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著作《心若菩提》电子版
CHAPTER 1第一章贫困童年1.1 家庭因变致贫 /1.2 因顽皮辍学 / 1.3 用心办事 / 1.4 少小担纲 / 1.5 独闯天下 / 1.6 祸不单行 / 1.7 苦力不苦 /1.8 悯从怜中求
1.1 家庭因变致贫心若菩提1946 年我在上海出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的出生并没能给家人带来太多的欣喜。父亲忙于生意上的事务，甚至连我的名字都忘记给取了。一直到我上小 学前，我的名字就叫"小印度".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用"小印 度"来称呼我？母亲告诉我，当时的上海租界，巡捕多为印度人。很 多家长爱把孩子打扮成巡捕的模样，着巡捕装。对这样的孩子，人们 就叫他"小印度",也就是小巡捕的意思。我明白了，这就像后来一个时期人们喜欢给孩子穿军装，一个时 期又喜欢让小孩扮警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解放大军南渡长江前，上海的企业主们纷纷举家搬迁，逃离上 海。很多人去了国外或者香港。父亲和母亲商量的结果，是回福建 老家。父亲曹河仁是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省东部沿 海，为福州市辖县级市，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 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福清还是全国着名侨乡，自古以来就有年轻人远渡重洋学习打工经商的习惯。我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曾祖父曹公望，是福清的首富，他的墓就在我家院子的后面。小时候，我常到曾祖父的墓地一带玩，墓地很大，周边长满了许多野花。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爷爷时逐渐衰微，直至最后破落，这是在父亲出生前。父亲年轻时跟着舅公到了日本。舅公自己在日本有店，可是他没 有把父亲放在自己的店里，而是介绍父亲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当学 徒。学徒的第一年，父亲所做的，就是煮饭、煮菜、挑水、倒马桶、 倒尿壶，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 求父亲不断地对着镜子练习走路，练习微笑，练习鞠躬，练习说话的 口型，并告诉他要一直练，直至自己满意为止。学徒的第二年，布店老板叫父亲把店里的货担着带到乡下去销 售，就像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货郎担，挑着担子货，边走边叫卖，时 而，将担子搁在路边，边卖边吆喝。学徒的第三年，父亲才回到店 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一到，店老板 告诉父亲，"我教给你的，你已经都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 去开自己的店了".我爸说，他的前半生，很感谢日本老板："三年出 师后，我才知日本老板用心良苦。他第一年是练我身骨，第二年教我 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我以前无法理解，父亲第一年的学徒生活，为什么只做粗活脏活 甚至连帮佣都不如，但父亲向我叙述他的这段学徒生活时，从来也没 有抱怨过，似乎理所当然。在我自己经历了苦难的人生后，才明白日 本布店老板的苦心：他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就像习武之人挑 柴担水一样，是让父亲练好身板，扎好"马步",从基础开始一步一 步累积经验啊。难怪父亲说起生意经来，一套一套的。离开日本人的布店，父亲进了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 年，我 奶奶要父亲回家成亲，父亲就回到高山，与母亲成了亲。一年后，父 亲计划再去日本，但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改变了去日 本的打算，留在了上海。因为不打算再出去了，留在日本的舅公就把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一下子收到了那么多的钱，父亲都不知道怎么花了。这时候，只要有人同他说做什么项目很好，他就做，因为钱足够多，做什么，也 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于是，父亲就什么都做，也开了夜总会。父亲后来成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1947 年，国民党的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 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父亲母亲决定举家搬回福清高山。 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家中所有的家产，他的如意算盘是， 把东西运回来的船，回到高山后，还可以租给别人运输用。一家六口 则坐客轮。没承想，客轮抵达马尾好几天了，货船却迟迟没有靠岸。 再几天，消息传来：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怎么办？母亲陈惠珍，也是福清高山镇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的千金。嫁给父亲时，外公给了很多的陪嫁。这些陪嫁，母亲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现在，母亲倾其首饰钿钗，变卖成钱，在高山买了块宅基地，盖起了一幢二层的小楼，楼梯、地板、房间，用的都是木 板。沿着小楼的墙，用三合土垒着，围了一个小院子，母亲在院子里种上了果树，打开院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田野与天空的边界， 是海。所以高山，实际上是一个无山海可依靠的小村镇。这一地域特性，也养成了高山人时而开放、时而封闭的性格。盖房子的工程仅剩下铺瓦片时，国民党兵74 师溃败经过高山， 到处抓壮丁，抓走了正在我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虽然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因为是在我家的屋顶上被抓走的，所以他们的家人，从那天起就一直到家里来哭闹，要父母赔人赔钱。父亲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回上海，是父亲最好的选择，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已不会耕田种地，大上海的商海，才有他的施展空间。父亲走了，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家里闹事， 工作队队长看见了，便寻问母亲，母亲告知事情的原委，队长认为应该出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的村里人抓了起来。原本工作队要处理他们，母亲代为求情，整件事情算过去了。对于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身边 6 个嗷嗷待哺的孩 子，如何养活他们？于是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 舅舅帮忙种地。高山的地比较贫瘠，所以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 青菜什么的，而我们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地里的收成，根本不能解 决家中最基本的口粮。而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 月，又不能每月如期地寄到母亲的手中。所以，小时候，我们总要忍 饥挨饿。时常一天只能吃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难顶饥 饿。饿得难受了，我们会叫，这时母亲就把我们兄弟姐妹集中在院子 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玩游戏。我记得母亲 当时总交代我们，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家吃两餐，记住："让人知道 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 骨气、有志气！"我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穿破了，母亲会坐 在灯下认真地缝补，尽可能地不让补丁张牙舞爪地贴在外面，而是藏 起来，缝补在内里，尽量地不让人看见。虽然住在农村，但家里总是 一尘不染，这或者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吧，木楼梯和木地板，洗得发白。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 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 最怕的是没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需要的是取得他 人的信任。"这些话，打小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本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2楼1.2 因顽皮辍学记得在我 9 岁时，就是1954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下了一天的雨，到了傍晚才停了。院子里有知了在"知……知……"地叫，似乎在唤 我出去。于是着急就想往外跑，但一脚刚跨出房门，就被母亲叫住了。母亲说，外面很湿，在家待着吧。我就收回了跨出去的腿。不一会儿，长福伯来了。长福伯总是穿一身长袍，鼻子很挺，是村里的先生。长福伯很喜欢抽水烟。他一进门，母亲就递上一个烟筒，为他点上了烟。长福伯吧嗒吧嗒猛吸了两口，问："叔公有信回来？"母亲小声地："好久没有信了，您看小印度都九岁了，学堂都上不了。5 角的报名费还凑不齐，最急的是，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名字， 他长福伯，您帮帮忙，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学，无论如何都要上的。"长福伯顺着母亲接了一句，然后接着 抽烟，抽完了，他把烟筒搁在一边，对母亲说："没钱，就慢慢来吧， 小印度的定时纸你拿给我，先把名字给取了吧。"母亲就起身走屋里， 再出来时，手上就拿着一张红纸，红纸上有用毛笔写着我的出生年月 日时。这张纸，就叫定时纸，我们这儿，给孩子取名、找对象都要先看时辰。过了几天，长福伯来了，见到母亲就说："名字我取好了， 叫德旺。他是德字辈，依他的生辰，人很聪明，点子很多，所以就叫 德旺吧。聪明又有德，必然兴旺啊……"母亲高兴地谢谢他，又一路送出了院门。我呢，一连高兴了好几 天，德旺。德旺。德旺。我反复地叫着自己的名字。相信自己一定会 有新生活。果然，那年夏季，母亲就送我去学校了。领到课本那一天，我开心极了，书上的每个字都让我觉得新颖。看着其他同学的书都用画报包得漂漂亮亮的，回到家，我也让姐姐帮 忙包。后来我的书也都包上了画报纸，当然我都是姐姐包的。新鲜归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孩子的天性就出来了。还记得小时候玩的"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吗？在这个游戏 里，一个人在前面背对着大家，数着数，1,2,3,4,5,……后面 的人则在他数数时一步一步地快速前进，不过得时刻提防着数数的人 回头，因为他一回头，被他看到的正在动的人，被得出局被罚。我就 在课堂上与老师玩着"木头人"游戏：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时不时地 会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我呢，老师一转身，我就从座位上站起来，模 仿老师写字的姿势，我学得很像，班上的同学看着笑得前俯后仰，老师一回头，我立即就坐回到座位上，双手交叉搁在课桌上，一副很认真听讲的模样。刚开始老师很狐疑，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老师发现了，是我在学他的动作，老师很生气，说我很坏。