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就要结束了。年初还在纪念和缅怀十年前那场金融危机的人们，正在把视野转向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预测上。
在过去全球经济“失去的十年”间，每次一些地方房价的暴涨或者股市的暴跌抑或汇率波动，金融危机的阴云就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被提出来翻炒。认为房价过高和债务积累严重将导致金融危机的“危机派”学者往往此时深得人心。但是好像此后发生的平稳过渡又着实让他们有些失望。“金融危机就要来了”这样的大标题，已经变成类似“狼来了”的口号。一次一次地让人心惊胆寒，而又一次次让人虚惊一场。
追寻问题答案的路上，很多学者都是抱着能够论证自己观点的角度出发的。
学界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进行了反反复复的讨论，却始终无法有任何结论。究其原因不在于学术不精，而是经济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从来就是一个不可预料的复杂体系。明面上的危险往往容易克服，而“黑天鹅”事件却不见得那么容易预测。
被寄予厚望的当代经济学
尽管当前的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技术层面非常精致的程度。你可以看到精致的数学模型、复杂的大数据统计分析、主流和极端学派观点的碰撞和杂糅在不断地推动着经济学的“前进”。但是不见得我们就因此可以预知未来。更何况，在面对金融危机这样的宏大事件的时候，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当代经济学更擅长以精致的技术手段研究小领域的经济现象，这就导致很难从更大的层面去研究问题。
另一方面，当代经济学是没有历史视角的经济学，虽然分析的都是历史事件，但很少将历史事件当作“历史”去研究，而往往仅仅作为“事件”而忽略其特定的语境和背景以及过滤很多历史的偶然。缺少宏观视角和缺少历史视角的经济学，自然对于解释金融危机表现乏力。
再者，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经济学很容易让人认为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但是，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研究体系里面所采用的归纳和演绎的方式，却不可能用于研究社会领域。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现象，都无法采用控制条件的方法进行还原和推演。因此，采用历史分析，尤其是历史对比分析的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社会事件都需要历史分析，但是金融危机、危机治理、制度变迁等宏大课题的研究，受制于统计数据的不充分、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历史分析就可以作为一个相对较好的替代方案。主流的模型推导的分析能力反而有些捉襟见肘了。
危机往往来自于繁荣
从历史周期率的视角来看，1929年始端的经济危机和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具有自我重复的典型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一些累积性因素和主要事件的先后发生次序的雷同程度。
经济历史的周期率的作用首先表现在由技术革命导致的“繁荣—萧条”周期循环。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早在1925年就提出，西方世界存在着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力的大约45年到50年的经济周期。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进一步将这一周期解释为因新技术产生、扩散、耗散、衰减而导致的48年到60年左右的长周期。
从1870年到1929年金融危机发生，西方主要经济体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新兴行业如汽车制造、民用航空、远洋运输、一体化的北美大陆铁路物流体系、收音机广播以及好莱坞电影等行业出现了次第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也是如此。在人类社会机械化工业生产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后，从美国硅谷发源的IT革命带动了网络技术的普遍化应用。由此带动了计算机、原子能、航天科技等行业的发展，造就了如今我们的世界。其最终的高潮阶段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彼时美国济进入到“两高一低”（高就业、高增长、低通胀）的“金发女郎”式的繁荣。
危机通常在较长的技术周期推动力明显减弱的时期开始孕育，同时出现社会结构、地缘政治和国家力量的此消彼长的影响。而在此阶段出现的金融创新则往往是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和危险化。
自由放任往往是繁荣时期的共识
任何政府面临着创新催动的极度繁荣，都会不由自主地推动“自由放任”的正常。从1929年之前美国的柯立芝总统缔造的“柯立芝繁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金发女郎”经济都是如此。柯立芝在任的时代，无论是对于行业垄断还是对于金融监管，都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而克林顿、小布什时代的政策也是，尤其发生在金融市场的监管方面，对于金融创新，政府几乎处于无作为的状态。其自由放任的程度，甚至比曾经的里根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经济自由主义在一片繁荣中得到诸多的赞誉，美国也出现了长达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没有主流话题的程度。长期的繁荣，也使得经济学理论界对金融危机的警惕性下降。
在自由创新、自由竞争、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悄然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世纪20年代，作为美国支柱行业的农业持续处于萧条之中，农场破产频繁发生，而金融市场如同一台“离心机”，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局面。股票持有者的收入增长率每年达到16.4%，而普通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仅为1.4%。截至1928年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收入总额，占全国总收入的50%多。收入差距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段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计算机行业的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甚至达到了41%，远高于其他行业。2007年，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平均工资，居然上升到工人工资的350倍。而十多年前，这个数字仅仅为60多倍。美国最富有的前10%家庭的总收入，再一次上升到国民总收入的50%。而从1942年到1985年，这一数字从来没有超过35%。如果说上一次危机之前的贫富差距是拜“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所赐，那么最近一轮的贫富差距则是以“知识经济”为名。无论如何，两次危机中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共同点恰恰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两次危机之前，政府在面临着社会的财富的失衡的时候，不是选择改革分配机制，反而更多地以自由主义为名转向迎合因为民众不满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和泛福利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令经济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繁荣值得警惕
面对着不可预知的未来，重要的不是所谓的预测和争论，而是应该更多地以史为鉴，在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之前不遗余力地防范和临界点之后果敢地行动。这一切，都应该从历史中进行借鉴。前任美联储主席、此次金融危机最为肆虐时期的全球金融掌舵人伯南克，在其回忆录里就用“行动的勇气”作为书名。其意是说，无论对于金融危机的了解多么深刻，无论对于各学派的理论体系多么驾轻就熟，危机到来的时候，敢于直面千夫所指、敢于打破理论的桎梏而勇于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喜的是，我们终于开始从正确的视角关注这个话题了。而不确定的是，我们不知道危机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机会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有足够的勇气。历史有线性的、可复制性的一面，也有非线性、逻辑不清的一面。可供借鉴的很多不是在于政策和工具，而是在于思路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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