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大获好评之后，英格玛·伯格曼推出了《生命的门槛》，却被舆论抨击为“过于女性化”，言论之中充斥着当时大行其道的男权主义和刻板印象，而此种批评声音绝非个例，这不禁让伯格曼开始反思艺术与世俗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用电影的方式进行解答。
恰逢伯格曼喜爱的朱尔庚·施尔特推出了戏剧《魔法》在英国大热，伯格曼不仅将其改编成了电影，还融入了戏剧化的舞台呈现方式，时值评论家朱尔庚·施尔特指责其“你有一张面孔吗？你心里究竟想些什么？”暗喻其艺术能力与呈现效果之间的巨大偏差，于是他将这部电影的名字从《骗子》改为《面孔》（在美国上映时名为《魔术师》），借用各个阶层表里不一的“面孔”来讽刺影评家的恶意中伤。
影片讲述了魔术师沃格勒和他的团队在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之前来到了一个小镇，遭到了镇长、警察局长、卫生局长的责难，要求现场表演魔术以验明是否存在“灵魂”，尽管沃格勒已经声称是“骗人的把戏”，仍然遭受了百般刁难，他盗用了别人的尸体戏耍了卫生局长，并在国王的召见下得以离开小镇，重新开始了新的旅程。
当《时代》周刊要求伍迪艾伦推荐五部影片时，首当其中推荐的便是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也是唯一一部齐聚了伯格曼御用三位男演员（马克斯·冯·叙多夫、古纳尔·布约恩施特兰德、厄兰·约瑟夫森）的影片。在我看来，这部影片作为“承上启下”的一部作品，充分体现出伯格曼对于各种电影元素和哲学主题的分支与延伸，很适合想要了解伯格曼电影的观众欣赏。
今天，我想从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这部影片，从暗含的三层博弈关系（谎言与真相、艺术与世俗、面孔与人性）展开，让观众体会一下伯格曼的良苦用心。
每个人的生活中充斥着真相与谎言，本片名字由“骗子”改为“面孔”便能体会出伯格曼对于“谎言”的理解，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欺骗和谎言，而他从小就喜欢用谎言来掩盖真相，以此博得同情和怜悯，以至于其母亲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医生最后给出的建议是：不要听信孩子的谎言，否则将会有更加得寸进尺的要求。而成年之后，伯格曼身处在名利场中，更能体会到谎言对于生活的影响。
影片中的谎言随处可见，沃格勒谎称不会说话，妻子女扮男装，谎称助手，沃格勒母亲谎称是200岁的女巫，谎言往往是为了掩盖真相，他们享受谎言带来的便利，只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尽管沃格勒说的是真相，比如否认灵魂的存在，魔术都是道具游戏。可是这种说法却更激发起镇长的兴趣，想要一探究竟。真相和谎言互为表里，都是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但初衷却天差地别。
谎言与真相还有一层深意，对应着魔术与电影之间微妙的关系，魔术使用障眼法往往被观众喜闻乐见，在爱德华·诺顿主演的《魔幻至尊》中更是将魔术出神入化的技巧展示到了极致，不仅能够支配陌生人的行动，其本人更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尽管观众都知道很多魔术表演利用了镜像、道具、心理等因素，但仍然对精彩的表演津津乐道。这就是技巧带来的精神享受。
好的电影同样能如魔术一般给观众带来奇妙的享受，镜头的推拉摇移、演员的精彩诠释、配乐的氛围渲染、剪辑的一气呵成都能产生如梦如幻的效果。从本源上，电影和魔术都是通过技巧性展示给观众启迪和快乐，这与谎言掩盖下的真相或真相掩盖下的谎言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影片中的镇长和医生坚信科学，即使沃格勒团队不断地解释，却始终没有消除他的顾虑，这看似是当权者与平民之间的博弈，但实际上却是真相与谎言的博弈。当镇长坚信魔术师在撒谎，他们已经预设了一层假设关系：世界上存在灵魂，只是魔术师不想为其表演。所以当得知魔术师死后，他们极力想要撇清死亡与他们的关系，这又构成了另一个谎言。
沃格勒乔装打扮，醉汉一眼识破，可面对一众官员，他们却毫无察觉。伯格曼借助这种情景来批判那些表面上振振有理，实际上信口雌黄的评论家。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威格勒斯医生就是以影评人哈利·沙为原型塑造的”，由此可见，魔术师沃格勒便是伯格曼本人的化身。他明明说出了真相，却被指责为谎言。当沃格勒与妻子交谈时，他说出了其中的真相“我讨厌他们的面孔、身体、动作、声音，这些都很可怕，因为我很无力”。当外界的指责纷至沓来，如何能够用“谎言”或“真相”来躲避灾难成为本片的重点。沃格勒之所以会用一个个谎言来掩盖真相，正是因为性格的怯懦。
谎言与真相重要吗？我认为不重要，坚信者总会找到相信的理由，就像怀疑者总会用有色眼镜审视一样，谎言和真相关乎表达者的内心，传达的都一种信念或者力量，所以魔术师死亡成为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其死而复生却又要继续承担着无辜的指责。与谎言、真相相伴而生的还有艺术家与世俗之间的博弈，艺术究竟高雅与否，取决于欣赏者的心态。
艺术家往往在大众眼中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影片开场沃格勒和曼达依靠在木架上，象征着耶稣复活的预言，暗示了之后剧情的走向，说明本片是关于艺术家”受难”的故事。
