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在“智造新机遇 消费新浪潮”论坛上的发言（2021，11.4，东莞） 。
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贾康院长，他为我们带来的演讲主题是《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和新消费》，掌声有请！
贾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朋友、媒体朋友，大家好！按照约定我主要是作为研究者从宏观的视角，谈一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以及自己怎么看待新消费。
首先，我觉得我们讨论中国的发展，一定要紧扣“现代化”这个主题词。改革开放以后，看得出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终于有希望越走越宽。一二百年间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历史终于被我们甩在了身后——上世纪很重要的三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推翻两千余年的帝制，二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能够有效防止列强干涉而追求“站起来”以后自己的工业化，三是又在经历反复探索之后，有了改革开放，我们才有现在所说的中国发展的奇迹。同时伴随着的，又还有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复杂严峻形势的挑战，以及一系列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和问题。在现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词，叫做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从代表性的指标——经济增速来看，我们前面可看到2010年的高点，是两位数增长，但就在这一年，在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当年走上2位数增长，改革开放30年算总账也是两位数的年均态势的时候，中央却清醒认识到，我们必须做一个阶段性的调整。在这一年接近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沿用至今的“稳中求进”这样一个指导方针，十九大把这表述为我们的“总基调”。为什么我们要稳中求进？后来有八个字描述：必须要解决“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问题。我作为研究者，也力求简洁地来概括为两个视角，一个是“物”的视角上，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受到了污染的严重威胁，雾霾动不动打击大半个中国，大气污染之外，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较普通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家长们在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健康长大。不解决这个问题，谈不到可持续发展了。另外一个视角是“人”，即人际关系的视角，物旁边的人这个概念之下，最突出的问题是说到收入分配，不能只看人均收入指标节节上升，但获得感和幸福感却不能同步增加，似乎人人都有一肚子怨气，都认为存在收入分配不公，还不可否认存在着从不正之风演化而来越来越普遍为人们所诟病的腐败问题。这些事情必须解决。中央所说的这样一个稳中求进，跟着要说的是需牺牲一些速度，改变原来粗放的发展方式，转为集约型。后来这进一步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其“新”就是速度要往下调整，主客观因素合成的调整过程是2010年后两年内，速度较快地降到8%以下，再以后速度相对缓慢地落到7%以下，2015年全年只有6.9%的增速，比前面的10.6%跌掉了接近一半，如与原来更高的2007年14%以上的高点比，这只是一小半的速度了。但实话实说，这接近7%的速度，仍然是主要经济体里相比而言的高速——美国一般达不到3%，达到3%，它的通胀就已经形成非常明显的压力，接近3%是它最理想的速度。欧洲和日本这些年更是能有1.5%的增速便要谢天谢地。所以中国在往下调整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在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总量差距。回到2010年来说，这就是我们两位数高速增长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两位数增长的年份。“常”是什么？速度不能一降再降，所引领的新常态，必须以中央认定的克服矛盾主要方面为主线来对接高质量发展的平台期，速度落到一定程度，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英文字母这个大写的L的尾巴拉出来，应该拉得时间越长越好，关键是这个平台运行状态，要有高质量特征。本来我们很有希望在地方和企业经受阵痛以后，在2015年后去实现L型转换的确认：长达12个季度，从2015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上半年，增速是在6.7-6.9%这一很窄的区间内波动，已经看到有希望在中期平台上再对接长期平台运行了，但这时美国遏制中国的“贸易战”不利因素叠加上来，使6.7%的底线被击穿，2019年只有6.1%的增速了。其后的第三重不利因素是新冠疫情冲击，使我们2020年只有2.3%——这却又是去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正增长数据。我们在去年这一年仍然是明显缩小了和头号强国美国的总量差距——美国去年是负的3.5，中国正的2.3，是在“相对速度”上超前了它5.8个点，比过去的年度，超前的幅度还要更高一些。客观来看，我们仍然在追赶和靠近世界头号强国的总量。
但当下，我们继续推进的过程中必须承认，2010年开始的经济下行没有完结，最新数据大家知道了，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合在一起，最有意义的两年平均数和2019年相比，我们是增长5.3%，三季度多少有些出乎意料，1-9月份合计，却下滑到只有5.2%。如果四季度我们处理得比较好，我估计全年也不超过5.5%。学者们认为中国当下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总得往上接近6%吧，我们还得克服困难因素，在明后年，争取把我们的速度接近6%或者稳定到5.5-6%的区间内。这是中国于“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速度。