上学才一个月，老师就来家访，说我上课不专心，不是好孩子。母亲听了就很生气，一个劲儿地对老师说对不起。老师走了后，我以为母亲会拿起竹子打我，但没有，母亲坐在那儿，很久不说话，哭了。我吓坏了，一连声地对母亲说：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因为经常不遵守课堂纪律，经常在学校里闹出些事来，再加上家里穷，我背上了坏孩子的名声，但有一个女教师却不这么认为，她对 母亲说，德旺不是坏孩子，他只是调皮，好动。这个老师叫林秉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漂亮的女老师。9 岁以前，我都在田野里跑，每天还要捡树叶回家当柴烧。一下 子要安安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几个小时，自然就觉得凳子上扎着钉子似 的，怎么坐都不舒服。虽然如此，我的学习成绩却都还可以。那时的 学分，是 5 分制，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的成绩总是在 3 分和 4分之间，最好的也就是 4 分了，从来没有拿过 5 分。1956 年夏日的一个晚上，父亲从上海回来了。父亲是骑自行车 回到村里的，到家里时已经是半夜时分，我正在睡梦中呢，母亲推着 我把我叫醒。"你爸爸回来了。你赶紧穿衣服起来见你爸。"一听到爸爸回来了，我一骨碌就从床上跳了下来。爸爸！自从爸爸再次去上海后，就没有回来过。我冲下楼。在大堂里见到母亲正在和一个人小声地说着话。那个人瘦瘦高高的，和记忆中的父亲无法重迭了。我怯怯地上前，父亲看到我，把我叫到跟前。"啊哈！小印度， 你长高长大了，再长下去，就和你爸爸一样高了。"父亲笑眯眯地低头看着我，"你到镇上，去帮爸爸买点酒。"我从母亲手里接过买酒的钱和空瓶子，与寄住在家里的另一个孩子一起，到镇上去，敲开酒家的门，给父亲打回了他要喝的酒。那时，我们乡下，大人们喝的都是农村家庭里酿制的烧酒。有的是用米酿制的，有的是用地瓜酿制的。 所以在我们当地，也叫米烧，地瓜烧。从那以后，父亲要喝酒，就让我去买。这是我每天傍晚必做的作 业。我的酒量也在这一来一去买酒的路上得到了提高--我总是会偷 着喝一口，刚开始是好奇，父亲为什么爱喝这东西，后来则是习惯， 买到酒就会拧开酒瓶喝一口。也奇怪，父亲从来没有觉出酒有什么不 同，或者，他觉得有不同，但却不想追究我。所以后来，当我有了钱，我总是给父亲提供最好的酒。父亲喝着酒，常常要求我站在一旁，对我"摆龙门".父亲的皮夹子里总夹着一张剪报，是上海的《新民晚报》，父亲曾经不止一次 地给我看过，因为那上面，有报道他的文章，我那时也没在意，只记 得上面写着"旅日归侨代表曹胜美"（这是父亲在上海时用的洋名） 这么几个字眼。那应该是父亲最骄傲的事了。我若想跑开不听，父亲 就会开揍。所以，我就是在实在不想听，又不得不听的状态中，听了 很多当时并不怎么明白，后来逐渐领悟的人生道理。父亲的叙述，时常重复，有时说他当年去日本当学徒的事，有时 说他在上海经商的事，有时则同我谈人生的哲理。那时父亲应是处在生活的逆境期：父亲不会务农，家中没有强劳 力。在农村，没有强劳动力的家庭是会被人瞧不起甚至受欺凌的。父 亲因而脾气较大，时常发火。而我调皮捣蛋，使我成为父亲的出气 筒--每遇有乡亲到家里告状，父亲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用皮带抽打 我。有时不是我的错，但也一样要承受父亲的鞭打。这时我就很委 屈。每每在我委屈申诉，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时，母 亲总会一边安抚我，一边告诫我："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千万 不要和你爸爸顶嘴，也别还手或逃跑。即使你是被冤枉的，也不能。 因为打你的人是你的亲爸爸。"母亲抚着我的鞭痕，轻轻地用蛇油涂抹着。"孩子你要记住，从 你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一生，直到将来老了，死了，你都是妈妈和 爸爸的孩子。这个事实，既便你跑到天涯海角，甚至改了名字，也不 会改变。"母亲这么说时眼里总是噙着泪。直到今天，我都记着母亲的这些话，记得母亲说这些话时的 情景。小学5年级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到附近的山野去捡树枝 扒树叶或者茅草，背回家，匆匆地吃点稀饭地瓜什么的，抓起书包就 跑到学校上课。下课后，吃完饭再去捡树枝扒树叶或者茅草回家。早 上捡的，是供母亲中午烧饭菜用的，中午捡的是供母亲晚上烧饭菜用 的。冬天还好，夏天的时候，南方的太阳很大，又是正午，捡完树叶 就会出一身汗，我就跳进浅水沟里洗澡，穿上衣服再直接跑回学校上 下午的课。天天如此。一个孩子，每天天蒙蒙亮起床干活，接着上一上午的课，然后再 干一个中午的活，到了下午上课时，自然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扛不 住了，就趴在桌面上睡着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老师当然生气。初 一上学期的一天，我又在课中睡着了，下课后，老师把我拎到教导主 任面前，请求处置我。我站在老师办公室里，低着头，不说话。教导 主任让我伸出胳膊，然后用指甲在我的胳膊上划拉一下就划出了一道 道白色的印痕（注：能划出白痕说明下水玩过）。放学了，同学们都走出教室。教导主任召集所有同学集中在操 场上，把我拎到队列前，在同学面前，划拉着，让大学看我胳膊上的 白痕。"你们看，这小不点儿，中午不午休，天天跑到小沟里玩水，哪 天淹死了，家长还要找我们的麻烦。你们可不能像他这样！"教导主 任说。周围的同学们"轰"地笑了。我看着教导主任，心中憎恶着他所 说的话。队伍散后，同学们都急急忙跑回家吃饭，我磨磨叽叽地，留在教 室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教导主任叼着牙签往厕所方向走，我就捡 了块石头放进书包里。心想，逮着机会，就用石头砸他。农村的厕所，多是三合土的土墙围着半截高，里面的坑一字儿排开，背靠背，中间矮墙稍稍隔着。主任旁若无人地走进厕所，自顾自 地解开裤带，蹲在坑位上大便。我溜到背面，爬到墙头上，正想拿出 石头往下砸，可又一想，若砸坏了，家里没有钱赔，手又收了回来。 不砸，又不甘心。阵阵臭味扑鼻而来，我捂着鼻，脑袋里忽然灵光一 闪，为什么不尿他呢？心到意到动作到，嘘嘘就尿到他的脑袋上面去 了。主任跳了起来，屁股也没擦，提上裤子就要抓我，我慌忙跳下 墙，撒腿就跑。老师如何跑得过如猴一样的我呢？一溜烟地，我就跑没影了。跑 进家门还不停步，一气儿跑上楼，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知道，我闯 大祸了。但我那时不知道，跑是没有用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教 导主任找到村里来，通过知情人的带路，找到了我家。听了教导主任气急败坏地谩骂，母亲连连哈腰："对不起！对不 起！孩子做了对不起您的事，是我当妈的错，对不起。不过孩子不午 休跑水沟里，可能不是玩水。我家穷，孩子要捡树叶当柴烧，可能是 天气热觉得身上脏不好上课才跑到沟里洗澡的。对不起啊，老师！"教导主任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径直走出了院门。第二天我 却不敢上学了。那是初中一年级上学期。虽然学校并没再给我什么处 分，教导主任也没有再到家里来，但我还是不愿再回学校：对老师做 了那样的事，我怎么还敢回去呢？就这样，我辍学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非常伤心。委屈、惭 愧、懊恼、悔恨，各种滋味都有吧。书不能读了。日子却还得过下去。母亲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 14 岁的我，成了队里的放牛娃。一天两个工分。一个工分 8 分钱，一天有 1 角 6 分钱的收入。现在到菜市场买菜，1 角 2 角经常被忽略不计的，那时的 1 角 6 分钱却很大，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钱，可以买到 1.4斤大米或者 3 两猪肉。我每天一早起床捡柴，挑水，白天放牛，傍晚将牛牵回栏里后再去捡柴。有时，还要到田里帮舅舅种地。冬天地瓜收成的日子，则负 责到地里翻捡薯蒂，补充家里不足的口粮。离开了学校，仍然想读书，怎么办呢？我就捡哥哥读过的书念。 哥哥大我两岁。但和我不同，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很听话。母亲 和老师都喜欢他。还想读书却不能读了。我就把哥哥读过的书带在身边，边放牛 边捡柴之余边自学。看不懂的字，就问哥哥。哥哥不在身边时，就 用《新华字典》和《辞海》查找。那时的《字典》一本 8 角钱，是割 了一年多的马草攒下的；《辞海》3 元钱，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够了钱买下的。我靠字典自学读书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一个一个 的字，从它们认得我到我认得它们，也是这么一字一字查出来的。那 时，只要是印有字的纸，我都会拿起来读，我的很多知识的积累，都 来自于这样的自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各种书籍，并有一个怪 癖，到我家千万别向我借书或要书，再好的朋友我都不会给，真是有 一点爱书如命。放牛的日子不过一年。与后来的日子比起来，并不算苦，也不 算累，却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 凌的滋味。这个苦，我没对母亲说，怕她伤心。不过，这样的人情冷 暖，也成为我后来处世的经验。2-8 16:36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3楼1.3 用心办事15 岁时，哥哥在高山中学当了临时代课教师。他代课的班级里， 有个学生家长是福清薛港农场的场长，他在农场里给我找了个职位。 这个职位的活儿很轻松，每天只是数大人们挖好的树坑，却能拿到 5 角钱。别看数树坑这活简单，一不留神，就可能数错，只得再从头数 起。所以，很多大人都是宁愿挖树坑也不做这个看起来很轻松的活 儿。刚开始，我也数错过，但后来，我找到了不数错的方法，也很简 单，就是手捻一根树枝，一个坑一个坑的点数过去，清晰明了，再也 不会因看不清树坑或数花了眼而出错。"这依弟吖聪明。"大人们都直夸我。大人们都说，调皮的孩子聪明。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承认我聪明。但如果说我聪明，不如说我喜欢动脑筋。1962 年，三年自然 灾害的末期。有一天，我看到邻居在吃鱼，好奇地问："哪里来的 鱼？""从公社农场那里捉来的。"他们神神秘秘地悄声说。农场的鱼他们怎么能捉到呢？我和几个小伙伴们悄悄地讨论着如何抓：农场的鱼是公家的财产，肯定是不可以直接去捕捞的。那么，如何才能捉到又捉得多呢？一次我意外地发现，下雨水溢的时候，农 场的鱼会冲出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公社农场养鱼池是在海滩 上围垦的，鱼池里的水经过阳光照射后，水分蒸发会变咸。因此，遇 到淡水，塘里养的淡水鱼，就都冲了出来。那时候东张水库会定期定 时放水给农田灌溉，于是我想到了捉鱼的办法--晚上，等东张水库 放水灌溉时，将东张水库放出来的水中途截留部分，将拐了弯的水接 到农场的鱼塘里。果然，东张水库的水一到，鱼就冲了上来。多的时 候，我们会抓到几百斤。不过，捕鱼的盛宴没能延续太久，有一次我 们正在捉鱼时被农场看管的人抓了，我们七八个人，被关在一个屋 里。不一会儿，关在里面的我们闻到屋外烤鱼的香味，我们知道，是 那些看管在烤我们捉到的鱼吃。趁这个时间跑，也许是个良机。如何 逃出去呢？屋子里只有一个小窗户，只有我能从窗户洞口钻出去。大 家一商量，决定用他们的肩膀把我扛到窗户上，我出去了再从外面将 门扣打开，大家就可以悄悄地溜走出去了。没承想，我跳下去的时 候，被发现了。他们朝我追来，我撒腿就跑，直接跑回家了。…… 薛港林场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父亲找来了。他是骑自行车来的，让我跟他回家，一起做生意。可以说，我最初的经商理念，都来自于父亲，我的很多人生的感悟，也来自于父亲。父亲常说，男人有没有本事，并不是看读了多少 书，关键是看做了什么事，怎么做事。我记得，父亲有一次一边剥着花生酌着酒，一边问我将来想做什 么。父亲的下酒菜，多为家里自制的白晒花生。福清靠海，土地并不 肥沃，但却极适合种植花生和地瓜。所以在我们福清，除了晒干的地 瓜片，还有用地瓜做的各种小吃，比如地瓜丸子、地瓜饼。花生，则 除了提炼花生油，就是煮熟后放在太阳下晒干，做成家家户户接待客人的茶点，也是大人们喝酒时最好最方便的下酒菜。将来做什么？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有谁会想这样的问题。我正在想如何回答，父亲自顾自地接着说："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 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心？和心有关的词有哪 些？