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启笛 编辑|漆菲
“一个不足够”“子女是国力”“孩子是大韩民国的希望”——这是2019年韩国保健福祉部和教育部为鼓励国民生育打造的宣传广告。海报上,一名孕妇双手托着画有韩国国旗“太极旗”的孕肚。
可如今,韩国人却不愿生孩子了。据韩国统计厅2019年12月初公布的数据,同年第三季度,韩国新生儿总数和生育率均创下历年同期最低水平。继2018年韩国成为全球唯一一个生育率跌破1的国家以来,如今或将创下更低纪录。这让不少人担心,如果不加以干预,韩国就要“亡国灭种”了。
为了鼓励国民多生孩子,韩国卫生部提出过“熄灯造人”计划——保证员工每月至少一天可以7点半前下班,早早回家“造人”。政府还举办了鼓励生育的口号征集大赛,最终得奖的口号是“爸爸,我一个人很孤单,我想要弟弟妹妹”。
过去十年,韩国政府在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上已经投入超过100万亿韩元(约6000亿人民币),却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为了国家,我可以拿着枪,冲上战场。但是,你不能让我为了国家去生孩子。”一名韩国女性看到宣传海报时评价说。
我都不幸福,孩子能幸福吗34岁的金宝拉,如今和妹妹、弟弟以及朋友四人,租住在首尔市一套70平米的公寓里。她在这里住了4年,但如今的租金让她备感压力。合约到期后,她打算搬去首都周边的卫星城,“市内已经住不起了”。
现实处境让金宝拉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没钱、没资源、没时间,每天下班只能缩在公寓里吃拉面,你让我结婚生子?”谈到生育话题时,她满腹怨言。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小孩的,但回想自己的成长轨迹就会觉得:真的不值得。我不断问自己,让孩子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实在太累了吧?”金宝拉口中“这样的国家”,在负债率、失业率、自杀率、离婚率、低出生率、老龄化指数以及贫困率等指标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他是不是会像我一样,就算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也要加班到很晚,还要忍受着一些不能拒绝的社交活动。即便结婚了,还得支付天文数字的房租,老了后还可能面临‘老无所养’的问题。孩子生活在这个世界,应该是充满希望,期待美好,但我觉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金宝拉说。
就业、房子、教育是韩国年轻人的三大压力源。韩国失业人数在2018年达到107.3万人,创下历史第二高的纪录,仅次于金融危机爆发时的1999年(136.4万人)。高失业率引发一系列的连带效应——找不到工作意味着没收入,没收入意味着没钱结婚,不结婚则意味着不生孩子。
30岁的金政敏如今在首尔一家中小型广告公司担任次长,税后年收入约3700万韩元(约22万元人民币)。他租住在首尔南部一间4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135万韩元,除去每月的公寓管理费、保险费,所剩生活费不到100万韩元,再加上工作应酬,几乎没有结余。
“我周围的人,没人因为生了孩子而感到生活变得更好。首尔的房价、物价近些年来不断飞涨。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想,我又为房东打了一天工。我努力想要买房,但现在的房价对我来说太难了。”金政敏抱怨说。
韩国政府房地产监测机构的数据显示,现任总统文在寅2017年上台后,首尔中间价位公寓的总价从6亿635万韩元(约420万人民币)飙升至2019年10月的8亿7525万韩元(约540万元人民币),涨幅达到44%。相比之下,韩国工薪阶层2018年的平均年收入为3634万韩元(约21万元人民币),仅比上年上涨4.6%。
根据NH投资证券一份名为《国际化主要城市的住宅价格分析比较》的报告显示,2018年年底,首尔的房价收入比(PIR指数)为21.1,比纽约(11.3)、东京(13.1)、伦敦(20.6)都要高。
房价涨幅与出生率形成反比。1999年首尔住宅新房平均售价为每平方米30万韩元(约1800元人民币),到2019年涨至每平方米778万韩元(约4.7万元人民币),为全国平均房价的两倍以上;出生率则从1999年的1.42跌至2018年0.98。“男人有房,什么缺点都可以原谅。”这是当前韩国女性在选择结婚对象时最流行的一句话。
年收入高低对生育率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统计,30岁到40岁的韩国男性中,年收入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中,有82.5%选择结婚;年收入1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男性中,仅有6.9%的人选择结婚。
即使收入不菲,也有人因高昂的教育费用放弃生子。现年46岁的金贤圭(化名)结婚8年,家庭年收入约为70万元人民币。他所在的媒体公司有着不错的福利,被韩国人称为“宇宙最好的公司”。但为了在首尔拥有自己的房子,他和妻子决定做“丁克一族”。“养孩子的费用实在太贵了,房子与孩子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金贤圭说。
据统计,韩国人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2年间,至少需要花费3亿890万韩元(约190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花费1400万韩元(约8.6万元人民币),相当于韩国人平均年收入的1/3。这还不包括教育费用和将来的成婚费用。
“我常常自问,活到30多岁,我很努力了,但还是没能进入自己期盼的那个阶层。这令人感到茫然、沮丧。如果将来我的孩子问我,他为什么不能拥有那样的生活水平,我真的无法回答。”金宝拉说。
我放弃了一切,结果成了“妈虫”女性在韩国社会中的生活困境,同样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近热映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讲述了30多岁的韩国职场女性为养育2岁的女儿所经历的艰苦日常。仅一个多月,其累计观影人数就突破360万人次,很多韩国女性对电影中职场妈妈遭遇的挫折都感同身受。
在秉持儒家思想的韩国,不愿生育的女性并不能被一些观念传统的人所接受,她们通常被指责为“太自私了,应该想想能为国家贡献什么”。
不久前在韩国国会举办的一场人事听证会上,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候选人赵成旭被一名保守派男议员指责称,她未婚未生育,没能承担国家责任,没对国家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不是合格候选人。这番指责引起舆论哗然。赵成旭是韩国第一位在哈佛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女性,又在首尔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履历十分亮眼,但依然要看保守社会的眼色。
