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是儿子的分水岭”描述了服刑人员家属的隐秘角落：爸爸服刑前，儿子成绩非常好，五年级就开始下滑；孩子在网上查询了解到爸爸入狱，学习再好也没有用，既不能当公务员，也不能当兵。现代法治社会反对株连，或变相株连；根据责任自负的原则要求，爸爸入狱不能影响儿子当公务员。
爸爸入狱不能影响儿子当公务员
在中国法律史上，株连曾经作为法律的形式存在，例如，秦代的株连刑，该刑的运用为，对犯人判处某种刑罚时，还同时将其妻子、儿女等家属没收为官奴婢。唐律一般根据情节轻重作出不同处理，牵连范围相对较小；明律则不分情节，一律处以重刑，且扩大株连范围。清律扩大和加重对“十恶”中“谋反”“谋大逆”的株连范围；国民党政权表面上废除在株连制度，但实际上仍实行株连，例如，“小萝卜头”等的真实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事实上彻底废除了株连制度。例如，1953年，中央选举委员会颁布的《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问题规定，地主阶级分子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法定手续改变其地主成分后应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中，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仅涉及其本人，并不株连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前，官僚资本和封建地主家庭的子女在入学、获得公职等方面并没有影响；株连作为政策仅在“文革”期间适用，1979年后，有“过错”家庭子女在入学、就业等方面并不实行政审。1979年尽管颁布了《刑法》，但国家还对服刑人员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安置，例如，监狱中的“留场新人”，以及各地成立的服刑人员安置组成等，国家对服刑人员的子女更没有歧视政策。
监狱中的“留场新人”与安置服刑人员
公众可能要问，1979年后，国家为什么对服刑人员的家属不采取歧视政策，为何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社会对“前科”人员的歧视逐步越演越烈，例如，债务催收人常常对债务人称，征信有问题影响子女等。
1997年《刑法》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而1979年《刑法》没有该制度；根据现行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前科报告制度并不涉及株连，或者或变相株连。
就公民入伍的政审而言，根据《兵役法》规定，平时征集时，以应征公民“正在”被调查、侦查、起诉、审判，或者被判处徒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的不征集，而战时兵员动员征集不适用该规定；入学政审还需要遵循入伍政审的条件，公务员政审应当严格依据《公务员》规定的条件，不得任意解释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范围。
法律并没有规定株连，为何社会实践有变相株连？株连作为法律制度被废除后，但株连的法律文化仍影响着实践，并有一定的“民意”，例如，“老赖”限制高消费，多数人赞同其子女入学等也被限制。这种以“司法”形式存在的“限高”个案，事实上并没有法律根据，例如，老赖子女可能受到其亲属的扶助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提出的审判与执行相分离的决策多么具有前瞻性。
“司法”形式存在的“限高”个案
现行刑法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与株连没有丝毫株连的联系，公务员法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法定条件也仅针对“本人”。问题是，社会舆论为何解释为株连？新中国成立后，株连实践仅在“文革”期间，社会不应当反思吗？构建和谐社会应当坚持责任自负的原则；社会绝对不能形成一个新阶层——服刑人员家属，爸爸入狱不能株连儿子当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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