中央给出了“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建议》清晰的框架，的《说明》使我们知道这个框架实际上是三步：首先从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出头，继续往上于十四五末期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这将在全球几十年间终于又出现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案例，而且是在全球人口规模第一的中国。我国制造业已经达到了全球的第一规模，贸易量也达到全球第一，中国要继续在发展的道路上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跟速度还是有密切的相关性，必须完成L型转换，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平台上——再往后于2035年，要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2050年，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三步走战略见眉目的时候，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届时人均收入水平，可望达到美国当时人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这是很粗略的估计）。现在是多少？我们当下还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到六分之一，是更高水平的挪威、卢森堡等国的十一分之一或者十二分之一。在我国的经济总量达到全球老二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排在100位左右，现在升到了70位左右，将随我国的发展建设，再往上继续提升。这便是大概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对比。中央非常清醒，说我们有两个没有变，第一，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第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国际地位也没有变，我们还必须有久久为功的持久战思维，把我们“新的两步走”实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如愿达到伟大民族复兴。
现在的局面大家都有感受，市场上还有种种不安情绪，特别是民营企业。为继续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还要解决很多相关的挑战性问题。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环境阴晴不定，不确定性非常明显。从当下说，在继续完成L型转换，引领新常态，对接新的两步走的同时，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关于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的供给可持续性，可以是怎么样的基本期盼——这对于企业家，是所谓看大势的“取势”方面的认识判断。
中国在原来起点很低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后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工业化现在从全国而言，只是走到从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阶段，跟它相佐证，城镇化这个指标不能看水分极高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一定要看前面没有水分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44%出头，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没有取得我们所说现代意义的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视同仁待遇的应有社会身份。不是我们要歧视那55%左右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前面已经有3亿人被称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进入了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30年了，仍然拿不到户籍），不是故意这样对待他们，是我们的发展还没走到那个份上，北上广深如要稍微给一点姿态放开户籍的严管，外面一定会有潮水一般的人们要涌进来，当地政府的有效供给能力是绝对招架不住的。
未来几十年还有差不多4亿人，要从中国的广大农村进入中心区域成为市民，前面3亿人中2亿多没有取得市民身份的人，要让他们更顺利地取得市民身份，这就意味着要继续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会有一轮一轮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再加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步过程，以及结合我们这个会议所侧重的紧紧抓住数字化经济发展新机遇的信息化（高科技化），这五大潮流之上，还要有我们的民主化、法治化（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等等，合在一起，中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一定在实际情形、场景意义上，表现为不断地扩大建成区、中心区域，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并以新区建设、更多的中小城镇，形成各种城市圈——我们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换代，伴随着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而且中央已说，要以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伴随自己本土的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掌握主动权来打造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从正面来讲，中国一定还会在供需互动当中得到全球有效供给来回应前面所说中国的弥合二元经济、不断释放需求推进经济社会进步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性，伴随着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韧性、回旋余地、潜力空间的释放，只要中国人不犯低级错误，这个过程没有人能挡得住。这就是看大势，认识为什么中国经济有长期向好这个基本趋势。
