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小匡》有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淮南子·齐俗训》中，也有“是以人不兼官， 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 商与商言数”的说法，这里面的“士”，意指大学士，更近一层说，就是指官员和读书人。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当然，无论是《管子》、《淮南子》，都是读书人进行编撰、整理的，其划分多少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中国人素来“外用黄老，内示儒术”，所以尽管这四种人的“待遇”几乎是对“地位”的逆序排列，老祖宗仍旧认同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读书人的“标准配置”，书童。
“书童”也作“书僮”，是随侍在书生身边类似丫环之流的人物。大凡书生，身边总是会跟着这样一个近乎拖油瓶的侍从。心性善良的书生，可能在对待书童一事上好一些，但也难脱仆从的范畴，而类似于西门庆这样的狠人，对书童能够做出什么，就远超人们的想象了。
其次，就是慕名士之名，心甘情愿地随侍其身旁。宋朝的苏轼对这一点应该大有感触，不过比起书童，这厮更喜欢“书女”，能跟在他身边的，大多是些女子——看来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真有其事啊。似笔者这等，书中只有瞌睡虫的，当然是因为“功力尚浅”了。
不过，名士等风流之辈，毕竟百里挑一，第二类的书童数量自然远不及第一类了。
穷书生都有书童，处于权力、地位顶峰的皇家自然也有类似的配置，而且类似的制度更早于民间。如隋代时，隋炀帝之子无德太子，他的书童就是隋唐好汉中大名鼎鼎的柴绍。后来元德太子早死，柴绍因此闲居十数年，自是苦闷无以排遣——也怪不得他为李唐鞍前马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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