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雨巷》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名篇，被叶圣陶先生盛赞为“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也为他赢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
这首诗音律和谐，情调低沉，融合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和西方象征主义手法，创造出了朦胧的意境，展现了诗人内心的迷茫、彷徨和渴望，弥漫着浪漫主义的感伤情绪。
《雨巷》的忧郁和感伤气息，也可以说是戴望舒人生和诗歌的底色。无论是在理想还是爱情上，戴望舒一直都处于雨巷般的困境，但他始终都在其中追寻着丁香一样的姑娘。
戴望舒原名戴承，1905年出生于杭州，家境较好，父亲戴修甫是一个银行职员，很重视教育。戴望舒从小天资聪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开始文学创作和运动。
家境殷实，又有才华，这样的戴望舒本应是令人欣羡的，但他自己却形成了自卑的性格。感伤或许是诗人与生俱来的气质，但童年遭遇的不幸加剧了他内心的敏感。
戴望舒小时候曾得过天花，本来英俊的脸庞留下了许多瘢痕，让他经常遭到别人的嘲笑。有一次在饭馆聚会，他提议个子最高的人买单，个子最高的纪弦却说脸上有装饰趣味的人结账，惹得哄堂大笑。
海明威曾被问及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回答说：“需要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戴望舒的童年无疑就是不幸的，天花不仅给他的面容留下了创伤，更给他的心灵划下了刻痕。
但对于成为一个诗人来说，这似乎又是幸运的。既然外表有缺陷，他就努力在文学创作上达到新高度。内心的敏感和忧郁，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诗歌。
戴望舒的很多诗歌中，都充满了有关爱情的苦闷和个人的忧郁。自卑而又敏感的人，在爱情上大多是不幸的。戴望舒就是这样，他一生情路坎坷，三次为情所伤。诗歌，就是他的情感出口。
戴望舒的第一段恋情持续了长达八年，但一直都是他的一厢情愿。1927年，戴望舒避居松江，住在好友施蛰存家中，共同创办《文学工场》。施绛年受哥哥施蛰存的影响，也很喜爱文学，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文学，并帮忙抄写稿子。
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开朗，是个阳光般的少女，与戴望舒的性格完全不同。可是，人往往会渴望拥有自己所缺失的，戴望舒深深地爱上了她。
与写诗时的妙笔生花不同，戴望舒在现实中并不善于表达，甚至有点木讷，缺乏诗中的浪漫。他在面对施绛年时，总是很拘谨，外表的缺陷更是让他感到自卑。
但在爱情的驱动下，戴望舒还是鼓起勇气，半明半暗地表白了。他在诗中表达了对施绛年的爱意，但对方的模棱两可让他痛苦不堪。在施绛年眼里，戴望舒只是个像哥哥一样的存在，和自己性格差异大，外表也有缺陷，实在不是理想中的对象。
或许是不愿伤害戴望舒，也许是考虑到他是哥哥的朋友，施绛年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明确接受。这让戴望舒产生了误解，觉得自己很有希望，开始了一场爱情长跑。
可是，一次次的追求，都没有换来实质性的进展。他在《林下的小语》一诗中写道：“拿去吧，亲爱的，拿去吧，/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施绛年的若即若离，让他尝到了爱恋的苦涩。
1929年，戴望舒诗集《我底记忆》出版。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上，他用法语题词道：“给绛年。”并引用了古罗马诗人提布鲁斯的诗句：“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到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这或许已经预示了戴望舒后来的过激举动。
戴望舒已经把对施绛年的爱融进了自己的生命。1931年，绝望的戴望舒伸出了“虚弱的手”，决定以身殉情。在家人的劝说下，施绛年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的求婚，并与之订婚。
但施绛年并不情愿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她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要求戴望舒出国留学，学成归来后有稳定的收入再成婚。于是，戴望舒在1932年10月前往法国留学。
留学期间，两人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戴望舒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施绛年的冷淡，后来又听到了她另有相好的传言。1935年，戴望舒一回国就直奔施家，对方父母的道歉印证了传言。