我伸出手数着"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 怜悯心……"似乎十个指头用不完，有那么多的心吗？"当然有。"父亲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父亲呡了一口酒，又接着说："但当你悟到爸爸讲的道理时，爸爸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以后，我的确知道了。随着我的事业的发展，我能数出来的心，已经不是一双手能够容得下的了。而且，父亲的确也不在人世了。有时，喝了点酒，我总后悔，如果我当时没有偷喝父亲的酒，如果我总是认真地倾听父亲的回忆，或 者，父亲还在吧？2-8 16:36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4楼1.4 少小担纲说远了。那天父亲骑着单车到农场来找我，叫我回家帮着他做生意。15 岁的我，能帮父亲做什么生意呢？但我还是顺从地跟父亲回了 家。回家第一件事是学骑单车。父亲从修车店租了一部单车，带我到 村里的大晒场，他先帮我扶着让我骑上，然后扶着我骑，不一会儿， 我发现父亲的手放开了，"德旺，你自己在这练着，爸爸先回家吃饭。 你再骑一会儿就回家，下午就骑这车和爸爸一起上福州。"骑一会儿，我已经可以自己蹁腿上下车，并且能驾驭自行车了。 回到家，吃过饭，我正想往外跑，被父亲叫住了。"德旺，下午 和我一起上福州进香烟。""下午？依爸，我才刚刚学骑，不熟练呢。" "没关系，依爸在边上，边走边练，边做边学。骑两个来回，你就很熟练了。"没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背上书包和父亲上路。其实，一个市场若要繁荣，离不开商业的活动。在那个"革命"的年代，有这样意识的，也不一定敢发声，更不用说实践了。父亲毕竟是从日本回来，在旧上海从过商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种田的本事，但却可以通过小商小贩这样小的商业经营活动，给家庭 带来些许的经济收入。所以，父亲就用他从上海骑回来的自行车，作 为运输的工具，从福州买些香烟，运到高山卖，从中赚取价差。但那时，是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的，抓到就会当投机倒把论处， 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你年纪小，一个孩子，没人会检查你的书包的。"父亲对我说。 我挠挠脑袋，15 岁的我，不算大却也不算太小了，在那时，即便是城 里的孩子，也有参加工作的。不过，我的个子的确小，虽然 15 岁 了，但看着也就十二三岁的模样。那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就跟着父亲出发了。我很兴奋。福州，常听大人们说起，而且姐姐已嫁到福州，她 的家我从未去过，现在能和父亲一起去了，还会见到姐姐，真是太好了。刚开始骑，还不觉得累，一方面是新鲜，另一方面是年轻。可 毕竟高山到福州山高路远，骑着骑着就骑不动了，几乎哭出来。但父 亲却没有休息的意思，我只能硬撑着。宏路过后是太城岭，岭下开着 一家小杂货铺，老板是当年与父亲一起在日本打工的好朋友，父亲喊 他老蔡。骑单车翻越太城岭并不容易。父亲看看天已黑了，就叫我下 车，进到货铺里，住了下来。这个下午，并不怎么会骑车的我，竟然骑了五十多公里！第二天一早，父亲叫醒我。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虽然睡了一夜，但全身酸痛，坚持着骑到福州。那天下午，我见到了阔别的姐姐，高 兴极了。休息一天。第三天一早，父亲早早地叫醒了我，骑上车，跟着父亲七拐八拐，走进了一处不显眼的住房。这儿，就是进烟丝的所 在地。一路上，父亲教我如何认路。较之高山，福州城里热闹了 许多。店多，人多，单车也多。但那会儿，我压根没心思理会那些的 热闹。进好货，父亲放进了我的书包里。快到城门时，父亲将书包绑在我的自行车后架上，由我带着出城门。果然，在城门口，父亲的单车 被拦了下来，我却没有。出了城，一路紧骑慢骑，骑到太城岭，已经是下午 2 时左右了， 父亲还是在朋友的杂货铺里停了下来，喝了碗热茶，稍事休息，就叫 我上车往高山赶。就这样，我开始了与父亲一起贩卖烟丝的生活。每趟进货 30 斤 左右，100 多公里，来回 3 天。第二次还是跟着父亲，第三次，就自 己一人骑着单车去了。从第三次开始，我与父亲的商业分工形成：我 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记得某个冬日的一天，我进好货，大概是头天受了风寒，骑出 福州没多久就开始拉肚子。从福州到宏路的太城岭，五十多公里的山 路，平日里半天的时间就可以骑到，那一天，我用了一天的时间。一 路上，我都想停下来，不走了，但是，又担心车上的货会不安全。于 是骑一会儿，停一会儿，脚越来越软，车越来越重，人就像在棉花 上。那时的山路并不像现在的公路，崎岖而窄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连 车带人翻到山涧下。抵达太城岭时，已经是晚上快 8 点了。我都不知 道自己是怎么翻过太城岭，挨到老蔡的杂货铺的，只知道翻过太城 岭，到了小杂货铺，自己就不会死，货也安全了，因为有老蔡在。到小杂货铺时，应该是晚上 8 点多，我人都变形了，见了老蔡话 也无力说。老蔡一见，赶紧出了货铺，接过我的单车支好，再扶我进 了货铺。一进去，我就瘫坐在椅子上了。老蔡急忙烧了热水，让我擦擦身烫烫脚，又煮稀饭给我吃，再用开水冲神曲，让我喝下。扶我上 床，之后我就昏昏迷迷地睡了过去。我昏睡着，高山的家里却彻夜难眠。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我的情 况老蔡不可能及时通知父亲。那天我本应该在下午三四点回到高山的。可一直到晚上，都没 见到我。家里急了，父亲母亲一次一次地到镇口去接我，但路的那一 端，始终没有我的身影。那一夜，应该是遭了母亲的不少埋怨，天还 没亮，父亲就忐忑地出发，沿路打听有没有见到我，一直找到老蔡的 货铺。"在我这儿，还在睡呢。德旺这孩子可了不得，生了那么重的病， 人都走形了还不忘记把货带到家。"这以后没多久，父亲改做水果生意。我每天得凌晨 2 时起床，冬天顶着寒风，夏日冒着酷暑，骑车到福清县城，天刚刚发亮，批发好 水果，囫囵吃点东西再载着 300 多斤重的水果骑车回高山。到高山，通常已是下午 3 时左右，再和父亲一起卖水果，水果卖完一般就天黑了。回家吃晚饭通常都要到晚上 7 点半以后。这样辛苦地赚，一天下来，大概有 3 元左右的利润。17 岁的少年，正是生长的旺盛期。凌晨 2 时，刚刚进入梦乡， 哪里起得了床？所以，每天，都是母亲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轻推 着酣睡的我，才起的床。常常，睁开眼睛时，看见母亲眼睛还是湿润 的，没有来得及擦干。"妈，你为什么哭？""傻孩子，妈没有哭，只是难过。""为什么难过？""唉，叫你难过，不叫你又不行。"母亲说着又有些忍不住，眼泪 在眼眶里直打转。"你小小年纪，小小个子，就要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孩子，难为你了。"我的早起习惯，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养成的。就是到现在，我都时常会闪过，母亲坐在床沿边，含着眼泪喊着"德旺，起床了",一 手轻轻地推被子里的我，一手抹着止不住的泪花。和水果的利润比，烟丝的利润要高许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 父亲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现场，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牵了去。执行者，是我小学的一个同班女生。她那时显得很得意，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其实，她的母亲也在做生意，我气愤不过，指着她的鼻子骂道："姓 X 的，你得意什么， 你妈不是也在做生意吗？只不过您有一个好姐夫当官，罩着你而已。 老子从此不做了，你也得给我小心点。"2-8 16:37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5楼1.5 独闯天下这段时间，家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母亲生病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大鸣大放，人们没有了吃的。能吃的，树根、树皮、野菜、观音土……吃一切能"填饱"肚 皮的东西，很多人全身浮肿。母亲，也是在那时，得了浮肿病。常常 肿得走不动路，需要有人在家服侍她。可是，大姐出嫁了，哥哥在 学校读书，妹妹还小。母亲和父亲就商量着给我找个媳妇，来服侍 母亲。那时的农村，年轻人都结婚得早。也大都是依媒妁之言。我无力 抵抗习俗，也愿意早些独立生活。舅舅介绍了他同村的一个姑娘，说是一户好人家的女儿，叫陈凤 英，要我去看。我请母亲去看，对母亲说："您看了好就行。"我的小 九九是，身体不好后，母亲的脾气也变了很多，易发怒，又管得严。 如果我找一个母亲不喜欢的姑娘，合不来，家里不是要吵翻了天？母亲很满意地回来了，并且翻箱倒柜地找钱，又四处张罗着借了 三四百，凑成 500 元，送到陈家，算是聘礼。然后，我们俩人一起到镇上去照了张相，买了 8 斤糖果，在村里分了分，这就定了亲。我结婚的时候，是"文革"后期，1968 年。新房是姐姐和姐夫从福州赶回来，帮忙布置的。他们的布置，完全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标语口号什么的，贴满了墙，红红绿绿地，却 也喜庆。妻子陈凤英，在岳母的坚持下，是用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就 像我们常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穿着红红的衣裙，坐在红红的轿子 里，披着红披，穿着红鞋。在轿旁走着的我，身着几块钱缝制的中山 套装，脚穿一双簇新的解放鞋，袜子是在福州读书的哥哥，从自己的 脚上脱下来的。一路上，乐队敲敲打打地从她家抬到了我家，摆了十 几桌酒。就算结婚了。结婚后，我同母亲说："妈，我们分开过日子，但凤英可以留在家里服侍你。""为什么？"母亲一愣，有些生气地问，"为什么要分开？！""我要自己出去闯天下。"声音大得，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激动地说："我要出去闯一闯。我不想老了以后像爸爸一样！"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炼，让我想了很多。父亲烟摊的被收缴，更激发了我外出闯天下的决心。在我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 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 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独立出去后，首先 要做的，就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而且学要会赚钱的生意。做什么呢？ 种白木耳。那时候是见很多人都在做，政府也不反对。 钱从哪儿来？凤英进门时带来了些许嫁妆。我同她商量，把嫁妆卖了，又借了一些钱，凑了几百元，开始种植。我种得很用心。那一年，我种的白木耳收了十几斤，多为一级品。但是，我高兴 得太早了。在我埋头种白木耳的同时，福建也有很多人在种，因此，在福 州的市场上，好的产品卖不出好的价格。怎么办？从投资到产品到收 入，销售是很重要的环节。那时我就在琢磨。镇上一个干部告诉我，他听一位老师讲江西一斤可以卖 50 元 左右。"真的？"我眼睛一下睁得好大。太好了。我在心里快速算了一 笔账：一斤 50 多元，10 多斤，不就可以卖到 800 元左右吗？本地不好卖，就到外地卖。从小随父亲销售烟丝和水果积攒下了的经验，这时起了作用。我迅速坐火车到江西。果然，卖掉了，很顺利地，800 多元到手。扣除 成本，不亏但也不赚。自己种，赚不了什么钱，怎么样才能赚？坐在从鹰潭回福州的火 车上，我心里盘算着：福建的白木耳比江西便宜三分之二，如果我在 村里收购，运到江西去卖，赚取中间的差价，做两个来回，不就赚了 一大笔吗？说干就干。一回到高山，我立刻用 800 元在村里收购村民种植的 白木耳，卖到江西，这一次我赚了近千元。尝到了甜头的我，开始了 一次又一次福州-江西的往返旅程，一直到 1970 年冬，我的白木耳生意才告终止。其中，赚得最好的一次，有 3000 多元钱。有了儿子，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我只有更努力地赚钱。赚到3000 多元，自然欣喜若狂。3000 元是什么概念？当时，2000 元可以盖一栋房子。3000 元， 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上百万啊，许多人家根本想也不敢想。我看着手 中的 3000 元，心想，再赚一笔过年就不再卖了。而且，因为见我收益好，公社一位干部也要入股，不过却是不出钱的干股，因为他告诉 我，他会成为我的保护伞，比如在需要的时候开个证明什么的。"这 下好了，有了保护伞，可以大干一场了。"