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内阁制，是古今中外政治体制中的一大创举，而它的前世今生，由初创到发展，到巅峰再到衰落，其背后又体现着皇权与大臣的地位变迁，这其中的人事关系深刻影响着内阁制和内阁首辅制，作用于王朝的兴衰。那么明朝内阁制度是什么样的发展轨迹呢?
明代的中央辅政体制经过多次的重大变迁，建国初期沿用元制，设立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机务。当时的中书省位高权重，吏、户、礼、兵、刑、工及各部院、寺等，都是中书省下属的部门，全国各级衙门的奏章，也规定要先由中书省过目，因此其俨然成为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关中间的一级权力部门。任丞相的人，是处于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居百官之上的实权重臣。
应该说，设置中书省这样的部门和丞相这样的职位，潜藏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皇权和相权的划分一直不清楚，因此，不断发生过压抑相权尊崇皇权，限制相权的变更。
朱元璋作为建国雄猜之君，是不可能长期接受元朝旧制下的中书省和丞相制的。洪武十三年，他便以“谋反”、“通倭”等罪名处死了当时的左丞相胡惟庸，被株连的功臣战将达两万余人，宣布撤销中书省，永远废除了丞相一职。
与此同时，他有意提高六部的官职和职权，改为直接由皇帝领导指挥。又将原统领军权的大都督府分割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废除了都督一职，五个都督府也直接听皇帝的调遣。
这样的变动，实质上就是在行政上由皇权直接兼并了相权，皇帝其实就是总尚书。在军事系统方面，则是瓜分了臣下的指挥权，皇帝其实又是总都督。一切最高的军政权力都掌握在一人之手。这表明朱元璋意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皇权与相权、帅权的矛盾，希望能使本人和后代皇帝的统治永奠磐石之安。
但是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首先是以一人的精力、时间来独自一人驾驭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曾试行过所谓的四辅官制度，专门挑选一些来自田间，学问赅精、精通经籍的宿儒到中央协助皇帝做一些具体工作，诸如代起草复核一些文件。但是，对于这些人也是保持着高度戒备，规定每人上班一旬，便休班二旬，任何一桩军政大事绝不让四辅官中的任何一人自始至终负责处理。
“倘心怀异态，无利济之诚，则昊天昭鉴，加以祸淫。”《洪武御制全书》
为此在人选上，主要是精选一些高年笃厚之人来充任。所谓“高年”，即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所谓“笃厚”，即不必具备实际政治经验与任何功臣勋贵没有什么牵连的人。但是这些老朽儒生虽然无野心，却也没有能力有效地起到辅政的作用，不论在精力还是阅历上都难胜委任。所以不到两年，便纷纷被撤免回乡，这套制度以失败告终。
内阁就是继此而兴起的制度。初期内阁的治权完全不能和原有的中书省相比，内阁大学士更不同于丞相。当时规定，内阁大学士不得设置任何官属僚佐，本人也不过是五品小官，仅能遵命办事，不得干预各衙门事务。可见，当时的内阁完全是一个辅助性的办事机构，所谓大学士不过是一些文书工作人员而已。
到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内阁及其大学士的实际治权便发生了显著变化。朱棣从实际政务的需要出发，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订制的辅政体制。
他登基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七位年轻有才干的士人进入内阁，并对他们放手重用。比如在有关战和、立储、用人、征调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意识地吸收他们参与议论国家核心机密。
终朱棣一朝的永乐时代二十二年间，内阁学士的品秩虽然一直仍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所起的作用，已非官拜二品的六部尚书所能比拟，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参加高层商讨，由皇帝裁定后谕六部遵行。
到了仁宗朱高炽时期，和宣宗朱瞻基宣德时期以后，情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内阁的地位和作用更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因为朱高炽和朱瞻基在位时，甚至在英宗朱祁镇统治的早期，朱棣时期任用的内阁大学士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即俗称的“三杨”都还在位，并以前朝旧臣的元老地位和熟谙政务的身份辅政，年轻的皇帝缺乏治理经，不得不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内阁大学士的发言地位和裁决政务的权力无可避免地又得到了提高。
