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平（成都）
高考改变人生？我一度怀疑这是个伪命题。
高考前，我在县面粉厂当搬运工，好歹在城里上班，好歹可以吃到很好的集体伙食，好歹可以在十分钟内赶到母亲身边照顾她。但读完大学被发配回老家的乡村中学，住在蜘蛛挂窗乌鸦探头的地主老楼，看着大雪天冻得挫牙花不愿出窝的狗儿，我常常问自己：这大学究竟读得值不值呀？
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比较实在是一种短视。倒不是说如今我早已通过努力携家人定居省城，完善了基本生计，重要的是，几年的大学生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我生于重庆巫溪县，那是个被巍巍大山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小旮旯，县城逼仄无序，四周是起起伏伏的瓦房和坎坎坷坷的石梯，习惯了山溪般日复一日的流转，不知闭塞为何物。
197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在县粮食局面粉厂当了工人，月薪27元。小小厂房，面粉飞扬，犹如冬天雪花儿飘撒，白茫茫一片，每天下班时除了眼珠子是黑的，整个人都死白死白的，像在演恐怖片。
1979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之前我愣头愣脑去报考过一次美术学院，当然落榜，我横下心要拿下这一年的高考，先咬牙花两个月工资买了台上海产4B15收音机，想从英语广播讲座里捞到几分，可才听两天，就被喝醉酒的父亲一把抢走收音机，像扔酒瓶子似的扔到门前的小河里。我嚎啕着跳进河里捞，可捞出来的终究是个不再吭声儿的哑巴。我怕醉醺醺的父亲再接再厉，像手撕鬼子一样把我整个人也撕进河里去，离家出走，幸好被伯父收容。伯父家的阁楼很小很闷，但在我心里是最好的黄金屋，阳光透过巴掌大的窗格儿照进来，照亮了我的未来。
1979年秋，当瓦蓝的天空将大宁河水映照得愈加碧绿，我拿到了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记得那天下午，我在书店翻一本美术杂志，小名叫小狗子的邻居哥哥满腹疑惑地盯了我半天，像是要咬我一口：狗屎运吧，面粉堆里还刨出个大学生？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狗屎运，我只记得那年参加高考，数学只考了32分——哪是考的？我平时在班上的数学成绩总是倒数一二名，这32分是我在选择题中跳大神般“划”出来的。但语文考了92分，历史、地理也考了80多分，这似乎暗示着日后我会耍点笔杆子。
那一年高考的作文要求将2000字散文《第二次考试》以第一人称缩写成800字的短文。该文讲了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嗓音甜美的美丽女孩陈伊玲，因参加雨后救灾感冒了而在次日的音乐学院招生复试中发挥失常，主考官苏林教授亲赴街区得知真相，决定破格录取这名姑娘。对我来说，这冥冥中暗合了我后来的坎坷人生中经常遇到“第二次考试”——一波三折，与人为善，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况且，这本来也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啊。
滥觞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上世纪80年代，如过往的三峡珍藏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我入读的重庆师范学院，有着很浓郁的人文环境，我也是打那时起颐养出较好的学风和“尝鲜”的野心。尤其是图书馆，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大的高考福利。之前，我在老家很少看到像样的书籍，更没听说什么世界名著。我有个发小家住新华书店，我经常怂恿他潜入库房偷几本书给我。重师图书馆，是上世纪50年代修的俄式建筑，外墙上挂满爬山虎和七里香，藤蔓间不时有鸟儿飞来蹿去。面对浩繁卷帙，我在西洋美术史、二战史、武侠小说和中国古代边塞诗里一扒就是3年多。那些书和故事，那些混沌年代的人物命运，至今蹦跳在我脑子里，并影响我的人生态度，譬如，如何从伦勃朗和曼施坦因身上看到巨大的人生顿挫，如何真正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尝试践行，如何看待红尘中候鸟般来去的真情假意……我甚至无数次徘徊在清朗秋月下，同先辈大咖隔空对话。
金庸小说里讲了两种武林高人，一是如郭靖般老老实实练百家功渐成高手的后知后觉者，一是如虚竹般误打误撞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得了几十年功力的幸运儿。我显然属于笨鸟先飞的前者，有点小进步就欣喜释然。一如当年酷暑天背着面粉袋，呼哧呼哧踩在既斜又溜的梯子上，心头总在数着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把一袋面粉倒进搅拌机和成了湿面团儿，才舒展地伸伸腰杆儿。
小时候每次乘船过峡口，行进到激浪滔天、拐出个大急弯的金银滩时，总看到船头立着个面庞黧黑、凸起一身肌肉疙瘩的汉子，嗨地一声将长长的蒿秆戳进水里，用力一撑，船尾的艄公也顺势咬牙扳动舵片，让小船儿扭头绕过险滩，轻溅浪花滑出险滩。
滑出险滩，是当年峡谷里每个娃娃在弄潮呛水时陡生的念头，也是长大后在心里形成的人生譬喻。因为第二次高考，我卸下了沉甸甸的面粉袋，来到省城做了记者，并折腾成一名在全国算是有点名气的作家，回头看看，真是五味杂陈。感谢伟大的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航向。
（作者系著名文化记者、旅游作家）
编辑：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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