因为赚了钱而大起来的胆 子，更壮了。于是，又去进了 3000 元白木耳的货。加上一些村民愿 意赊账（先给货，卖完再结账），这一趟江西，我带的货太多包太大， 出站的时候只能拎着包吃力地朝前挪步。一个值班的民兵看见了，径 直走上前来。"站住！哪里来的？"他朝我喝问。"福建来的。""包里是什么？打开看看。""白木耳。"眼看混不出去，我主动交代。脑袋迅速地转着应对的 方案。"好啊，你投机倒把！"他不由分说，上前提起我的货袋。"请别，同志。这是公社集体的东西，你收走了，我如何回去向集体交代？"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那民兵也不与我多言，提起货袋 走出车站，径直走进火车站附近的收购站。转过身，对一路跟着他的 我说，"同志，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货，收购站收购了。钱，暂时 扣下。如果是集体的，你回去开个证明来，才能把钱领走。"我傻眼了，立在那儿。"去哪里打证明啊，东西本来就不是公社 大队的，怎么可能给证明呢？"可是，人家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哪里 还有转旋的余地？无奈地，我点点头认可，坐上了回福州的列车。2-8 16:37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6楼1.6 祸不单行回到高山，我心急火燎，先去了公社干部的家。看见我来，他很 高兴。"叔公来了，快请进来。"他招呼着我进门。从桌子上拿起茶壶， 倒了一杯，递给我。我接过杯子，一仰脖，喝干了杯中的茶，"货被鹰潭站的民兵扣 了，现在要公社开一张证明才能取回，你能搞一张吗？"我盯着他， 毕竟，他是股东。"什么？我开不了证明。"他大吼一声，脸变得铁青。继而又捂住 胃部："我胃痛得很厉害，无法外出。"第二天再去找他，他老婆出来，说他生病了。"神经病发作了， 你不要再来找了，他神经病发作时，会打人的。"生病自然是一个托词，就像每当运动来时，这个干部就生病一 样。表示他不愿意承担责任承担风险，更不愿意分担几千元白木耳的 损失，他当时的承诺只是一句空话。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他们的家。看来，我必须独自承担并且独自解决问题了。我挨家挨户上门，说明白木耳被扣的经过，向他们表示，他们的货款我会一分不少地给付，不过，容我筹措，有了钱，就给他们。庆 幸的是，他们相信我，愿意等待。在村里转了一圈回到家。一进家门，见一个大队干部正等在家里。"你欠 06 工地的义务工，一共十个工，必须到 06 工地去。你也可以不去，找别人顶，但必须交钱，按一天 3 元算，你交 30 元钱就可以了。村里也有很多人不做， 就是按这个数目顶的。"干部说，口气和表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30 元？我一分钱都没有，上哪儿寻 30 元？"那我自己去工地吧。"他的脸色立刻缓和了许多，"能自己去做是最好的，说是义务，还是有点工资可领的。"他转身朝门口走去，又回过头说，"对了，过 两天就有一队要去工地，你准备一下，随他们去。"大队干部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我去"的这个决定，竟然 给我带来了此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1970 年 12 月，福清县委县政府决定动员全福清人民的力量，在 渔溪镇修建建新水库。参加建设的农民皆自带粮食挣工分，但先得完 成义务的工作量。建新水库工程是 1970 年福清第 6 号工程，所以我们都称建新水库工地为 06 工地。1971 年春节过后，收拾好去工地的行囊，我送老婆孩子到岳母 家。我对岳母说："凤英和小晖就拜托您老人家了，我这一去，如果 没有赚到钱，就不回来了，您让凤英改嫁他人。""傻孩子，不许说这种话！"岳母生气地扬手拍我的肩膀，"凤英 和孩子放这里没问题，你在工地好好干，工做完了就回来，我相信你 将来会有出息的，暂时困难要忍着。"工地的日子很苦。我每天的任务是拉装有半吨土的板车，运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 卸掉。回到工地，再装上土，再运出去卸了。一天要拉三车，走五十 多公里的路。第三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南方的冬天较短，立春过后，天就渐渐地热起来。那天，天格外的蓝，太阳如夏日般热烈，一早起床拉了两车后，我依靠在营房旁， 边喝水边休息边与其他两位民工唠嗑。也不知怎么的，民工营房忽然 着火了，噼里啪啦地烧着。我们吓坏了，吓傻了，僵在那儿，看着火 迅速地蔓延，甚至都想不起要冲进营房抢救些东西出来。高山营是 4 个连分开住，一个连近两百人，集中住在一起。营房 是用毛竹、麦秆扎的，一旦着火，火势蔓延极快。火从下午三四点烧 到晚上 6 点，营房、修理所、食堂，所有吃的、用的、穿的，什么都 烧没了。看着一地的灰烬，陆续从工地回来的民工围在一旁，不知所 措。不知是谁先哭的，反正有人哭了，我也哭了。哭声迅速传染开， 整个营房哭声一片。有个民工，一边哭，一边在他宿舍床铺的位置扒 拉着，"可惜了我的猪脚啊，我中午舍不得吃，想等晚上收工了回来 吃的，却吃不到了啊，呜……"晚上，吃完兄弟连送来的稀饭，已经过了 8 点，工地指挥部派民 兵把我们当时在场的三个人都抓到了指挥部，审问。"说，你们三个，是谁点的火？"指挥部领导怒眼圆瞪。谁点的火？不是我。那是谁烧的？真没有注意，就发现着火了。但是谁烧的呢？我们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是最早在火灾的现场，发现着火的人，所以，如果没有人证明不是我们放的火，我们也就有可能被当作是放火的人。"把他们都先关起来！"指挥部的领导说。就在我们差点被关起来的时候，在附近调查的干部，带回来一个消息：火灾发生的时候里，距火灾现场不到百米的地方，有个农民 在掏粪。据农民回忆，他看见三个人拖着板车停在营房旁边，进了 营房，从里面端水出来喝，其中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从口袋里掏出卷 烟，刷火柴点着烟后，随手将火柴丢在地上。接着就起火了。原来，因为我们三人在那儿喝水，农民担心我们是小偷，所以远 远地监视着我们。于是目睹了大胡子扔火柴引发火灾的过程。大胡子 被绑起来了，剩下两人被放回，此时已是午夜了。侥幸地回到营房，营里依然乱成一团。第二天一早，租住在民房内的营指挥部办公室里，高山来的民工们将营长和教导员团团围住。两百人一下子无处安生。吵闹着要赔偿的，想开工没有板车的，板车坏了无处修理的……营长和教导员陷在吵闹声中，灰头土脸的，疲于应对。我挤到营长跟前："林营长，我会修车，是否让我帮您。""知道了。"林营长点点头，压根没有想到我是在主动地为他解 难，好像我也是吵闹者中的一员，应付着我。"林营长",我拉高了嗓门儿，"板车坏了修好不难，不修就都得 停工了！"看到营长眼睛盯住我，我知道他这会儿是认真了。我一字 一句地说："我会修车，但我没有修车的工具，请求林营长设法借一 套修车工具给我。这样，我能修好几辆以应急。""可以。"林营长立刻同意，对身边的通讯员说："你马上到港头 借一套修车工具来。"就这样，我在 06 工地高山营房的路边搭了个简易的修车棚，找 人写上"高山修理所",开始了我近一个月的修车生涯。其实，我并没有学过修车。在这以前，除了看别人修车，就只有 当年骑自行车在福州与高山之间往返运货时，自己捣鼓过自行车的补胎和紧钢丝这样的经验。但是，那天看到营长教导员被围成那样，我 不如去修板车，因为并不难。板车不同于汽车，所谓修车，其实主要 是补胎和紧轮胎的钢丝，没有什么技术活。当时促成我想去修车，其实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自己经历了从 贩白木耳被扣，来工地被烧，突然间感到这是天在亡我，既然我要亡 了，就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吧！这是初衷。我修车，没有收修车费。从刚开始摸索着修到成为一个修车的行家 里手，我只用了整整 28 天的时间。这 28 天，我没有离开过修车棚一步。 吃的喝的，都是来修车的民工顺手给的。就像"桃花源"里的那些人一 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不知道救济的物资到了很多，也不知道 赔偿的款早已到达，更不知道营部所有的民工都拿到了救济物资及赔偿 金。一直到有一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及赔偿金时，反复核对名单， 才发现少了一人。遂问通讯员："曹德旺跑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来领？"通讯员挠挠头。"曹德旺？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在路边修车 的人。他的修车工具还是你让我去港头借来的。那以后就一直在那里 修车。这几天还好是他帮忙，不然的话就麻烦大了。""去，立刻把他给我找来。"我不知道什么事，通讯员一叫，丢下工具就随通讯员到了营部。一进门，教导员蹙起眉毛，"德旺，你怎么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接 着有些心疼地，"辛苦了，赶快去洗一下，换个衣服再过来。"我相信 他们闻到了我身上的臭味。我这才惊觉，这 28 天里，没有剪过发，没有刮过胡，没有洗过 澡，没有刷过牙，没有洗过脸。"洗也没有用。我一无所有，没有衣服 换。"我站在那儿没有挪动脚步。此刻，站在教导员面前的人与乞丐无 异，甚至比乞丐还更不济。注意到了这一点，教导员立刻吩咐通讯员 到捐赠的衣服堆里挑几件衣服，"挑了交给曹德旺。"教导员说，"你快去洗一下，最好，头发也理一下。"我接过通讯员递给我的衣服，转身 走出营部，像小时候一样直接跳进溪里。洗完澡，换上衣服，又去了 理发摊，理好发，刮好胡，人不免神清气爽了许多。再回到营部，这 时教导员已经吃过晚饭了。见到我，教导员笑着喊道"进来，进来。""坐吧",教导员说，"我很早就认识你们全家人。你家做小生意， 生活过得不错，你怎么会跑到工地来当民工？"我将到江西卖白木耳却在火车站被强行"收购"的事，简单做了 个汇报。我告诉教导员，自己是一贫如洗的人，看着那么多的民工， 步行一整天到工地，因没有工具出不了工，感到焦心，心想我若做点 什么成全他们，牺牲点自己的时间也值得。教导员听后说："听了你 这些话，我很感动。你是我们营最后一个没有领到赔偿的人。我这里 还有剩下的赔偿款包括粮票什么的，你今天都领走，你这一个月日夜 工作的工资也包含在内了。角落里的救济物，有合适的，你也捡走。 先回家。至于给鹰潭火车站的证明，等我回到公社以后帮你问问，看 能不能解决。"我千恩万谢地退了出来。没有想到的是，我将教导员给我的赔偿--粮票、布票什么的变 卖后竟有 1000 多元。那是多大的一笔款啊，要知道，那些个整天围 着吵要赔偿的队友，最后也就拿到几十块钱。而我，不吵不闹甚至忘 记了要，却得到了这样一大笔赔偿！教导员原任公社副书记，因"文革"站错队被贬，我要的证明是 他与公社其他干部商量，帮了我的忙。但当时他没有直接告诉我"可 以",而是转了个弯儿。我非常感激他。那个证明，让我要回了被扣 在鹰潭火车站的钱，虽然白木耳的价格是按收购价算，比市场便宜了 三分之一，但我总算要回了钱，还清了各位菇农的货款。我雀跃的心，岂是文字所能表达？ 真是无债一身轻啊！2-8 16:37 1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7楼1.7 苦力不苦还清了债，有了钱，妻子孩子也接回了家。接下来做什么？生意不能做，思来想去，决定再回 06 工地。工地上一天有 3 元多的收入，算是高的。累一些没关系，关键是心情愉快。 回到工地，见到了教导员他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提出希望再回来出工。工地的活苦、活累，没人愿意干，我却去而复返， 教导员和营长都表示难以理解。但最后，还是决定安排我到连里的食 堂做炊事员。"你愿意吗？"他们问。"当然愿意。"我立即表态。在工地的各工种中，炊事员可是一 个软差。不用风吹日晒，一个月有 90 元的工资收入。那时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 18 元，处级干部也才 70 元左右。连里食堂的 炊事员，都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不是公社干部的岳丈，就是领导的父 亲。可不知为什么，从到食堂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吵 架，和民工吵，他们之间也吵。吵什么？仔细听听，我明白了。其实，主要矛盾只有三个。一个是没有供应足够的热水，民工干了一天的活，又累又脏却无法洗澡；二是早上起来吃饭却发现自己的 饭盒里不是饭而是米粒--水被人倒掉了，所以蒸不出米饭；三是发 现饭盒里的饭变少了，罐里的粮食被偷了。食堂原就是要为民工们服务的，原来的炊事员因为是连队领导的亲 属，所以不愿意多做事。而我，当过民工，知道洗热水澡对于民工的重 要性。我与几个老炊事员商量，我负责挑水，他们负责烧火，他们不用多做事，自然也没有意见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多挑水多备柴，提供充足的热水让收工回来的民工可以洗热水澡，第一个矛盾迎刃而解。解决第二个矛盾也比较容易。