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黄一鹤导演今晨逝去，心中伤痛，我与他共事58年，我们一直就是好同事好朋友，他为人豪爽乐观，才情扬溢，为中国电视事业奋斗终生。他走了，但他仍然活着，只要‘春晚’在，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忘记，他是我的兄长，他在工作中对我的提携帮助，一点一滴历历在目，一鹤兄，一路走好，我想你。”
4月8日凌晨两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创者、首届央视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去世，享年85岁。央视著名主持人赵忠祥随后在头条中发布了如上文字，也令世人从中佐证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在首届春晚开创多项先例，如设立节目主持人、实况直播、开设热线电话等后，黄一鹤还曾担任1984年、1985年、1986年、1990年共五届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而赵忠祥也自参与1984年春晚主持之后，连续主持过多届春晚。不独如此，如他所言，两人在央视共事58年，从1960年起便在工作生活中颇多交集，“形成了很深的一种同事和朋友间的感情。”
黄一鹤与赵忠祥。视觉中国 资料
【对话】
澎湃新闻：先请你谈一下，何时、怎么获悉黄一鹤导演去世的消息？
赵忠祥：我是先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了这则消息，一开始真不敢相信。但紧接着在好几个群里，特别是在央视同事群中看到这则消息。我就采信了，也发了头条，向公众告知我从哪里得知（消息），并表达了个人的追思和悼念。
澎湃新闻：我们注意到黄一鹤导演最后一次在电视上“发声”，还是你和李谷一在一档节目中和他做电话连线。
赵忠祥：你说的非常对，那大概是在大半年前，我的印象里黄导当时住在一个类似老年公寓的地方。那是我们央视三套一档回顾改革开放的节目，我和李谷一作为嘉宾，现场有电话连线黄一鹤导演的环节，但并没有完成。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绝没有想到这（没有完成电话连线）是致命的表现。八十多岁的人了，一个阶段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这完全可以理解。所以获知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是觉得非常突然，直到现在都没有恍过神儿。
澎湃新闻：有一个说法，1983年春晚上才出现了“主持人”，之前我们只有“报幕员”、“播音员”这样的概念。你也是在80年代初开始个人的主持生涯，特别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获得巨大的成功，能否回忆下黄导和你就主持这一业务有哪些交流、探讨？
赵忠祥：“主持人”这个词是舶来品。在美国叫“announcer”，是指现场报道人，“anchor”是指电视主播；在欧洲是“host”，主人的意思。1980年代初，我们向西方同行借鉴了这个名词，开始称新闻播报以外的为主持人。83年春晚马季先生就被称为主持人，实际上，在80年代初这个词就已经开始被大家广泛接受了。
黄导让我参加主持，当时是进了一个主持的班子，不止我一人。我们作为央视主持人，第一不要出差错，第二这是个联欢会，要尽量生动活泼，这是我们共同的想法。在主持这个环节，他其实着力不多，因为我们都是职业主持人，他更多的精力要花在如何创造、组织节目上。跟我们主持人做交待，就是点到为止。
澎湃新闻：我记得你之前讲过，类似春晚这样的节目形式其实从央视建台之后就有，特别的，1983年春晚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吃鸡》，在1962年“笑的晚会”上曾有类似的节目出现，黄导当时也在场吗？
赵忠祥：1962年的“笑的晚会”其实不是春晚，好像也不是在春节期间播的，我说的是，这种形态的晚会在央视历史上是有过的，“笑的晚会”执行导演是87版《红楼梦》总导演王扶林。邓在军导演在一次会议或者是节目上介绍说，“笑的晚会”对之后春晚的形式可以说有启发和启迪。黄导没有跟我直接谈过这事，但他肯定知道“笑的晚会”，因为我们当时一个台才几十个人，肯定都在现场，当年“笑的晚会”有一个哑剧节目《吃鸡》，类似于后来景愚兄的表演。
姜昆、赵忠祥和黄一鹤曾在一次节目中聊起1983年的首届春晚。图片来自网络
澎湃新闻：1984年春晚的一大亮色是有港台主持人，特别是香港歌手登上春晚舞台，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据说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位歌手，找到这首歌黄导没少费力气。
赵忠祥：张明敏那一批人能上84年春晚，这不是央视的一个单独行动，这事必须经过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批准。当时上级领导已经同意。可以说1984年我们处在改革开放时期，如果没有这个背景，无论是政治上紧张或者宽松，都不可能有这个现象（港台歌手、主持人出现在春晚舞台）出现，我认为这要从全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当时找这首歌也很不容易，张明敏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但黄一鹤听到这个歌的歌词，觉得非常适合上春晚，因为它饱含爱国之情，他就决定找到这个人（张明敏）。总体上讲，电视台首先是要宣传主旋律的，我们做任何一个节目的时候，即便是娱乐节目，这也是不能有任何变化的。
澎湃新闻：1985年春晚从央视演播大厅搬到工人体育馆，由此导致了那次春晚一些失误。当年2月22日，《新闻联播》甚至就此向全国人民道歉，而且好像你正是那次播报的播音员。
赵忠祥：我已经不记得85年的春节晚会有什么问题了，当时我和邓在军在广州出差，接到黄一鹤的电话说，忠祥你赶紧回来，今年春晚在工人体育馆做。我当时听完心里就咯噔一下，如果先征求我的意见，我肯定不会同意，因为工体场面太大，失去了原来春晚那种比较好操作、掌控的局面，但木已成舟，我也不便说什么。这个事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春晚作为一档大联欢节目的意义被淡化了，体育馆适合做演唱会，但和春晚这样一个茶话会的氛围是不吻合的。确实，那次《新闻联播》道歉是我当天当班，这事怎么说呢，大家有意见了，就什么意见都来了。
澎湃新闻：从你的观察和听闻，黄导有没有在春晚排练或者播出现场从艺术角度出发，给出自己的坚持和执着？
赵忠祥：1983年《乡恋》在春晚能演唱和黄导有很大关系，这首歌刚一出来的时候饱受争议。当年的春晚在现场设置了4部热线电话，观众可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结果点播条呈上来几乎全都在点播《乡恋》，黄导当然明白这中间的斤两，但他在现场几次同意把这个呼吁转呈上面的领导，本身就说明了他想让这首歌出现在春晚上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在自己这个级别就把这事儿给否喽。
澎湃新闻：同黄一鹤导演共事那么多年，能不能讲一讲你们间的情谊？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忠祥：我们可以说是发小，1960年我们前后脚地进央视，他还比我早一些，我那时就十七八岁。我们都在文艺播出部，我属于播出部，他属于文艺部，两个部门在一块的，他一直是做编导。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形影不离，形成了很深的一种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做完节目一起打打乒乓球，我和他算是棋逢对手，之后一起在电视台食堂吃夜餐，当时有补助，一毛五的补助啊。
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性情中人。每次春晚结束，在梅地亚中心照例会请没有走的演员吃年夜饭，黄导在这个场合最经典的表现是，先说两句祝酒词，然后就痛哭，也不说什么，真是哇哇地哭，而且哭起来没完。这泪水既是胜利的泪水，也是委屈的宣泄。我能理解他，持续几个月的辛苦，还有这里面的压力……看着他失声痛哭，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什么都不说，这时候什么都不需要说，因为我知道他太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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