对很多韩国女性来说,从选择生孩子开始,就要做好切断所有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备。“我生下了一个孩子,痛得要命。我放弃了我的生活、工作、梦想,我的人生,放弃了自己,把孩子养大,结果成了‘妈虫’。我现在该怎么办? 很多极端的情况下,你必须放弃自己的生命,才能拥有一个生命。”电影中的主人公金智英如此说道。
因为电影的走红,“妈虫”也成为韩国近来流行的词汇,讽刺那些靠丈夫养活、自己吃喝玩乐的全职妈妈。这一歧视性词汇出现的土壤,正是长期笼罩在韩国社会的一种意识——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者,母亲必须牺牲奉献、抑制欲望。
韩国有调查显示,照顾零到两岁孩子的全职主妇一天只有4小时左右的闲暇时间,但她们的劳动价值却难以得到承认。心力交瘁之际,金智英带孩子上公园遛弯期间买了杯咖啡,却被路人当面议论:“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逛……妈虫还真好命!”这直接导致她精神崩溃。
韩国职场对女性向来不友善。以2015年为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男女平均工资差距为14.5%,韩国却高达37.2%。韩国已婚女性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因为结婚、生育辞职。即便在2018年,韩国职场女性的工资也仅为男性工资的66.6%。
多名女性受访者称,那些生完孩子回到职场工作的女性,也饱受隐性歧视。“虽然法律规定产假可以歇三个月,但很多妈妈根本等不到产假结束就匆匆赶回来上班。经常听到的议论是,那么大年纪,都两个孩子的妈了,还回来干吗?”
“这种情况下,希望得到工作的已婚女性根本不敢生育,而希望积累工作经验的未婚女性则会回避结婚。这就是韩国的现实。”首尔社会福祉大学院大学学者允洪值向《凤凰周刊》评价说。
提高出生率,韩国错过了30年2018年的韩国生育率仅为0.98,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不到1人。
二战结束后,一定规模以上国家和地区中出现“破1”情况只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统一后的东德地区;另一次是201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民众因生肖问题不愿生孩子。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况。
超低生育率意味着韩国正走向人口崩溃。韩国目前总人口为5106.9万,按照现在的生育率计算,从2031年起总人口将开始减少,到2065年将减至4300万,2165年将萎缩到1500万,最终归于“消失”。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因此将韩国列为头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曾几何时,一名韩国女性所生子女平均超过6人,政府因此感到担忧,认为人口增加将对经济发展构成威胁。1961年,韩国政府发布第一次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开始实施遏止人口增长的生育政策。1970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一度达到过100万的创纪录峰值,之后出生率明显下降,到了70年代末,韩国总生育率由6减至2。
1983年成为韩国生育率“崩溃”的重要节点。同年7月,韩国总人口突破4000万,引发政府对于生育政策实施不到位的担忧。“两个也很多,始终为一个而感到满足”的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全国主要城市还设立了“人口数电子警示牌”。在印有“现在我们国家人口”的电子显示器上,人口数量不断发生变化,下方写着:“可怕的核爆。”
那个时代,人口数量就像核爆一样,令韩国上下感到不安。1983年,韩国政府派出医疗车辆进驻农村,宣传和实施避孕政策,有女性直接在医疗车上接受手术。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独生子女。只生1个孩子的家庭,孩子在上学前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保险,并能免费就读幼儿园,收入较低的家庭还能享受育儿补贴。而3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多出的配额需要收取医疗费用并增加税收。
19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1996年,韩国政府发表《人口素质及福利政策》,维持低生育率目标,这让其生育率在1999年降至1.43,2002年进一步降至1.08。
最终在2005年,韩国生育率达到30年来的最低值——1.08。这下韩国政府开始急了,由放弃计划生育转向鼓励多生育。2005年,韩国出台《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次年提出“2020战略”,计划到2020年将生育率提升到1.6。
“韩国政府没能读懂长期低生育率发出的危机信号,错过了应对低生育率、转变人口政策的时期,虚度了30年时光。”高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黄明振向《凤凰周刊》解释说,人口政策的周期很长,要取得效果要等很长时间,而要想改变已经形成的趋势需要更长时间。
过去十年来,韩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补贴用于奖励生育孩子的家庭,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给予鼓励。例如,政府每年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提供5万套保障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疗检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拥有1年产假在家养育子女,其间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补贴,雇主必须保留生育妇女的职位。
但由于存在前文所述的种种掣肘,这些补贴最终收效甚微。不少国民认为,政府的生育政策理念30年来都没有变化,从前是限制生育,现在是“逼迫”多生育。例如,20世纪60年代鼓励生育时的标语是“三三好”,即“35岁以前生育3个子女”;到了21世纪变成“一二三运动”,即“婚后1年内怀孕,生育2个子女,35岁前完成使命”。
谈到韩国女性如今的抉择,韩国开发研究院(KDI)教授崔瑟基解释说,1983年以来,韩国一直保持着低出生率的趋势,政府和学界却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世界早已从控制人口政策向强调人权的方向转变,我们却错过了这一潮流,在人口政策上至今未能摆脱国家主义的框架和家长制的态度。“这种氛围下,年轻一代对生育反感完全可以理解。”
“外界总是将韩国少子化的原因归结于女性不想生孩子,但事实上,是因为政府无法让女性相信生孩子是个快乐的选择。”黄明振反问说,“即便解决了人口问题,我们社会的其他问题呢?贫富差距扩大、低失业率,哪一个不比这个严峻?埋怨人口问题,可能是为了回避更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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