把人家饭盒里的水倒掉，造成对方 没有米饭吃，第二天无法出工，从而不得不延长待在工地上的时间。这 属于民工间的恶作剧。别人的心态无法控制，但食堂的蒸笼却可以控 制--原来的蒸笼随意乱放，是否所有民工的饭盒都放进了蒸笼，是否饭盒里的水被倒掉，米被偷盗，皆不可知。我建议对蒸笼进行管理： 一是所有民工都在头天晚上 9 时前将自己放好米的饭盒，统一码放在蒸笼里，码好一笼，锁一笼。超过晚上 9 点的，就要送到炊事员使用的 房间里，过了时间就把这间房的门锁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第二天早 上我再将这一个一个的饭盒加好适量的水后放入蒸笼内；二是实行蒸 笼有规律地摆放，民工的饭盒有序放入，满一个叠上一个。这两个措施，有效地预防了民工的饭盒有米无水蒸不出饭的恶 作剧发生，从而保证每一位民工都吃上热腾腾的米饭。民工们都很高 兴，也很感激我。和其他炊事员比起来，其实，我只是多了个换位思考，多了点将 心比心。解决第三个矛盾费了些周折。民工营房内从家中带来的粮食、地瓜等会莫名其妙地变少，为什么？大白天，人人都在工地干活，屋里的粮食又怎么会被偷呢？我开始留意观察，每天民工们到工地做工后，除了食堂的炊事 员，都有谁会进出营房。乍看起来，都不是外人，似乎没有什么可疑 的。但有一天，挑水时，我发现房东的儿媳妇挑着桶从里面出来。看 见我，她似乎很紧张，我觉得很奇怪，看见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呢？难 道是做贼心虚？我迎面走去。"你，把挑子放下来。""干嘛？"她并没有放下肩上的挑子，而是换了个肩挑。"德旺你想干嘛！"她有些生气地，提高了嗓音。只是，那嗓音里透着点害怕。 "放下！"我厉声喝道。她一惊，就放下了。一挑桶里，都是泔水。阳光下，泔水桶里的残羹剩饭发酵着，散发出阵阵的馊味儿。看起来没 有什么异常呀，她为什么要害怕呢？我看看她，再看看桶，有些犹豫， 她毕竟是房东的儿媳妇，如果弄错了，等于给自己找了麻烦。正想叫她 走，却还是觉得她的神情不对。我捋起袖子，将手伸进桶里。我这一伸 手，她顿时花容失色--泔水下面是半桶的米和半桶的地瓜片！看着捞在手里的米和地瓜片，我愤怒极了："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你家房子租给我们民工，你收了租金竟然还偷民工的东西！"她扑地一下，跪在地上，一手扯着我的衣襟，"德旺兄弟，你 千万不要把我交出去。"声音里带着哭腔，"只要你不把我交给民兵， 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确，如果我把她交出去，她就会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 帽子，轻则她一人戴高帽游街，重则家人也都会受到影响。"德旺兄弟， 我是没有办法才偷的，家里没有粮吃。我心想，这里民工人多，我一人拿 一点不会有影响，但我们家的粮就有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我保证。""你怎么保证？"我想了想，"这样，你写一张保证书来，现在就 写，以后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就全都是你干的，那时我就找民兵抓 你。"她千恩万谢，从地上爬起来，一溜烟地跑回去，让他老公代写了一张保证书送了过来。这事以后，营房里再也没有丢粮食的事件发生。民工们对我很满意，连长对我很满意，营长也对我很满意。在 06 工地，我待了两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一直在连部食堂里， 做得很开心。期间，营长曾经想把我调到营部小食堂去，我不干，营 长问我为什么。我同营长说，我是农民，为农民服务，只做一点点的 小事，农民们都很感激我，今天你给我一把花生，明天他给我一把炒 豆，我干得很开心。你们是官，你们的伙食费都是有限的，没有津 贴。分菜的时候，一样分你们会有意见；给你们多分些，其他干部会 有意见，我也不会做这种事。营长听了我的话，也没再勉强我。过了 一段时间，大坝准备合龙。高山营承接合龙口任务。为保证按时完成 这一艰巨任务，高山营从四个连队抽调最得力干将，组建了大坝合龙 突击连。我被抽调，成为食堂的采购员。就这样，我当上了突击连的食堂采购员。负责食堂各类食材的采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民工，一天有 8 角的伙食费，我要用这8 角钱，让所有的民工吃得好又吃得饱，每天都得变着花样，有时还有 兄弟营的人前来协助或者参观，这些人的伙食费又得另想办法解决。这 让我费了一些脑筋。每当这时，我总告诉食堂的师傅，民工的花名册上 多做一些人头，这样，既能保证所有的民工都能真正地享受到 8 角钱 的伙食费，又解决了招待其他兄弟营的钱。这种解决经费的招数，也不 是什么秘密。客观上，突击连紧邻大坝，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往，兄弟营连或者指挥部干部如有 5% 到这里来，就是一二百人。对于我来说，突击连食堂采购员的那段日子真是又风光又开心。 可惜，好日子似乎总是容易过去，只一眨眼的工夫，两年就过去了： 工地的工程已经完工，我的美差--一个月 100 多元的收入也没有了。 我心里那个惋惜呀，难以言表。2-8 16:38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8楼1.8 悯从怜中求工地的好日子结束了，生活却还得继续。再做什么呢？有人介绍我到莆田的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 40 多元的收入。与 06 工地的收入比起来，虽然差了很多，但这 时的我，没有欠债，这个收入，日子也能过得下去。大洋农场工作期间，我见证了知青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大洋农 场是一个公社知青农场，有近 150 个年龄在 20 - 30 岁的知青。知青每人每月工资 2 元，吃饭定量供应大米 22 斤。一些知青家里本身就 很困难，无法接济，而正在长身体的知青，靠这点供应，自然饿得晕 头转向。因此，常常有周边的农民跑到农场来吵，说家里昨晚少了只 鸡或鸭的，或者说被人偷了。……那年夏天的一个正午，烈日高挂，天空没有一丝的云彩。我坐在农场大路边的大树下纳凉。我摇着大蒲扇，微微地闭着眼，打盹。似 睡非睡之际，我看见马路上远远地走来一个人。谁会在这么热的正午依然赶路呢？我想着，远远地注意着越来越近的人。他大约 50 岁左右，穿着旧军装上衣，斜挎着一个军用帆布包， 戴着一顶大沿的草帽。这是一种南方常见的草帽，常用水草、席草、 麦秸、竹篾或棕绳等材料编织，帽檐比较宽，上面常还写有"农业学 大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或"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字眼。这种草帽，可用来遮雨、遮阳，在休息 时或坐在草地上时，可将衣物放于帽中，或者垫坐在屁股下，以防 衣物或者裤子沾上尘土。那天，来人戴的草帽上写着的字是"农业 学大寨".人越来越近了，并且径直向我走来。"老乡，可以借一下您的吊桶吗？"他问。他的话里带着浓重的福州腔，在我听来，比我的腔调重许多。看得出来，他很渴，汗水不 断地从发际顺着黑红的脸庞滴落。我刚才忘记说了，在我纳凉的大树 旁，还有一口井，夏天的时候，我时常会在井边冲凉，就是从井里打 起水直接在井边洗澡。"您是福州人？"我用福州土话问。"是的，我是连江人。"也许是听到乡音，与他的距离感立刻缩小许多。我用福州话告诉他，这井里的水虽然冰甜，但水里有血吸虫， 不能直接饮用。"我太渴了，只要有水喝就行，有没有血吸虫都没有关系。""您等等，坐在这树下先凉一下。我房间里有泡好的凉茶，我去端来给您喝。"说着，我站了起来，将蒲扇递给他，然后朝不远处的 农场宿舍楼跑去。在宿舍里，我泡了一大茶缸凉茶，原是准备下午出 工时喝的。其实，我不让他喝生水，并不是因为水里有什么血吸虫， 而是我知道大暑天走了那么长的路，一身汗后，如果猛喝生水，人一 定会生病。回到树下，我将一大茶缸的凉茶递给他，咕咚咕咚，他竟然一口 气给喝光了，递回给我，"谢谢您，谢谢您！""不用谢。"我接过空茶缸，"吃饭了没有？""没有。""您从哪里过来的？""永泰。在永泰等了 3 天都没有买到长途车票，气起来决定走回 去。今起了个大早，走到现在，走到了这儿",说到这儿，他又一连 声地道谢："谢谢您啊，幸亏遇到了您，不然我要渴死了。""不必客气呢。"我又问，"那您打算去哪里呀？" "福州。""那您今晚住哪里？" "我要走出这一段，到甘厝口，然后再搭车回福州。""这不可能的，您今晚到不了甘厝口。从永泰到这里，距离您要到的地方，您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今晚，估计您到不了您 要去的地方。"我劝他留下来，"走了这么长的路，您也累了，饿 了，今天下午，这里也没有上福州的车了。您就留在我这儿，先吃 饱饭，休息休息。明天，我负责送您上车。"我告诉他，每天，经过 的班车，司机我很熟悉，可以买到票。即使买不到票，司机也会把 他顺带捎走。"走吧，现在和我一起到我的宿舍去，我给你做点饭 吃。" 他想了一下同意了。然后就用吊桶打水冲洗了一通，跟我回 了宿舍。我下了半斤米，用煤油炉给他煮稀饭。"不够，再多些。"他也不客气。半斤不够，那就 1 斤吧。我心里想着，淘好米，下到钢精锅里， 点着煤油炉，多煮点，若有剩下的，晚上也还可以吃。我这么对自己 说。没想到，饭煮好后，他呼噜一下全吃完了。刚刚放下碗筷，他问我："您留我在这儿住，晚上有没有酒喝？""想喝吗？我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弄到。"这人还真是自来熟啊，我心中暗想。就这样，我喜欢上了他，这种直接我视他为知己， 起码说他看得起我。"您还是去弄一瓶来喝吧。""没有什么下酒菜，我这儿只有花生米和鸡蛋，可以吗？""可以。很好了！"他说。我写了封信，喊来一个知青，请他帮忙到公社食堂找司务长，借了一瓶丹凤高粱、1 斤花生米和 10 个鸡蛋。这时大约下午 5 时左右。 "您刚刚吃完午饭，现在肚子肯定也不饿",我对他说，"现在，我们先在宿舍里喝茶，等到农场的知青们吃过饭，八九点时我们到食 堂去做菜。"那个下午，我也没有去出工，同这个路人喝茶聊天。后来我知 道，他是连江琯头人，山兜农场的场长，当过村长，名字叫王以晃。 人的缘分也真是奇怪，在那个正午，当我吃过中饭，摇着大蒲扇，像 往常一样坐在树下纳凉时，绝对想不到，我会给一个路人做饭吃，并 且成为此生第一个好兄弟。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心生怜悯，怕他喝了生水会得病。那一夜，王以晃就在我的宿舍，搭了个地铺睡了。睡之前，天南地北地海吹了大半个晚上，讲了很多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的故事。最 后，他动员我过了年后到他的农场去当推销员。第二天，起了床，吃过萝卜干就稀饭的早餐，过路的班车也就到 了。我送他上车，临了，他回过身对我说："老曹，过了年，你就不 要再在这里干了，到我那儿去。"我挥挥手，和他道别。班车卷起一阵尘土，走了。而我的生活也 回到原来的轨道，一切照旧。对我而言，王以晃的邀约，不过如那车后扬起的尘土，风吹过，即散了。转眼新年来临。元旦过后不久，春节就到了。那年的春节，农场的任务很重，书记不同意我回高山过年。腊月二十八，王以晃来了。这回，他穿得有模有样的，着一身深灰色卡 其布缝制的中山装，看着还真有干部的模样。见到我，就用福州话骂 道："真是太无德了，大年三十鸡犬都返家，而你，家里有父母老婆 孩子，竟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我是想回家过年，可书记不同意啊。""书记个屁！你不是同意到我那儿做吗？！走，我与你一起去见书记，告诉他我们明年不干了。明天要回家陪父母妻子过年。"说着，他开始动手帮我收拾起行李来。晚饭后，我骑着自行车载着他到公社见了书记。我说家里出了 事，父母身体不好，马上就过年了，要我回家。书记也不好说什么， 就同意了。就这样，坐上经常往来门前的车，我们告别了大洋农场。在甘厝 口，王以晃下车转乘去福州，我们就此别过。回到高山，刚进家门，行李还没有放下呢，妻子凤英就迎上前来。"你可回来了。昨天家里来了一个人，提了很多东西，把家里过 年要的年货都送来了，鸡鸭鱼肉酒啊什么的，一式两份，一份给了爸 妈那里。"妻子说着，将我领到堆放着年货的房间和厨房，"我不收。他说是你的好兄弟，放下东西就走了。茶水也没有喝一口。"我真是遇到了一个好人啊。看着那些年货，我心里真是感动。我们在大洋分手时，说好过了年，初五就到他的农场去上班。我还会不 去么？！1973 年的春节，我过了一个丰盛的年。初五那天，我就离开高 山，乘车到了琯头山兜农场。到他家给他拜年，也是报到。见到我，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把女儿叫了过来，说："闺女，你把手表脱下来 给我，你曹叔叔需要，你在家不需要。"那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 女儿百般的不愿意，但王以晃还是从女儿的手腕上捋了下来，直接戴 在了我的手上。随后，他又把老婆叫过来："去，把美国寄回来的的 确良布拿出来，再去把裁缝找来，给小曹做一身衣服。"他将我这一全副武装后，我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满意地 点点头：看来，钱胆衣威，俗语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还是有一定 道理的。