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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征的开始1934年9月，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9月初，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也给敌以沉重打击。
但局部的战役胜利，已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此时，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及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决策。可是，李德独断专行，竟没有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当然也就没有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解释和动员。
李德竟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一、三、八、九军团和第五军团向瑞金、等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战略转移。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经历了一年之久。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国民党军以重大创伤。但是，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为首的中央，坚持采取错误路线，拒绝采纳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蒋介石在命令国民党“进剿”军合围中央苏区时，唯恐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早在1934年5月便发巧电(18日)致广州陈济棠、长沙何键称：
“赣南残匪将必西窜，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
正当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全面推进频频得手之时，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同红三军会合。继而，红三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之后，两军发起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陈毅领导，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二、向湘江西进蒋介石据报，于10月26日以宥电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作“追击行动”。31日，又以世电致广州陈济棠、南宁白崇禧、长沙何键和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责成“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
11月，南昌行营制定了追剿计划，其中规定：“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11月下旬，南昌行营命令赣、闽两省对所占领的苏区实行“绥靖清剿”，务求达到“斩草除根”，“消除后患”。
蒋介石还筹设四道封锁线“追巢”、“堵截”突围西移的红军。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由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防守。但蒋介石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人粤境，从而使红军与粤军拼杀，两败俱伤。陈济棠审时度势，早于10月已与红军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必要时可以借道”的秘密协定，使蒋的图谋落空。
中央红军各部于1934年10月17日南渡等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集结地开进。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突围西征。此时，陈济棠履行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采取让路保境政策，划定通路让红军在短时间内通过其辖区。红军于10月21日至22日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并于26日之前全部渡过信丰河，向湖南汝城、城口一线前进。
第一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立即在南昌召集高级将领和幕僚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商讨对策，并以东路军占领瑞金所获资料得悉，红军可能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欲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
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新防线，确定“追剿方针，偏重堵剿，截其西窜”。其中特令“南路军速将汝(城)、仁(化)、曲(江)三县封锁线上努力堵截，以迟滞匪之行动，并以大部追击之”；“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四县市碉堡线”。
在蒋介石调集部队之时，中央红军于11月3日至4日分两路从南康进入广东仁化县地域，徒涉锦江时，布防在这里的粤军警卫旅奉命不准堵截。粤军主力则集结于乐昌、仁化一线，使红军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由汝城、城口之间，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蒋介石见红军西进甚急，为阻截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人湘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主力进至粤、湘、桂边截击；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扼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攻占宜章城，并从郴州、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由湘军何键部、粤军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向道县、江华方向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左”倾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轻装前进，反而采取大搬家的办法：带上所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缓慢。当红军西进至湘江一线时，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三、血战湘江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总司令部后，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依湘江东岸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吴奇伟纵队，韩汉英、欧震等五个师进至零陵地区集结，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贺、萧二、六军团会合；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谢涛福、萧致平、万耀煌等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王东原等两个师同第三路配合，沿中央红军右翼突围道路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一个师协同粵、桂军，向江华方向沿中央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追。
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针对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后的战略意图，发布湘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目标是防止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以求围堵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
这样，蒋介石的“湘江会剿”总兵力达三十个师，三十多万人，撒开一个大包围圈，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同时，这个《计划大纲》规定：“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严密防堵。24日，蒋介石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为借口，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督率川黔剿共军事”，企图达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控制西南各省的目的。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翼红一军团于11月22日攻占道县城。左翼红五军团在天堂圩击溃李云杰部，从上游强渡潇水。红九军团于24日占领江华，随即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
白崇禧深恐红军从恭城、贺县入广西攻占桂林，急令桂军主力集中恭城、贺县一线，随后，又令全州、兴安守军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
这使全州至界首间百里湘江两岸守兵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抢渡湘江。27日，中央红军一、三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二师由塘圩直驱湘江东岸大坪，守军民团逃窜。红军过湘江后，直达脚山铺、鲁板桥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进攻。
红三军团四师主力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60余里湘江两岸，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左”倾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舍不得丢掉辎重，致使红军行动滞缓，每天仍以30至40里的速度行进，未能及时赶到渡口。
这时，敌人急调兵力形成四面合围之态势，从而迫使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与国民党“追剿”军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慘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四、跳出包围圈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以为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兵力于黔阳、洪江一线围堵中央红军。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下辖第二、三路，并令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随红军追击，其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围堵红军于北去湘江的路上。同时，又电请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配置于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12月10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城。这时，桂军在红军左侧后追击，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何键第一、二兵团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16个师已进至通道城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构筑碉堡；这样，敌军以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中央红军北上西去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
如果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必将钻进敌军十几万大军围困的口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红军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中央红军遂改变进军方向，转兵图黔。
12月13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苏区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苏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次会议纠正了红军前进方向，红军也避免了被覆灭的危险，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多数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追剿”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就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
随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并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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