魔术师作为艺术家的代表与卫生局长代表的当权者构成截然反差，沃格勒崇尚自由，当年和妻子买好了别墅，却因为大公介入，非要推选曼达成为皇帝而作罢。他们的流浪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行为，映射出艺术家孤独的内心。他们的魔术表演被民众喜爱，被冠以“灵魂”的说词，更像是一种误读。百口铄金的诋毁让艺术家失去了辩驳的机会，艺术看似高雅，却在卫生局长看来一文不值。
卫生局长对沃格勒说“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兴趣，那就是你的生理结构，我倒想在你身上做一次生理解剖”。科学是一种信仰，医学同样如此，卫生局长绝不相信世界上有灵魂一说，所以他极尽讽刺之能事，甚至在沃格勒“假死”之时，亲自操刀完成了这一解剖。可以说，卫生局长代表着普罗大众对于艺术的探究，但他的立场由于提前预设而失去了公允，也说明不同立场的观众对于艺术欣赏价值必然存在不同的态度和观点。
伯格曼作为一名艺术家，从不掩饰自己的主观态度，他用一种隐晦的方式清晰地反映出对于批判的态度，在沃格勒体内存在着两种力量，卫生局长说“一个是理想主义者，按照超出常规的催眠术行医；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不怎么高明的变戏法艺人沃格勒，他用土办法搞出来各种各样骗人的花招，而他的活动则十分无耻地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影片借用卫生局长之口道出了沃格勒身上的两面性和艺术中的强烈矛盾，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伯格曼体内。
详细来说，这种矛盾便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争，或者为商业性与艺术性之争。光影艺术最开始极为精妙，从《火车进站》开始作为影像的忠实记录完成了艺术化的处理和升级，带来前所未有的形象体验，而从无声黑白电影到有声彩色电影，电影的发展之路漫长而艰辛，但如何赢得观众的喜爱，却充满了矛盾和曲折，象征着艺术家至高无上的荣誉，诸如塔可夫斯基、费里尼、伯格曼这样的大师屈指可数，更印证了艺术的高雅与精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思考与积累，而这种艺术家内心的博弈却并不经常被大众所理解。
本片隐喻了艺术与社会、评论家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正如曼达读的小说所说的“欺骗行为是如此流行，以致任何说真话的人都会被打上最坏的说谎者的烙印”，是非公正都在观众的心中，最有才能的说谎者往往会说出最有用的真理，面孔之下隐藏的人性才是影片至关重要的精髓。
面孔中充满了浓郁的哥特风格，棺材、死尸、镜面、女巫，融合了《第七封印》的诡异气氛和《野草莓》的梦幻色彩，这些惊悚的方式更映衬出人物的内心，善良与邪恶、恐惧与贪婪、自私与奉献都在荧幕上展露无遗，让观众更容易理解“面孔”的真实含义。
伯格曼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耐人寻味”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常常体会到，只要一直戴着面具，我们便可以非常迷人。人们看到我们在灯光下表演工作，会相信他们的确喜爱我们。但是我们不戴面具出现，或更糟的，开口要钱，我们立刻变得如同草芥般不值一顾“。
沃格勒的故事便是这个比喻的现实版，他帅气的脸庞沾上胡子，戴上假发，宛如一具光鲜亮丽的面孔，人们为之欢呼雀跃，将其奉若神明。就连镇长夫人在深夜都前来拜访，一改之前傲慢无理的态度，跪下祈求神灵的降临，以安慰她刚失去孩子的心灵。这时沃格勒的脸庞扭曲变形，并不是因为他爱莫能助，而是他太熟悉这幅面孔，人们有所需求时，沃格勒便是那个万能的神，而一旦需求无法满足，则会从万丈高空落入淤泥，反映出沃格勒对于人类自私本质的痛苦。
次日，镇长夫人矢口否认了她与沃格勒的关系说明了一切，人性经不起半点考验，在利益攸关的紧要关头，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如沃格勒这样心底纯良之人，他一次次将自己的真心奉献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将伤痛独自承受。伯格曼将沃格勒比喻成自己，曼达比喻为人类神圣的信仰。曼达在不断拯救沃格勒疲惫不堪的躯体和精神萎靡的状态，将他从虚情假意的人间带往天堂。
无所忌惮的权力犹如猛虎出栏，限制着良知者的善良。沃格勒时刻受到镇长们权力的掣肘，这种制约关系贯穿在影片始终，恰恰就是人类内心的善良与邪恶之间的博弈，隐藏在面孔之下的人性因为癫狂而脱离了本心，尸体解剖表现出好奇心驱使下对艺术本质的非理性分析，暴露出企图窥视人类内心世界的强烈冲动。
演员斯皮格尔是艺术的奴仆，他弥留之际说“你看到别人在撒谎，可你也在骗人，滚滚不尽的洪流才是唯一的真理”，如此诚惶诚恐的担忧表现出不同阶级之间人性的不可调和，这种讽刺关系也存在于镇长夫妇、以及其他当权者身上。
杜巴尔是剧团的代言人，他能言善辩极具煽动性，代表着资本主义来临时的两面派，表面上他是剧团成功的核心，不断兜售催眠疗法，实际上他同样趋炎附势，在遇到真爱时果断放弃了剧团，这种两面三刀的形象刻画生动形象，与沃格勒的真诚构成鲜明对比，强化了影片关于人性美丑的深层剖析。
《面孔》极其敏锐地描述了谎言与真相、艺术与世俗、面孔与人性之间的博弈，通过二元对立假设将矛盾层层展开，映射的便是以艺术为代表的深层人性，在50多年前，伯格曼对于艺术商品化表现出的趋势已经了然于胸，用电影的方式诉说出心中的不满与情绪。就像他说过的“对艺术的形式不要看得很重，对身体相对纯洁、精神相对完整的演员要力求尊敬”，这其中也包括了伯格曼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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