作为山兜农场的销售人员，也是农场的门面，出外销售，和 人打交道，模样儿还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外出的时候，再累也要 穿戴齐整，打扮和自己的身份相当。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立春以后，我熟悉一下情况，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因为刚 入行，第一年我没赚到什么钱，年终的时候，王以晃就跟农场的人 商量给我 1 万块。他是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虽然他是场长，但反对者也肯定是有的。所以我很感动，在我看来，这 1 万元，是对我的扶持，更是对我的激励。我更加发奋图强了。第二年我就赚了 3万多，第三年，我又赚了 3 万多。当时没有存银行的概念，也不敢 露财。所以，这么多的钱，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那时，人民币最 大的票面额是 10 元，6 万元，我铺了厚厚的一叠！如果没有后来发 生的两件事，我或者就一直在琯头山兜农场做下去，也就没有后来 的福耀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1975 年冬天，有一次，我和农场的几个干部子女一起送树苗到 明溪县。才到明溪，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像天开了个大洞似的。 因为苗木无法栽种，闲来无事，我们就在县城的街上转悠。听到当 地的百姓纷纷传说要地震了，这些干部子女，回到住处，收拾了行 李，转身就跑掉了。我们带来的树苗怎么办？那些树苗一株 2 角钱，二三十万株，总值也有几万块钱，他们就这样不管不顾地扔下不要 了。回去要怎么交代？他们不管，我却心疼：这些树苗，是农场乡亲 的心血，不能扔下。他们走了，我一人留下来，看守着。虽然被雨 淋得全身湿透如落汤的公鸡，但树苗最终没有丢失一株。云开雾散 后，树苗都卖了。拿着卖树苗的钱，我回到琯头，汇报了明溪之行 的情况，希望场领导能处理那几个干部子女。可是，干部们却不 愿意，一边表扬我，一边敷衍我，说什么反正也没有造成损失，都是 孩子，算了。一个没有组织纪律的企业不会发展！一个不会发展的企业不是久留之地！我琢磨着…… 1976年春节，我回到福清高山。春节期间，有几 个人拎着礼品到家里来拜年 , 说是福清龙田人。龙田镇紧邻高山， 算是邻居。领头的那人见面就夸我做果苗做得非常大，是苗木界的一 把手。"老曹，我们是慕名而来呀。"来人说。"哪里哪里，不过是混碗饭吃。"我客气着，在客厅里泡茶给他们喝。一边泡，一边思忖：不对呀，他们怎么知道我做树苗销售？正想 着，来人又说话了："老曹，我们知道你在琯头做得很好，也知道他 们给你是按 20% 的抽成。这样吧，你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按 40% 的抽成。"对方看着我，等着我回答。不会吧，40%!疯了！花一倍的价钱来挖墙脚，我是什么呀，不 过是一个卖树苗的。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 多，是要拿去枪毙的！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他们打发掉。"喝茶喝茶。"我说，"谢谢你们大老远地来看我，不过，大春节 的，不提这事吧？""也好，老曹你春节期间想一想，我们给的条件，很优惠哦。""好的，好的。" 送走他们，我当下决定，离开苗木界。那个年，我过得踏实又不踏实。不踏实的是，自己卖树苗的名 声大了，随时可能会有人来抓自己；踏实的是，决定了年后的路要怎 么走。一过完年，我立即乘车到琯头，向王以晃辞职。但我答应他，会 帮助他做好本年度应做的工作。我再次回到了高山。2-8 16:38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9楼CHAPTER 2第二章艰辛创业2.1 结缘玻璃 / 2.2 问道石竹 / 2.3 诚交天下士 / 2.4 义不容辞 / 2.5 身试改革 / 2.6 老师的爱 /2.7 挑战权威 / 2.8 二问石竹 /2.9 探路合资 / 2.10 武夷山得的信息 / 2.11 拜师不应分贵贱 /2.12 据理力争2.1 结缘玻璃离开山兜农场，回到高山，我开始思筹着办工厂的事。这件事， 自从老吴和我说过后，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转悠着。我计划在家乡办一个生产玻璃的乡镇企业。说起来，也要感谢 1976 年春天明溪那几天瓢泼的大雨。大雨和 倒春寒将人们关在屋内，闲来无事，我约了老吴和小林一起品茶一起 喝酒。老吴的全名叫吴异璜，是明溪县二轻局的采购员，"文革"前的 大学毕业生。一米八的个子，上海人。老吴并不老，30 几岁的美男 子，加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很有女人缘。但在那个年代，有女人缘 并不是好事，老吴就因为与同单位的女性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 系，被定为"流氓",丢掉了中学教师的工作，被送到明溪劳动教养。小林的全名叫林庶乎，出身于福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也是 "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沿海的一个城市市政府工作。小林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也很会说话。反右时，各单位都有右派的指标，小林所在的市政府也不例外。小林说，那天为评谁是右派开了一上午的会，他喝了很多茉莉花茶，憋不住尿，离开会场 上了趟厕所，再回到会场，他就成了右派，送到明溪农场进行劳动教 育。后来结婚生子，就扎根农场了。老吴说："老曹，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生意啊？你知道水表玻璃吗？" 他用手比划着一个小圆，看着我，"就是我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的那个水表。你知道吗？这么小的一块，可以卖到 5 角钱，很赚钱吧！而且， 这个水表玻璃很容易，如果你做，我有渠道有办法帮你做起来。"当然想。我做梦都在想着如何离开农村，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生活。只要有机会。这也是我当初离开家乡到琯头山兜农场的原 因--从这个角度讲，山兜是我离开农村的一个跳板，但我没有告诉 他们这些，告诉他们也未必能理解。只有如我一样在农村生活过的 人，才会知道农村的苦，农民的难。那天一个下午，我们在策划如何办一个玻璃厂的事。 我们的结论是，可以办一个玻璃厂。因为，有市场，也有技术。老吴对市场进行过调研。小林是工科大学生，设备技术是他的拿手活。剩下的问题是，办工厂所需的 20 万资金和盖厂房所需的 10 亩土地，以及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如果工厂办在高山的话，就 要将他们的户口从明溪迁到高山。户口是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城市户口，是人 跟着户口走，户口跟着工作走。人、户口、工作必须一体，要想迁户 口，有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首先要有工作单位接收，提供工作； 其次要有户口指标，可以落户；第三，新单位愿意接收，还得原单位 同意放人。即便是现在，户口迁移仍然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制 度，是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的目标很明角，说服高山公社的领导，提供资金，提供 土地，办一个玻璃厂，同时，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只是在当时，办工厂都是国家的事，工厂也大多在城市里办。社 办企业，虽然在七十年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我一个农业人口， 想办工厂，谈何容易。我决定先找公社企业办主任方仁钦谈谈。那时的农村，执行的政策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适当集中".公社办的各类企业多了，管理这些企业的政府机构也应 运而生。在县里，叫多种经营办，在公社就叫社队企业办或乡镇企业 办。在当时，乡镇企业多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 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或者开些 小手工作坊之类的店面。（转自看福清APP）公社的企业办则多为组织农民进城务工。高山的农民，吃苦耐 劳，善于开山、挖土、搞基建，但承包这类的工程，通常必须要公社 出面，企业办就是这个中间人。据我所知，每年企业办的管理费用收 入，就有 30 - 40 万元。1976 年初夏的一天，我在高山的街上行走，正好与企业办主任 不期而遇。"老曹，最近在哪里发财啦？吃得白白胖胖的。"企业办主任方仁 钦见到我就问。因为没有做农活，我的确是白白胖胖的，加上很注重衣着打扮， 走在街上的我，俨然就是一个成功人士。"嘿嘿，方主任，我能干什么，就是跑跑小生意而已。"虽然嘴上 谦虚，但脸上却是一副成功者的自信。我递上一支"大前门","方主 任有空吗？正要向您报告一件事。"我拿出打火机，给方仁钦点上火。"是一个项目。""哦，什么项目？"一听说是项目的事，方主任来了兴趣。站在街上，我告诉他，公社可以建一个水表玻璃厂，很赚钱， "一片水表玻璃，只有那么大一小块",我用手比划着一个碗口大的小圆，"可以卖 5 - 8 毛钱，我去上海市场考察过。1 平方玻璃可以做 100 片。"我吸了口烟，"主任，您知道市场上 1 平方玻璃卖多少钱 吗？"我伸出五指，"5 块钱。""100 片乘以 5 毛又是多少？1 平方可以 卖 50 块钱！我们只是钢化一下，磨一下就增值 10 倍！你说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我接着告诉他，做这个项目，办厂需要 20 万资金和 10 亩地盖厂 房，这要麻烦他去同公社书记商量。"资金和土地不是什么问题，关键在谁来做。"方仁钦想了想，从 鼻孔处喷出袅袅烟雾："我们都没有做过。""我认识两个人，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如果公社同意做，你们 可组织几个人去见他们，再组织人去上海考察。"我简短地介绍了一 下老吴和小林的情况，将手上的烟放入口中猛吸两口，丢掉烟蒂，再 用鞋尖踩了踩，"如果你们考察后认为可以调他们来做工厂的话，必 须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这是他们的条件。"我最后说。"等我向书记汇报后再说。"方仁钦有点兴奋。 几天后，方仁钦骑着单车找到我家。我打开院门。"哟，方主任，请进请进。是不是公社那边有消息了？""公社领导基本同意了。"还没坐稳，他就激动地说："现在可以组织去明溪和上海考察了。"我泡好茶，给方仁钦斟上。听他细说见书记的过程，又定下了去明溪和上海的时间。送走方仁钦，我便出门到公社邮局给老吴和小林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进展，同他们定下了见面的时间。几天后，方仁钦一行在明溪见到了老吴和小林，随后又一同考察了无锡的乡镇企业和上海的玻璃生产工艺。在上海的北京路，一家玻 璃店后面搁着一台炉子，里面正在生产玻璃。我问小林："这样的炉 子，我们能造得出来吗？"小林左看看右看看，很肯定地说："可以，技术上可以解决。"带着兴奋，考察组一行回到高山。方仁钦立刻起草考察报告和立项报告，提交给了公社，同时提交的，还有关于解决老吴和小林的户口问题的申请。公社批复：同意成立高山异型玻璃厂筹建处，方仁钦任主任、项目负责人。公社同时同意将老吴和小林的户口迁到高山公社居委会。同年 10 月，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工作正式展开。多年浪迹江 湖的经验，也使我很快融入筹建工厂的角色中。我，就这样，彻底地和农业挥手告别，走上了工业的道路。机会，就这么来了。 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 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筹建可谓适逢其时。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地春潮涌动，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尤 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乡镇企业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地发展起来。