“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恩师，累加三孤。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明史·杨士奇传》
自永乐至正统的六十年里，是明代内阁制度稳定运转时期，明代前期一度出现过的“仁宣盛世”，与内阁制度起过的积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明代内阁制度是无论在君臣还是同僚关系上都能正常运行协调。
比如在仁宣时期的三杨，英宗时期的李贤、吕原、彭时；孝宗时期的徐溥、刘健、李东阳等，这样的内阁成员群体，一般都能以国事为重，能够出自公心辅政。当然这也取决于在位皇帝的人品素质，和是否具有纳谏的雅量。甚至到以荒淫浪荡著名的明武宗朱厚照时期，与杨廷和、梁储、毛纪等人的内阁组合，曾同心协力劝阻朱厚照的胡作非为，抵制过他一些极端反常的措置。
这个时期的大学士和内阁，虽然也经受了不少的挫折和困难，但其地位仍在持续上升，大学士的官阶逐步晋升为正一品，六部尚书有事要先请示大学士，实际上又演变为内阁的属僚，基本上恢复了中书省统率各部的体制，内阁大学士已经俨然如同汉唐的宰相了。
“嘉靖以后，内阁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明史·职官志》
这是内阁在礼节仪式上取得较正规高层位置的标志。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群体之内，其权势地位也拉开了很大的差距，已严格按照高低顺序，并井然有序地有着首辅、次辅、群辅之分。
所谓首辅，即内阁的首席大学士，俨然是内阁的主官；次辅，一般被视为内阁的副主官；群辅，大多数进士处在襄助的地位。当时的政事由首辅主理，皇帝召对或下达诏令，也是以首辅为主要对象，重要的票拟掌握在首辅之手。
内阁首辅制的出现，也是出于当时各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是出于正德和嘉靖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嘉靖朱厚熜以外藩世子入继大统，其得位又是靠正德末期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议定和册立的。当此关键时机，杨廷和不论在定策还是部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可避免地需要集中一部分权力。
其次，基于皇帝的崇尚和爱憎，内阁成员被分出亲疏。不少人是因一时受宠而直线上升，取得首辅的高位。比如杨廷和因反对嘉靖的“大礼”而被迫罢政，其后又被贬斥为民。嘉靖为了清除杨廷和等的势力，令迎合“大礼议”的张璁入职文渊阁，后晋升为首辅，到中后期，又以是否能积极参赞修行作为用人的标准。
“嘉靖中年，帝专制玄修，词臣供奉青词。工者立超擢，入内阁，时谓李春芳、郭朴、严嵩为‘青词宰相。’”《明史·严嵩传》
隆庆朝内阁的组成人员，以及首辅的人选，也显然反映着诸臣和皇帝之间存在的渊源和密切关系。
隆庆朝先后入阁的共有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郭朴、陈以勤、殷士谵、赵贞吉、高仪九人。徐阶在嘉靖后期多次敢冒风险为隆庆力争储位，甚至因为请立太子而遭受到嘉靖的反感和政敌的攻击，隆庆对于徐阶的忠忱当然不存在任何怀疑。而高拱、陈以勤、张居正、殷士谵四人，本来就是隆庆当裕王使的王府官员，曾经共患难，因此也一直得到信任而不疑。
嘉靖以来内阁地位的提高和首辅制的形成，可以说是明朝内阁制度的一大创举。这一时期的内阁首辅，都显示出自己的个人特点、才能，治道倾向和人品素质。这显然是因为内阁首辅制的形成给这些人留下了较为宽广的活动空间。在万历时期任十年首辅的张居正，更是利用这一地位，推行重大改革。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嘉靖以来别个地位的提高和首辅制的形成，绝非是由于皇权的衰落。骤然的擢拔往往会带来突然的贬斥，过分的宠幸往往会继之裁令乃至杀戮。因为主宰内阁首辅制的是皇权。
嘉靖、隆庆乃至万历以后皇帝之所以能容许阁臣适度提高，一是由于需要，二是迫于形势，而非有意识的放权。相反，阁臣特别是其中的首辅就任后，由于靠近中枢，得到裁决部分国家机密的授权，有时会自作主张，因而引起皇权的猜忌，由敏感而生憎恶，引发君臣之间在政见上的碰撞。于是，嘉靖隆庆及万历初期乃是内阁制的发展巅峰，也是内阁首辅制的巅峰，在张居正因十年的集权辅政引起万历对于内阁首辅制的衰落后，内阁制度也再也一蹶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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