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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张旭 / 曾章蓉
摘要
其他综合收益是所有者权益里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科目，主要记录当期未实现的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构成内容较多，从我们整理信用债发行人2018年年报的数据来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其他综合收益最主要的来源，其次是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化为投资性房地产带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公允价值溢价。
形成这种格局的背后原因: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房地产市场繁荣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在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有所体现。
如何看待对净资产的“积极”贡献？
1）企业有净资产水平的管理诉求：一是减少外部融资约束，二是满足监管“降杠杆”的需求。其他综合收益是影响净资产的方式之一，可以直接影响净资产的规模，且不直接影响利润，实际操作简单。
2）投资者需警惕“纸面富贵”。其他综合收益是企业未实现的利润，需要看到该收益背后面临的波动性以及不确定性。做到“辨来源、判质量”。
1、其他综合收益里有什么？
1.1、其他综合收益是什么？
企业净资产构成的来源众多，除了我们常见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还包括其他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是所有者权益里一个“临时性”、“过渡性”科目，主要记录当期已确认未实现的损益。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财会【2014】7号) ，所有未在当期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都应该在“其他综合收益”中列报。此前，其他综合收益主要包含在资本公积中，财会【2014】7号要求2014年7月1日之后从资本公积中单独出来列示，目的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减少“盈余管理的空间”。
1.2、有哪些构成？
其他综合收益的构成内容较多，可以根据以后会计期间是否能重分类进入损益划分为两类：一是“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入损益的项目”，二是“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入损益的项目”。
其中，重点内容为“能重分类进入损益的资产”，相应地，其构成较为丰富：一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二是重分类进入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差额；三是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由此产生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额；四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五是现金流量套期工具的套利损益等。
根据我们整理的信用债发行人2018年的财务数据，从额度占比来看，其他综合收益主要的来源为三大类：一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二是自用房地产/存货转化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公允价值溢价；三是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这类额度通常较小，主要由合并境外子公司产生。因此，可以总结为：其他综合收益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这两个科目的关联度较高，且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有关。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涉及的投资性房地产，是指自用房地产/存货重分类为投资性房地产，所产生的公允价值，进入其他综合收益，是首次转换时的变动体现，直接影响权益。而前期已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间接影响权益。实质的区别体现在影响的路径不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是通过当期损益，进入净利润，进而影响未分配利润。
我们对2018年其他综合收益占净资产比例较高的发行人进行分析，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列示2018年其他综合收益/净资产大于35%的发行人。其中，占比超过50%的发行人有火炬建发、拉萨城投、连云发展、稻花香酒业、中庚集团。下表显示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主要来源为：自用物业/存货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外币报表折算。相应地，这些企业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占总资产的比例相对较高。
1.3、形成这种格局的背后原因
过去部分非金融企业热衷布局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公允价值出现较大的增长。此外，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使得企业自有物业获得大幅增值，通过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调增净资产规模，也成为部分企业的选择。这两点均使得企业的权益增加，在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中有所体现。
2、其他综合收益对净资产的“积极”贡献
由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项目在处置或出售前都未真实实现，可能会存在实际值与估计值不符的情况，这给企业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并由此产生企业偿债能力虚增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要辩证看待该科目对净资产的“积极”贡献。
2.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前文分析可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是其他综合收益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较大的企业，在持有期间，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度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并且该部分“贡献”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期间，该部分贡献呈现大幅“缩水”的状态。
案例：申能集团
申能集团长期以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比较高，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它综合收益，进而影响净资产的规模。2018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688.20亿元，占总资产比重约为44%，其中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为364.32亿元，占所有者权益约为35%。
2.2、重分类为投资性房地产
这里主要是指自用房地产/存货重分类过程中产生的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例如，某上市公司拥有一项闲置建筑物, 按准则规定, 闲置建筑物不能作为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 只能采用成本计量模式。但是, 上市公司可通过与第三方，或关联方签订租赁协议的方式, 将其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公允价值比原账面价值高的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净资产，从而使资产负债率得以改善。
案例：迈科金属
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较高，2018年为73.66%，其他综合收益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25.58%。而2018年年报显示，其他综合收益上升的主要来源为：重分类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占比102.1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0.08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2.
64%。
发行人近些年来的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主要来源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增加，而其他综合收益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房地产性质重分类，由自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从而改善资产负债率状况。
2.3、采用“此消彼长”的方式来抵消负面影响
从上文分析分析，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其他综合收益占净资产的比重的变化，来评价企业资本结构的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计操作上，部分企业采用“此消彼长”的方式来抵消负面影响，保持资产负债率的稳定。
案例：能兴控股
能兴控股，主要从事有色冶金贸易业务。2016年以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持续增加，截至2018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26.76亿元，全部为权益工具，其中69.11%公允价值计量，包括持有第一创业证券的股权，南海农商行股权等。投资性房地产为88.78亿元，占净资产的比重为34.52%。
2016年末，其他综合收益总额为47.78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占比96.52%，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产生的公允价值仅为3.48%。但2017年、2018年，资本市场的下行，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缩水”，在企业年报中体现为公允价值减少。与此同时，企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自用物业转为房地产投资，“此消彼长”使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负面影响得以抵消。2018年末，其他综合收益总额44.18亿元，其中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占比78%，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占比22%。
3、如何看待对净资产的“积极”贡献？
3.1、满足企业净资产水平的管理诉求
通常企业有净资产水平的管理诉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外部融资约束，二是满足监管“降杠杆”的需求。其他综合收益是影响净资产的方式之一，可以直接影响净资产的规模，不直接影响利润，实际操作简单。
3.1.1、减少外部融资约束
净资产增加的积极效应，减少外部融资约束是其中之一。例如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向投资者传递利好消息。尤其是部分公司为了满足PB估值要求，调整其他综合收益是一种较为简单可行的方式。此外，部分企业的信贷融资、对外担保规模或者发债规模，均有可能受净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水平的影响。例如，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担保规模超过上年审计净资产20%需要公告。
3.1.2、满足监管“降杠杆”要求
除了外部融资约束，国有企业通常面临来自监管部门的“降杠杆”要求。201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2020年末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较2017年末降低2%左右。资产负债率超过目标5%与10%双重警戒线的国企进入重点关注与监管名单。从生产经营的角度来看，调整杠杆水平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从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调增净资产的方法较多，除了增发永续债，资产重估提升资本公积，甚至是资产重分类提升其他综合收益均为快捷有效的方法。
3.2、投资者需警惕“纸面富贵”
其他综合收益构成来源清晰，且不直接影响净利润，相对透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他综合收益是企业未实现的利润，投资者不能根据未实现的利润来判断企业的真实偿债能力以及分红能力。因为其他综合收益受企业内外部影响具有波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该部分盈余所面临的不可预测性。部分企业存在净资产较高，但实际上风险抵御能力较弱的情况——“纸面富贵”。因此对于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要做到“辨来源、判质量”，分辨其构成来源，判别其资产质量。
4、风险提示
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来源主要是内部资产重分类，需要重点关注企业重分类的合理性，判断企业是否存在粉饰财务报表的动机。此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随着资本市场的变化而波动，可能给企业的资产结构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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