筹建处借用了公社旧剧场为办公地点。旧剧场原为城隍庙，现在又成了我们的筹建处。办公室设在前厅的二楼，里面办公人员只有 6 人：主任方仁钦，老吴、小林和我，还 有筹建处成立后配备的会计和出纳。一切都模仿国营企业的管理条例，这也为后来高山异型玻璃厂的 连年亏损埋下了伏笔。高山异型玻璃厂的第一次会议在旧剧场二楼的会议室召开。会议 的主要议题是人员岗位设置和筹建的规章制度。对于厂房的设计，方 仁钦强调"节约开支，保守设计，可进可退".他解释说，厂房最好 按住宅设计，这样，如果工厂办不起来，厂房也不会浪费，可以当住 宅使用。这样的设计思路还真是史无前例。我正想提异议，老吴和小林却 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我觉得奇怪，事后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 的回答更让我难过："钱不是我们的，权在他们手上，他们决定怎么 做就怎么做，有什么好异议的！"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干部！我无语。挫折可以磨练 一个人的心智，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斗志，是从挫折中站起，还是在 挫折中倒下，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但方仁钦并不这么看，早在明溪见到老吴和小林后，他就喜出望 外，觉得找到了宝贝，而作为介绍人的我，却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因 此，在设置工厂的重要岗位人员时，没有我。"老曹不能没有位置。"也许是感念我对他们的帮助，老吴和小林 同时坚持。"他是一个很好的销售人员。我们办工厂，生产出来的东 西由谁去卖，卖给谁，这些都是要老曹在，才能更好地解决的。在产 品生产出来前，也要采购东西，他可以做采购员。"我就这么成为了高山异型玻璃厂的采购员。但因为我非工非农， 所以，我只能按临时工使用。临时工就临时工吧，只要给我这个平台。我心想，自己虽然有销售的丰富经验，但是从农业到工业是一个大的跨度，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更不要说经营了。但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的，经营企业的经验积累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只要能让我站在工业的平台上，做什么职位，并不重要。再说，采购员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当时干部，一个月只有 22 元，而我一个月有 40 元的收入。虽然，因为是临时工，逢年过节工厂里的厂长、会计、出纳等部门行政管理人员会分到一些鱼啊、肉啊什么的，没有我的份， 但我，只当没看见。为保持心境，在那样的日子里，我总是躲得远远的。心里，却在惦记：只要能给我工业的这个平台，将来我就能做出最好的企业来。投资十几万的高山异型玻璃厂从筹建处成立的那一天起，注定 成为高山人不会忘记的历史。它的一颦一笑，是高山人茶余饭后的谈 资，它的一举一动，总是吸引着高山人的眼球，成为关注的焦点。有 关系有门路的大都盘算着如何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厂，没有关系没有 门路的，也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筹建处的工作人员自然跟着风光无限。方仁钦自不用说，就连老 吴和小林，也每天沉浸在有人请吃喝的状态里，以至于一个小小的工 厂，从 1976 年到 1979 年，奠基、动土、打桩、起梁、封顶、买设备、安设备，时光飞逝，家中的日历，转眼撕掉了 3 本。1979 年，终于试生产了。这时，工厂已有 16 名员工。这些员工，多为公社与企业干部的 家属或者子女。虽然都是学徒工，年龄却相差极大。小的只有十六七 岁，大的却已经四十有余。经过一年多的试生产，工厂的成品率始终低下，生产不出合格的 玻璃。厂长也跟走马灯似地，从方仁钦变成林学飞再至林学杰。有人开始怀疑建玻璃厂的决定是否正确。虽然我不是厂长，但我的压力一点儿也不轻。建厂的建议是我 提的，两个重要的人才老吴和小林是我引进的，投了那么多的钱，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什么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我不断地问自 己。通过分析，我确认建厂的方向没有错，错在用人上。小林真的懂玻璃生产吗？ 我不是厂长，无权处理工厂的事务，但责任心迫使我站出来。我同仁钦说，上海有一个朋友，可能可以帮我们找来专家，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由我出面联系一下？经过公社批准，我便去了上海。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来到上海。这时的上海，早已一改三年前 的素朴，有了花花世界的端倪。这端倪，早在父亲的描述里，让我听 得耳朵出茧子来。因此，对我而言，一点儿也没有陌生的感觉。我正正衣裳，走进上海建材局，找到陈克远。陈克远认真听完我 的叙述，对高山厂的困境深表同情。"你来的正好",他说："上海耀华 玻璃厂有一个韩厂长，刚刚调到我们处任副处长。"说着，他拿起桌上 的电话，接通了韩副处长办公室。"老韩哪，我家乡有一个玻璃厂，生 产上出了些问题，您是不是可以从耀华厂找一个工程师，到他们那儿 看看，诊断一下问题出在哪儿，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试试看。"韩副处长一口应承。"我这就同耀华联系，看看能 不能派出人，可以派谁去。"第二天，韩副处长就走进了陈克远的办公室。"陈处长，耀华同意派工程师李维维前往，帮助高山厂解决问题。" "谢谢您，老韩。"陈克远握着韩副处长的手，转脸对我说："我让办公室给你开一张购买机票的证明，你明天就陪李工赶回高山吧。" 飞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980 年的中国，飞机和火车的软卧一样，是为正处级以上的干 部提供的交通工具，不是有钱就可以坐的。虽然日后我坐着飞机，而 且是头等舱，飞遍了全球，里程数也不知可以绕地球多少圈，但飞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唯有第一次，深印脑海。这次的上海建材局之行，不仅为高山送来了李工，也为日后的福耀埋下了种子。这是后话。在邮电局，我给工厂发了封电报："已请到工程师，明日同机返 回，请接机。"在机场，我见到了李工，一个纤细的上海女子，虽然衣着朴素， 但依然掩饰不住大小姐的气质。这样一位小姐，会懂设备？我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海耀华是不是派错了人？我心里嘀咕着。李维维出身名门。父亲是洋买办，公公则是卡介苗专利的拥有 者。从小在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长大的她，却不染纤尘，完全是一个 知识女性。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个纤细的上海女子，后来会上演一幕 汉子般的壮举，成为我技术上的顶梁柱。在福州义序机场，看到和我一起走出来的工程师，竟是一位女同 志时，厂长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既来之则安之。一行人坐上面包车，一路翻山越岭，三小时后，抵达高山。正值午饭时间。"先吃饭再去工厂。"厂长决定。"先去工厂看吧。"李工说，"看完再吃，来得及。"到工厂，一下车，李工径直走进车间，等在工厂的老吴和小林急忙迎上前。"炉子的设计图纸在吗？请拿来给我看看。"小林示意手下 递上了图纸。李工看了看图纸，再看看风箱面板、风嘴排列，"打开鼓风机", 她说。李工察看的时候，车间里除了鼓风机的声音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工人都下班了。围在李工身边的一群汉子，虽然和我一样抱着疑惑的心，但仍怀着真菩萨降临的希望。大家看着李工，默不作声。李工看着，听着，不停地用笔在手中的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关 了吧。"她说，"如果要改变电炉丝，厂里有没有现货？""有。"我回答，"还有很多备用的电炉丝，在仓库里。""这个风箱要拆下来，风嘴要重新布置，有困难吗？"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不容置疑地，完全不是一个弱女子的模样。"没有困难，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那好，我们现在去吃饭，吃完饭再来做。"饭后也没休息，直接回到车间。此时工人已经上班。从仓库取来电炉丝，李工蹲在地上，一边示范着如何绕，绕多少圈，一边告诉我 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李工说，将电炉丝分三层解决了电炉温度不均的问题，却无法 解决风箱面太大的问题。风机浪费了很多风，另一方面，风压又上 不去。因此，我建议你把旁边的都堵上。风嘴组装得也有问题， 几千个风嘴都要拆下来。这个工作量很大，不过，抓紧时间，两天应该 够了。按照她的要求，当天下午我们就组织员工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地改 造，第二天天一亮，李工再到工厂时，应改的都已经按照她的要求改 好了。设备静静地躺在那儿，工人们站在机器旁边无声地等候着。"咦，有什么问题吗？"走进车间，李工一愣。"李工",我迎上前，"设备都已经改造好了，只等您来验收。"我指指等在机器旁的工人们，"他们在等您验收后开始试产。"李工加快了脚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一夜，这里的工人就完成了上海工人需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她有点儿狐疑：这样赶的工，能做得好？俯下身，套上手套，她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线圈。"OK,开机试试吧。"李工满意地摘下手套。推上电闸，接上电源，摁下开关，电炉预热几小时后开始生产。上片、下片、钢化……不一会儿，钢化好的玻璃送到检验台，"合 格！"检验员高声喊道。看见一片片合格的玻璃，和工人疲惫而又幸福的笑脸，李工感动 了：这是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一群人。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充满热 忱。有这样一群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李工后来对我说。走的时候，厂长偷偷地塞了一块走私女坤表给李工，以示感谢。 那时，福建沿海充斥了各类走私物品，大多是渔民用海产同台湾的船 老大换来的。各类名牌的手表如欧米茄、浪琴、梅花、精工等等，很 受内陆百姓的欢迎。但李工，对此类奢侈品牌早已见怪不怪，走私 的，自是不稀罕。"老曹",办好了登机手续，进关前，李工的手心里放着一块梅花 表，"这是你们厂长刚才塞给我的，说是不要让你知道。我不要，他 硬塞。你看，该如何处理？""你不要，我也不可能拿回去。"我看了看表，（转自看福清APP）走得还好，选型也 的确精致。"这样吧，你是韩处长介绍来的，就收下吧。没什么关系， 厂长只是想和您套套近乎，增加私人的交情而已。"我补充道，"我也 不能拿回呀！"这时我深感失落，人是我请回来的，厂长送表给她还叮嘱不要让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送走李工，坐在回厂的车上，我感到莫名的失望，是我花了九牛 二虎之力，通过关系请来了专业人员帮工厂解决了困扰几年的难题， 厂长给我的回报就是瞒着我送一块手表给来人，还告诉李工要瞒着 我，只要有一点心智的人，都会猜出厂长想干什么。即便是这样，在 这个时候我也只能选择装傻，好像真的不知道有这事，因为此时我只 是寄人篱下，识时务者为俊杰。2-8 16:40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10楼2.2 问道石竹福清是着名的侨乡，最出名的山为石竹山。石竹山位于福清宏路镇西边。山上有一座也许是释、道混合的庙观，观内供奉着灵验的九仙公。这也是石竹山之所以有名气的主要 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据说，福清的几位巨富都在石竹山上祈过梦，因此香火特别的旺。我第一次上山时，接待我的是一个老和尚。那次上山，是陪同福州横屿的一位潘姓朋友去的。朋友是生产水表模具的。1980 年，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玩耍时不小心掉到粪池里， 淹死了。悲痛欲绝的他，在埋葬了一双儿子后，想再要孩子，可是他的太太却因为计划生育的缘故，做了人工结扎术，无法再生育了。离婚再娶吗，他又不忍心让妻子在失去儿子后再失去家庭。想要孩子要不了，想离婚不忍离，他几乎天天处在苦痛之中，死的心都有了。