这样一来，中国的成长和国际方面的挑战合在一起，我们还是非常有希望在发展过程中追求升级发展，把中国现在主要的产能，从微笑曲线中段往左右高端往上托。举一个成功的例子，有原来生产“广本”的广州厂家，它原来引进、消化、吸收日本技术的汽车产品，市场口碑很好，但微笑曲线上左右高端收益率，是在外国人手上。这几年于再创新中，有了自己升级创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里面的一款广汽传祺在国内汽车销量滑坡过程中，却卖得很好，每年都有几十万辆。于是它现在以这样一个进步，体现了把自己的位置托举到左右高端的进步，这代表着中国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共同追求的轨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像这样的厂家，就有可能在我们珠三角“腾笼换鸟”的过程中，把它的流水线挪到越南去，左右高端仍然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对它的长远发展，会形成更为有利的综合成本控制。
接下来，我作为研究者谈一谈怎么认识“新消费”概念之下的一些相关看法。先要对这个“新消费”做一个勾画。广义的新消费概念，就是凡有新的特征都适用，狭义的则更多要对接到数字经济、互联网 支撑的新的有效供给对于消费需求的满足。在实际生活中，大的背景是中国的老百姓随收入增长，生活中间的恩格尔系数一降再降，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有“余钱剩米”的这块，越来越起作用。有业界人士，总结了新消费在2020年“五大趋势”的风向，在座的企业家想必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这是纸上谈兵，很多东西我自己也没有接触。比如盲盒，我始终没有到现场去考察，听企业家介绍以后，自己初步的印象，是15-30岁为主的社会群体对它特别感兴趣，现在已经明显是经济社会中间的一个热点，似乎把一些趣味性，代表温和赌博的不确定性，又对应了在朋友圈显示而来的心理满足，以及在市场上还可以转让这方面的商业化多样化等等因素，都综合在一起。这样的发展也有日新月异的特征，支持新消费品牌得到的主要赛道上的投融资情况，也有人总结，这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具体分类，有人分了好几类，食品、酒饮这算是一类；生活方式类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另外在美业概念下，黄金珠宝，美妆个护，隐形美瞳，还有男性美容也在潮流涌动。屏幕打出的这个概括的品牌列表，可能很不全面，挂一漏万，我们这个论坛参加的商家，很多都是这方面很有心得、很有起色的创业主体。我只能说，我作为一个还要努力来理解新消费潮流的研究者，如果看到这些现象以后，愿意讲的话，就是这个潮流的发展符合我们决策上所说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而在这个创新发展中间，我们一定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以供给侧创新回应和引领新需求。数字化经济时代，具体的创新创业活动的成功率是相当低的，但是一旦少数的成功者打开局面以后，带来的是全局皆活。这种发展情况已经看得很清楚。
比如我们中国这些“互联网 ”创新成功形成的头部企业，算全也不到20家，它们终于熬过了痛苦的“烧钱”瓶颈期，现在又得面临纠偏和整改的问题。这里面的“企业家精神”非常关键，还需得到现代金融制度的风投、创投、天使投给它的支持，不是说有谁做不下去以后，像过去说的要跳黄浦江了，顶多把原来的钱耗光以后，烧钱不成功，以后还可以争取像史玉柱那样重新找到金主支持他东山再起。一旦成功，影响全局的意义非常重要。今后，我们要继续弘扬企业家精神，继续发展现代的商业文明和整个投融资创新机制，抓住机遇，以有效供给来顺应和引领新消费。我觉得这方面的风险控制十分重要，但要内嵌在各个企业家决策的自己企业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偏好不同，绝对不可能是用一个方案去套，要适合自己的风险偏好、投资偏好。但是防范风险总是必要的，要考虑必要的余地，留有自己的后路，有的时候可能不得不“孤注一掷”，但这种情况不能频繁发生。最近房地产业界情况，又给我们警示，对风险控制不足，总是有可能带出突如其来的压力和危机局面。我们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后，还是应基于决策者的个人风险偏好，积极稳妥加入竞争大潮。
投资的机遇最基本的道理，我觉得其实很朴素，第一条，注重孙中山先生所说，以产出适应的，是“合乎人群之需要”——他是以政治家定位讲的，并不只是针对产业讲的，但落实到企业产能这一块，就是不但对消费者“有用”，而且“引领”消费潜力的释放。乔布斯创新出来的这种苹果手机，任何消费者事前都想象不到，但拿在手上以后，会眼前一亮，会欣然出手购买它，一直延续到前不久又来了新一轮的IPHONE13，它不但适应一般人理解的“需要”，而且可以调动消费需求的潜力，引领潜力释放。我们企业家要做的，应该在这方面力求以创新来高水准地引领消费潮流“适合人群之需要”。另外第二条，永远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努力做充分的准备，考虑各种预案，下决心去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谋求创新成功。这样一种机遇在市场上怎么样判断，怎么样抓住，确实需要由特定的企业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胆识与冒险精神。有时候，就是综合判断甚至是直觉引领你要抓住这种机遇，引领潮流。当然跟着走也会有机遇，但随捷足先登者，可能人家吃饺子你喝汤，如果是晚了三四步，那就可能连汤都喝不到。我们一定要继续锐意进取抓住中国的发展大潮，抓住新消费给出的机遇，有所作为升级发展。
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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