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1919年7、8月间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进行的一场思想论争。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蜂涌而至，中国思想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五四爱国运动后有了进一步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根本解决”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作为“新思潮”之一的实验主义和以它为哲学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在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在杜威来华之后更是风行一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日益尖锐，从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杜威（JohnDewey），美国哲学家，实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留美时曾在该校学习，成为杜威的学生和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回国后，1919年2月和4月，先后发表了《不朽》和《实验主义》两文，介绍了实验主义的思想。接着，胡适又通过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联名聘请杜威来华讲学（后来这4个单位组成了一个讲学社，专门聘请欧美名流学者来华讲学）。1919年4月30日，杜威携妻女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前往迎接。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之大哲学家》以及伦理讲演等5种长篇讲演，单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题就讲了16次。根据其讲演辑成的《杜威五大讲演》，在其未离开中国以前就已出了10版。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1921年7月11日离华），先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巡回演讲。杜威的讲演被译成中文，从1919年7月起，大量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学灯》等著名刊物上。杜威在讲演中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实验主义，并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讨论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俨然以指导者的口吻评论道：“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当从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该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的胡适，对“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也“看不过了”。1919年6月，随着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因避免追捕准备离京之机，接手《每周评论》，并在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上，发表了他亲自写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他要求人们多多研究每一个个案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主义。认为不去研究具体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要夸口说“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胡适在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对各种“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著文反对的是《国民公报》的编辑蓝公武。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并逐条驳斥胡适的文章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但是，由于蓝文侧重于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对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这一要害问题，未能直接予以反驳。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李大钊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强调，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经济制度。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一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回应李大钊的反驳。他在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人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16字主张，欲图把新文化运动引到纯学术研究的圈子里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歧路上去。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七卷二号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新思想是因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社会的新要求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至此，从1919年7月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便基本上结束了。此后双方虽仍有言论发表，但主要是各自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采取论战的形式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实质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论争。这一论争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对待“主义”问题开始了分化。这场论争，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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