这时，有人劝他到武汉去发展。他希望我能和他一起去武汉闯一闯，他负责技术，我负责销售。我答应考虑考虑：一则是因为高山厂几年过去还不能投产；二则高山厂因为是乡镇企业，厂小，人的心眼也比较 小，在这样的地方肯定不是久居之选。因此有人邀我去闯，我也想试 一试。正月初二，老潘到我家拜年。潘太是福清渔溪人，所以每年春 节他都会到福清过年。坐在我家的客厅里，我们聊着武汉的设想，但 去或不去，其实他仍没有全然下定决心，我也是。"这样吧，老曹，等等你陪我上石竹山祈梦好不好。"老潘说， "我每年初二都去山上祈梦，今年还没上去呢。那里祈的梦很灵，我 们去求一下，看看能不能去。"石竹山啊……我沉吟着。小时候，常见母亲在家里烧香礼佛，也常随母亲至寺庙敬香，对于佛教的接受，最早于此。关于佛教的诸多知识，当时的情况也只限 于烧香、磕头等，还有就是我爸喝酒时讲的小故事。但到道观祈梦抽签却没有过。"怎么样？"见我 没有吱声，老潘急了，"就当陪 兄弟 走一趟， 如何？""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去。"老潘拿起随身的小夹包，我们出了门。路上拦下一辆平潭开往福州的长途汽车。春节期间，汽车上不像往常一样挤满了人。1 小时后，我们在宏路镇下了车。下车后在宏路 的市场里买了些供奉用的水果，再雇了一辆三轮车。那时，从宏路到 石竹山的路还是沙石铺就的土路，路面不宽，也不太平整。几公里的 路，一路颠簸到了主峰状元峰脚下，也花了近半小时。几个农妇在山 脚下摆着香和金银纸钱，一份一份地卖给上山烧香祈梦的人。老潘拿 出 1 元钱，买了一份香和纸钱，"老曹，你也买一份。其他钱我能替你 出，这香火钱，你得自己出，求的签才灵。"我原不想买，他这一说，我只好掏钱也买了一份。收好了香和纸钱，老潘从山下一路磕头磕到山上。我呢，就慢慢地跟在他的后面，一边观赏着，一边往山上走。进到道观，老潘就焚香烧纸。"老曹，我现在祈梦，你也一起进来试试。"老潘说完进到一个房间里席地而躺，闭上双眼。这就是祈梦啊。我也躺了下来，可怎么也睡不着，更不可能有梦了。转身看看老潘睡着了没有，他的眼睛似乎也在眼眶内转动，正想开口问他睡了 没，他却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出门来到庙堂神像前取出爻杯木爻问所 梦是不是这个梦，卦象说正是。他不过才躺 5 分钟时间，就有梦了？我碰碰他，"你胡说八道，我 明明看见你眼睛在动，你怎么做梦？"他笑了："我做梦了，我今年会 发财。""哦，你梦见什么？""我梦见家门口铺着铁轨，一列火车，载着满满的货物，从我家的正门冲进来。你想想，满满的货物耶，这不就喻示着发财么。""真的吗？"我将信将疑。"信不信由你，我不去武汉了。"老潘说，"对了，你没做梦吗？""我没有梦。""没梦也没有关系，我带你去抽签。"这是我第一次上山抽签，问什么呢？这次武汉去不成，我不是在策划去香港吗？那一年，因想去香港投奔亲戚，但妻子凤英死活不同意，甚至以死相胁。去香港的机会实很难得，妻子的生命也很宝贵，因此左右为 难。既然和老潘到石竹抽签，也就抽个签问问。上到山上，烧好香，从签筒中向外摇签条时，我默想着要问的问题--去香港好不好？签掉在地上，爻卜为是，我就拿着签号到老和 尚那儿换了签条，老和尚看看，"先生问什么？""问是否可以去香港。""不可，不可！"老和尚摇着头，"依签所言，你若去香港将会家破人亡。"我听了心中一凛：如此说来香港断不能去。"那么，我继续 留在高山玻璃厂好不好呢？"我又去抽了一签。"不要离开留在这里好。"老和尚净土签条递上来，"施主请看， 这签中的一句：虎啸凤鸣不觉奇。好到虎啸凤鸣都不觉得奇怪，是一 种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好呢？""人很难追求到的你都可以得到。"老和尚明确地说。奉上香火钱，我和老潘一道下了山。那一年，老潘发了大财。原来，上海的皮鞋厂要做鞋的模具，因害怕在当地开新的模具会 被竞争者仿制，就找到老潘，请老潘开皮鞋的新款模具。上海人没有 想到的是，福州的老潘也不是吃素的，他在为上海人开模具的同时， 为自己也多开了一双。那时的皮鞋，多为人造革鞋面，老潘就用这 个模具，生产出福州第一双人造革皮鞋，接着是第二双、第三双……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造革鞋是很时兴的。老潘制的鞋，在自己的店 里卖，那一年，他想不发财都难。临近年终的一天，我接到潘太的电 话："老曹，你在哪儿？""我正在招待所吃着饭。""那好，我一会儿过去看你，可以吗？"当然可以。还有不行之理？"行，来吧。"我极爽快地应承着。不一会儿，潘太来了。一进门，她就从肩上挎的小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啪"地摔在床铺上，"这里是 3000 块，你拿回去过年。""你这是干什么？！"我奇怪地看着她。"今年我们确实发财了，老潘说应该拿一点给你过年。""你拿回去，我不要。""有什么关系？！你拿去花。你和老潘，谁跟谁呀。再说，我们今年确实赚了很多钱。真的。""你赚你的，我不欠你的情。"我坚决拒绝她，一是没有这个习惯，二是自己挣的钱过日子还可以。见我拒绝得很坚定，她也就不再 坚持。那一年，还在做采购员的我，虽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但的确没有赚多少钱。但老潘的钱，我也绝不要。2-8 16:40 赞 回复
- 动网沙滩LV1 路人 楼主11楼2.3 诚交天下士从厂里确认我为采购员的那一天起，我大部分时间就都泡在福州。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城市，因榕树满城，也叫榕城。福州人喜好泡温泉和喝茉莉花茶。关于福州人和福州的温泉，有句老话，住在福州长在福州，没洗过泡过温泉还能算是福州人吗？这说的是温泉与福州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大概是因为从小泡温泉的缘故，福州人走到哪儿都爱泡汤，哪怕 是盛夏季节，照样一泡到底。所以，我在福州午后的时间，大都在温泉澡堂活动。说起来，还 是原福州仪表厂的张铁干带我去的。1979 年，高山厂投产后，就开始需要大量的平板玻璃，但玻璃 不是现在这样可以随便买的，需要指标。指标哪里来呢？一是政府计 划，每个相关的国有企业，政府每年都会按计划下达相应的供应指 标，就像每个家庭，每年都固定按人口配给粮食、布票、肉票、鱼 票、糖票一样，也叫计划内的指标。二是市场调剂，也即计划外的指 标。这就要各企业采购员各显神通了。当时，一个采购员能不能在采购的江湖里混，就看你能不能将别的企业手中富余的指标拿来，能不 能从政府机构手中拿到批件。高山厂是乡镇企业，计划内的指标基本拿不到，只能从计划外想 办法。我到哪里搞指标呢？张铁干说："兄弟，我来帮你。"张铁干是福州仪表厂的采购科长。在福州的采购界，算得上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对我说："走，我带你去澡堂泡汤。"那时正好是下 午两点以后，下午的班已经上了一会儿。去澡堂能解决指标吗？我心 里纳闷，但还是跟着去了。我随着张科长走进温泉澡堂。好家伙，门脸不大的澡堂子，里面 的经营面积竟然达到 4000 多平方，男宾部内设 4 口大池，8 门沐浴，120 个座位，并有 40 个包间。澡堂内还设有温泉洗浴、洗目、采耳、 修脚、搓背、擦鞋、理发等服务。门票 2 角。缴完费，服务员拿来浴巾，浴巾看上去很旧，那颜 色，砖红但没有光泽还有点发灰，让人搞不清是干净还是脏。浴室 的设施有年头且陈旧，布帘子吊儿郎当地挂着。但澡堂内热闹如集市--那时福州家家户户还是木板房，没法洗澡。赋闲在家的福州老人 习惯一大早来澡堂报到，泡完后躺在竹椅上和街坊四邻侃大山，或是 下棋饮茶。吃过午饭小憩一阵，下午再泡个回笼澡，一天过得舒适安 逸。很多老人即使搬了家也还是经常光顾早已习惯的温泉澡堂。下班 以后，澡堂内更是挤满了闲话家常的市民。采购员们选择下午 2 点后在澡堂子里泡汤，既享受到温泉金汤， 又正好避开了澡堂的高峰期。进门就有人同张科长打招呼。张科长也一一把我推荐给他们，我 这才知道，张科长为什么带我到澡堂来泡汤。原来澡堂是福州采购科长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的场所呀。传统的福州泡汤很讲究规矩，一般规模的温泉澡堂设有不同水温的 4 个水池。要从低到高依次泡过去，在第二个池边打肥皂冲洗。最 后一个汤池水温最高，下去几分钟就要出来，浑身烫得血脉通畅，特 别舒服。泡在池中，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会打着招呼，聊着知道和不 知道的事，四个池泡过去，基本也都搭上了话，待上了池，大家就躺 在竹椅上或喝茶或修脚或推拿或掏耳或继续池中未结束的话题，侃着 大山。从那以后，只要在福州，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到温泉澡堂报到，在 那儿请各工厂的采购科长们抽烟喝茶吃小吃，不仅玻璃指标，水泥、 钢铁、木材等等，不论什么指标，我都能拿到。1 吨水泥的指标可以 卖四五十块。现在想想，如果那时我心生贪念，拿这些指标卖钱，也 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请他们的钱，不多，那时 1 元钱可以吃得很好。高山厂给我的出差补贴一天是 8 角，但却要 5 个月后才批得下来，且请客费用不好报 销。好在我有山兜农场留下的积蓄垫底，但也经不住我这么常常请， 原来铺在床下厚厚一叠的"全国人民大团结"（10 元钱的正面图像）， 渐渐地变薄了。但是，我由此认识了福州城内的采购科长们，搭建起 了一个完整的采购网，不论要什么指标，想要就有。不仅自己工厂所需要的玻璃指标，就连其他单位甚至政府相关部 门的，也顺带着帮忙解决了。我是怎么解决的呢？不同的指标是各自独立的，指标和指标间互不相连。我解决玻璃指标，怎么会解决到木材、水泥甚至钢材的指标呢？我要玻璃的指标，请各位科长帮忙解决，有人就介绍我到省化建公司郑宝贵那儿，郑宝贵就说了，指标我们有很多，可是都在省外，我们要不回来。你若能要回来，这些指标，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足够 你们高山厂用的。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指标，省与省之间就需要协作交流，因此每个省每个市、县都有协作办公室。福建是林业大省，出木材， 就用木材和其他省交换其他的物资，比如玻璃。木材被江苏和浙江运 回去了，但玻璃却发不过来。郑宝贵告诉我，省物资厅的采购员去了 好几趟，都拿不回来，就算了，很多指标都被欠在那儿，如果你能去 外省拿回来这些玻璃指标，我就分给你，满足你工厂用的玻璃。我说 好啊，可以试试。我就被郑宝贵介绍到省物资厅，物资厅给我开了个 证明，我就从高山厂的采购负责人变身成了福建省物资厅的采购员。当时，福建省物资厅驻沪办公室设在上海福建南路 33 号，就是 现在上海锦江之星（外滩店）的位置。那里地处黄浦区顶级商务区中 心，紧靠延安路高架和越江隧道，交通十分便捷。周边有外滩、人民 广场、豫园、淮海路、南京路等市内主要旅游购物景点。我住在那儿，以福建省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结交华东六省一市 的采购员们，先和他们交朋友，然后再提出希望帮忙解决的事。我就 是用这一方法，解决了困扰物资厅许久的木材换玻璃的指标问题，解 决了南平、三明的水泥、钢材调配问题。怎么解决的？其实也很简单。国家每年都有两次的订货会议，全国各个单位都会参加，包括部队。这个订货会议，将解决各单位的统配指标。有时在成都，有时在福州，有时在石家庄，有时在广州，有时在上海。这些统配的指标， 由国家建材局统一调配，也有省建材局统配的，如何分呢？国字头， 比如说永安水泥厂就是由国家建材局统配的，省市国有企业，比如说顺昌水泥厂、南平水泥厂则是由省建材厅统配的。国家分配指标是分省份地区的，以水泥而言，南平的，可能拿到张家港水泥厂的指标，南京的却可能拿到永安水泥厂的指标。当时的 火车车皮也很紧张，要拿到，也很困难，货的指标，经常会因为没有 车皮而不得不放弃。如何能各取所需各得其所？我做的事就是商量。同南京军区商量，把他们手上永安水泥厂的指标拿出来，换成张 家港水泥厂的指标，当然是同级的水泥。南平市政府呢，手上就有了 永安水泥厂的水泥指标，省去了解决车皮的烦恼，又节省了不少的运 费。这就是串换指标。当时我们采购员在泡汤时想出的这个笨办法， 却解决了长期困扰着各省、市政府的大难题！为这个，南京军区的后 勤部感谢我，南平市政府也感谢我，我成了他们的座上宾，也成了物 资界呼风唤雨的人物。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个高山乡镇企业的 采购员，竟然成了国内物资界的"大脚"（福州话，翘楚，"大腕"之 意）！后来，我在高山盖房子时，所需要的钢筋水泥，全是用指标买 的便宜货。我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呢？不是钱，是关系。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业务本领。这些有这么重要吗？当然，对于一个刚刚出山的人，这些交往及合同签订业务、知识充实与人际关系网的铺陈，非常重要。因此，任何事，只要肯动脑筋，没有解决不了的。这是我在那时就有的感悟。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想起这个经历。提醒自己，只要肯动脑筋，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