹：“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三，最后一别：鲁迅之死许寿裳与鲁迅有着绵延35年的情谊，可这35年的最后10年，他们总是聚少离多。这多少与当时的中国处于战乱中有关，另一方面，许寿裳和鲁迅都各自有家庭要照顾，自然不能再像以前那般“同吃同住”。
鲁迅前往上海是在1927年，此后一直到他去世的10年里，他一直生活在上海。而期间的许寿裳，则一直在南京和北平忙活。
可即便两人所生活的地方相隔甚远，他们也依旧保持着每年至少十多次的会面。他们之间的聊天依旧不需要话题，总是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许寿裳
一次闲聊中，鲁迅告诉许寿裳说：
“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
随着局势的越加紧张，以笔作战的鲁迅经常被通缉。1930年，鲁迅因自由大同盟事件被通缉，之后他不得已逃出了寓所。1931年，因柔石被捕，谣言蜂起，他再次逃离寓所。1932年，因一二八战争，鲁迅家陷火线中，他不得已再次逃离寓所避难……
鲁迅的多灾多难，让许寿裳忧心不已。因为知道许寿裳会为自己担心，每次脱险后，他都第一时间给许寿裳写信报平安。至今留存的两人往来信件中，鲁迅报平安的信件尤其多。1931年2月22日的一封报平安的信里，鲁迅写道：
“季茀（许寿裳字）兄:……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涂，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内山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
逃出后，因恐许寿裳担心他此后的行踪，鲁迅又在逃离后长信汇报了自己的具体境况。许寿裳得信后，才略微放下心来。
1936年，鲁迅的病情日重，但每次许寿裳来寓所看他，他都会强打起精神和他聊很久。两人每次见面，似乎都有说不完的话。
许寿裳看得出来：鲁迅的病情很严重，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鲁迅“神色疲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
鲁迅也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的事实，为了让许寿裳有心理准备，他特地在病中写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亥年残秋偶作》，诗云：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浓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许寿裳看到这首诗后，心里分外难受。
7月27日，即鲁迅辞世前两个多月，许寿裳再次前往探望鲁迅。他惊讶地发现：鲁迅的病体似乎比以前好些了。
那次见面，两人聊了整整半日，鲁迅还留他吃了晚饭，临走，鲁迅还写了一册病中“手自经营”，这是新装订完成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他在卷端手题小文：
“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茀一册，以为纪念耳。”
许寿裳离开时，已经到了晚上九点，鲁迅坚持要送他下楼、出门。看得出来，那次分别时，鲁迅很不舍。挥手道别之际，握着画集的许寿裳心里满是惆怅。
鲁迅问他几时再来看自己时，许寿裳答了“尽快尽快”，他们当时都未想到：这一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四，缺席葬礼，却用余生怀念之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离世前，他手边还有未写完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噩耗传来时，许寿裳只觉五雷轰顶。当时，许寿裳正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院长，考虑到时局问题，自知已成为国民党重点监控对象的他，决定不亲自前往参加葬礼，而用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有方式送别鲁迅。
许寿裳对计划去上海为鲁迅送葬的同学道：
“我痛失老友，心中也很难过的，目前形势不利，可以在院内开个追悼会，我请老师作报告，向你们讲讲鲁迅先生的为人，鲁迅先生每出一本书都要送我一本，他的书很多。他写的信也很多，几十年的都在，还有照片，我拿出来给你们开个展览会，到时再出布告。”
从此可知：许寿裳缺席鲁迅的葬礼，是他顾全大局的结果。老友故去，他却不得已只能忍痛守于北方暗自悲伤，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鲁迅遗容
但即便许寿裳缺席了葬礼，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里，他依旧赫然在列。
鲁迅过世的第三天，许寿裳写信给蔡元培，请他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鲁迅全集》。这部全集，后来也成了最早的《鲁迅全集》。
之后，许寿裳又四处奔走，并最终多方募集“鲁迅纪念文学奖金”，积极筹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后来，他又撰写了一系列的纪念文章，并集结成多部书籍出版。
许寿裳在写回忆文章时，总是尽可能地说出真相，为此，他不惜得罪了不少人。如同鲁迅在世时一样，做这些时，他冒着掉饭碗的风险。
1938年底，即鲁迅去世两年后，许寿裳被西北联合大学解聘，主要罪名之一便是：“宣传鲁迅思想，把学生引入歧途。”
对于这种结果，朋友们愤愤不平，许寿裳自己却很淡然。相比宣传鲁迅思想，鲁迅的遗孀也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考虑到许广平母子孤苦无依，他虽并未与他们住一处，却也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许广平后来曾满怀感激地这样道：
“许先生不但当我是他的学生，更兼待我像他的子侄。鲁迅先生逝世之后，10年间人世沧桑，家庭琐事，始终给我安慰，鼓励，解纷；知我，教我，谅我，助我的，只有他一位长者。”
这“仅此一位”，足见许寿裳对鲁迅的情义之深。这样的许寿裳之于鲁迅，也难怪许广平会感叹：“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1946年，即鲁迅去世10周年之际，刚到台湾的许寿裳推动举办了一场纪念鲁迅的活动。之后的21个月里，他再次提笔写了9篇介绍鲁迅思想及生平的文章。
许寿裳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危险，毕竟，当时鲁迅的著作在台湾属于禁书。他也知道，无数人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以及他为鲁迅做的宣传，而对他恨得牙痒痒。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为宣传鲁迅继续发力。
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大的宿舍里，于睡梦中被人连砍五刀，惨死在床上，享年65岁。
老年许寿裳
关于许寿裳的真实死因，一直扑朔迷离。有说是盗贼入室抢劫而杀人，有说是被特务所杀。因凶手被处决前只留下了一份“漏洞百出的口供”，他的死因也终于变成了永远的谜团。
多数人认为：许寿裳的死，是政治谋杀。而他之所以被谋杀，与他撰写的一系列关于鲁迅的文章有关。他被害前不久，好心人曾劝他删去书中讽刺当局的段落，他却不以为然地道：
“我都老了，害怕什么。如果删去这些段落，也即失去了文章的灵魂。”
人们认为“许寿裳之死”是政治谋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被害后，和他一起工作的李何林、袁珂等人，都相继返回大陆，最终留下且与鲁迅有过深交的台静农等少数人，终其一生避谈鲁迅。
多年后，许寿裳的女儿在回忆父亲被害时的情景时说：
“父亲被被子盖住，待掀开被子，发现父亲颈部被连砍数刀，血肉模糊，刀伤处皮肤外翻，惨不忍睹。但父亲神态却很安详，丝毫无挣扎痕迹，显系熟睡时惨遭毒手。”
许寿裳被害时的“安详”，似乎在论证他当日说的那句“不怕”！这样的许寿裳，也难怪，会让鲁迅甘做“老虎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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