原来，就在戴望舒出国一年之后，施绛年就和一个冰箱推销员好上了。戴望舒一气之下，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两人登报解除婚约，八年长跑就此结束。
但戴望舒内心的伤痛却没有停止蔓延，有时在众人欢聚时，他会突然陷入沉默和伤感。好友穆时英看出了他的心思，把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了戴望舒，说：“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
在穆时英的撮合下，两人开始交往，渐渐爱上了对方，并在1935年底订婚，决定半年后成婚。1938年，戴望舒举家搬往香港，度过了一段在外人看来幸福的生活：“他伴着娇妻和爱女，在祖国的烽火里，幸留这宁静的一角。”但这宁静的表面下，却有着他人看不见的裂痕。
也许是因为和穆丽娟的结合过于顺利，戴望舒对她没有像对施绛年那样炽烈的爱，总是忙于写作。这让妻子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就像是生活的旁观者，她说：“戴望舒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女儿放在第二位。”
更让她不能忍受的是戴望舒的粗暴对待，她后来回忆说：“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
1940年，穆时英回上海出任伪职后被刺，穆母悲痛而逝，戴望舒却向穆丽娟隐瞒了这一消息，让她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穆丽娟得知消息后，就带着女儿回了上海。
一次，她到茶馆吃点心，有三个大学生为之倾倒，一路跟踪到住处，见有伪警把守，其中两人知难而退，留下一个朱姓大学生穷追不舍。这个大学生每天给她写信送花，经过一个半月就打动了她的芳心。
陷入热恋的穆丽娟早已对戴望舒没了感情，就提出了离婚。戴望舒到上海挽留婚姻，胡兰成和李士群想留他在上海办报，并许诺让穆丽娟回他身边。但戴望舒坚持了底线，不为所动。
眼看穆丽娟铁了心要离，戴望舒又一次决定自我了结，他写信说：“我们不能让孩子苦恼，因此我用死来解决我们间的问题。它和离婚一样，使你得到解放。”穆丽娟没想到他会再一次自杀，就坚持要离。
所幸戴望舒服毒时被救了过来，但他们的婚姻已经救不过来了。之后，两人签了为期半年的分居协议。在这期间，戴望舒坚持履行着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从他这一时期的日记来看，他对穆丽娟并非没有感情。但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珍惜，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1942年3月，刚刚经历了一场爱情悲剧的戴望舒又遭受了日本人带来的牢狱之灾。日本人软硬兼施，让他交代“文协”会员的名单，但他丝毫不惧酷刑，没有吐露一个人的名字和行踪。
两个月后，经过多方营救，戴望舒终于获得保释。出狱不久，他由自己残损的身体联想到祖国破碎的山河，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他到大同印务局做了编辑，认识了同事杨静。杨静比他小21岁，但这并不妨碍二人陷入爱河。1943年5月，两人步入婚姻殿堂。遗憾的是，两人年龄和性格相差太大，造成的隔阂也在生活中逐渐显露出来。
1948年，两人的婚姻随着杨静与人私奔而终结了。杨静后来回忆道：“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对他了解不多，也没有想到要好好地了解他。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件憾事。”
此时的戴望舒贫病交加，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只能寄居在好友家。经历了多次爱情和婚姻伤痛的诗人，已经心如死灰，常常自语：“死了，这次一定死了。”
所幸他没有一直沉浸在伤痛中，而是在北平解放后北上参加了工作。好友劝他留在香港养病，但他说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新时代的曙光照进了诗人生命中的裂痕，让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戴望舒还给杨静写信，说自己忘不了她，希望她也来北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或许是因为家人反对，杨静还是以“筹不到钱”为由拒绝了。
戴望舒的生命中飘过了三个丁香姑娘，却没有一个留下来。但他的大爱终于有了结果，让他看到了自己所向往的“永恒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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