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北京一位朋友在网上贴出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一组诗，和张新颖对诗的观点：“诗救出一些瞬间，安慰了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位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对诗的价值与意义的某种定义，乍看一下使我感到很震惊，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为何要读诗?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为何要读诗
刚刚看到北京一位朋友在网上贴出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一组诗，和张新颖对诗的观点：“诗救出一些瞬间，安慰了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位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学者对诗的价值与意义的某种定义，乍看一下使我感到很震惊。
为什么会感到震惊呢？我不知道张教授是在为诗辩护，还是在贬低诗的价值。传统上，中国人对诗、文章、文学是给予崇高位置的，比如曹丕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古老的是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张教授显然是认为，诗只是在你读它的一瞬间起到了一种安慰的作用，这相对于“兴观群怨”的定位可以说是等而下之，更不要提“三不朽”那样的高度了。
这种说法让人五味杂陈：一方面它肯定了诗对于人的存在、对于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它没有高估诗在当代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当我觉得它贬低了诗的时候，它其实是肯定了诗；当我承认它肯定了诗的时候，又觉得它把诗看得很轻。比如说诗“救出了一瞬间”，使我们感到安慰，但可以在一瞬间救出我们、安慰我们的东西何其多，比如上网、打游戏，都能起到类似作用。诗岂不跟打游戏不相上下？
诗在一瞬间安慰了我们，这种说法使我想起尼采《悲剧的诞生》。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探讨了古希腊悲剧的起源，称古希腊人具有一种悲观主义传统，比如他们认为人最好是未出生、其次是立即去死。为了拯救注定悲剧的人，古希腊人崇拜酒神，在酒神节游行、表演中进入陶醉状态，获得心灵安慰和精神升华。张新颖的意思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随着诗人的引导进入一种审美状态，从而从各种社会、生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诗没有被高估，原因是现在似乎不是一个读诗的时代。现在写诗和读诗的人很少。“文青”成了揶揄或贬损人的符号，人们普遍耻于谈诗，更耻于说自己是诗人。今天又开始有人自称诗人了，但写诗和读书的人仍然是极少数。
诗是不是要最终被淘汰，抑或诗将在中国复兴，现在还很难说。在历史上，诗与文的地位起起伏伏，这是常态。在春秋时，诸侯之间交往，要表达某个意思，往往会当场诵《诗》，用《三国演义》里周瑜的说法就是“闻弦歌而知雅意”。后来不诵《诗》了，但写诗相赠、和诗，长期是士大夫之间的雅事。即使清末民初，做官的都有自己的幕府，养若干文学之士，负责草拟公文、回复函电，使私人函电在形式上达到极致。
这里不妨以袁世凯辛亥复出时给旧部田文烈一封复信的开头为例：“焕亭仁兄大人阁下：川涂遐隔，简翰忻承。猥以贱辰，远蒙饰贺。村居养疾，虚阅流光。雅意殷拳，曷任纫荷。”对收信人的称呼很复杂，词多生僻，话很绕口，穿插用典，但这就是官僚之间交往上的“形式主义”。
有个成语叫“斯文扫地”，被解释为文化、文人不受尊重或者文人自甘堕落，但它其实是揭示了“文”的某种历史趋势。生活在信息社会，人们越来越强调信息传播的时效和效率，哪有时间和兴趣讲究形式？但是物极必反，寡淡的生活中我们也会怀念形式和仪式偶尔读几句诗。
诗曾经言志，它现在也在表达人们某种内在的志趣与诉求。学者说“诗救出一些瞬间，安慰了我们”，就是在那一瞬间，我们得到宽解、获得自由。没有夸大，似乎也没有贬低，而近乎一个客观事实。
杨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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