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诸葛建国
近日，热门美剧《美国夫人》完结。因罕见地从“反派”角度解读20世纪70年代围绕《平等权利修正案》展开的社会议题，该剧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女权话题的讨论。
《美国夫人》海报
在切入剧情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始末和《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意义。
1923年提出的《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简称ERA）只有短短三条：美利坚合众国及其各州不得以性别为理由否认或剥夺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国会有通过适当立法施行本修正案条款的权力；本修正案将于批准之日起两年后生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填充因为男性上战场空缺出的劳动岗位，就业人数增加、经济地位改善，大量妇女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她们常遇到各种不公平待遇，薪酬远低于男性，家庭暴力问题显著。战争结束后，女性又被要求回到厨房守护“家庭价值”，这一风向引发诸多意识觉醒人士的反对。由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迎来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在这一阶段发展出多种流派，性别研究兴起，ERA被正式提上议程。
1971年底，ERA被众议院通过，1972年初在参议院通过，送交各州批准，只要1979年3月22日前在38个州通过，就可以正式写入宪法。到1973年初，全国已有30个州批准，前景可谓明朗。然而著名的反女权斗士菲利丝·施拉夫利横空出世，打破了女权主义者的美好畅想。
菲利丝·施拉夫利 《美国夫人》剧照
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为何会选择高举反ERA大旗？这与其出身和抱负脱不了干系。施拉夫利是典型的天主教徒，负责照顾丈夫和六个孩子，努力维护传统家庭结构；同时她还是精通国防战略的专家，希望跻身政界，又常常因为女性身份被忽略。施拉夫利发现，只有谈起自己并不关心的女权话题并发表反对意见时，才能在男性中受到重视，便开始发掘这条由下至上的渠道。
剧中施拉夫利微笑着对一位男性议员说，“我从没被歧视过，有些女人总是把失败归咎于性别歧视，而不是承认自己不够努力。”然而下一秒，在场男性就给了这种荒诞的逻辑一个下马威：会议相对私密，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施拉夫利承担速记任务，理由是“只有你一个女性”，显然未将其看作同僚。在华盛顿奔波一天，深夜回到伊利诺伊州，施拉夫利已经十分疲惫，还是不能拒绝丈夫的求欢。施拉夫利到全国各地演讲、出席活动、参加辩论，总会将一句开场白挂在嘴边，“感谢我的丈夫允许我来到这里。”尽管她解释称这是为了让女权主义者不舒服，但挑衅和讨好似乎并不矛盾。
当然，《美国夫人》没有过度渲染哪一方处境，而是跳出单一批判视角，试图用群像方式再现20世纪70年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其中耀眼的女性力量。
贝拉·艾布扎格（左）、吉尔·拉克尔斯豪斯（中）、雪莉·奇泽姆（右）
剧中几位性格鲜明的女权主义者合作推动ERA。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美国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标杆人物，1972年联合创办《女士》杂志，呼吁女性堕胎合法化。雪莉·奇泽姆，美国首位黑人国会女议员。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作者，领导成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OW），反对女同性恋成为女权运动的一部分。吉尔·拉克尔斯豪斯，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中唯一的共和党人，女权运动的温和派。贝拉·艾布扎格，美国国会议员，著名民权和妇女权利活动家，反对美国参加越战，帮助成立全国妇女政治委员会。布兰达·费根-法斯托，律师，同性恋，《女士》杂志创始人之一，多次与施拉夫利进行公开辩论。
她们是女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但又有着不同的个体身份和利益诉求，这决定了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种族权益、性别权益、性少数群体权益尚属于同一话语体系，而当运动逐渐深入，不同议题因为重要程度的争议走向分裂。
不管是要求堕胎合法化、争取有色人种和性少数群体权利，还是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去工作，都是对传统天主教白人异性恋家庭结构的巨大动摇，在战后民粹思想抬头、保守主义回潮的社会背景下，很难获得上层认同。虽然在某一阶段为了拉拢有号召力的女权主义者，扩大票仓，候选人们不得不适当让步，但更多时候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会沉默以对，避免得罪任何一方。
外部被各方权力施压，内部矛盾也随之爆发。在本就艰难的处境下，激进女权主义者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与家庭妇女群体“割席”。无论是贝蒂宣称的“婚姻就是卖淫，离婚赡养费就是战争赔偿”，还是格洛丽亚认为的“革命的步伐走得太快，总要有一些人被落下”，都表现出对家庭妇女的轻视、批判和抛弃，她们认为女性应当彻底走出家庭，废除家庭及其存在的权力关系。这些观点在当时占了上风，向施拉夫利暴露出可攻讦的漏洞，为ERA的阶段性失败埋下祸根。
贝蒂·弗里丹
施拉夫利巧妙地利用了家庭妇女群体的恐慌，将ERA解读为“女性会被强制服兵役”“离婚后将失去赡养费”“寡妇将失去社会保障金”，贩卖焦虑。她提出STOP ERA（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请停止拿走我们的特权）口号，创建鹰派论坛，宣称“女权主义者是一群嫉妒主妇幸福生活的可怜同性恋”。她擅长用诡辩话术和煽动性演讲挑起矛盾，激怒女权主义者。很难说这种做法是对的，但确实成功了。然后，她又利用宗教信徒们对堕胎合法化和性少数群体的厌恶扩大保守势力阵营，为接触政治权力铺路。
内部斗争拉开帷幕，家庭妇女们走上街头，向她们口中的“养家者”赠送面包，跟女权主义者唱反调。剧中有一处让人难忘的场景，议事厅楼梯上，一边是穿着衬衫长裤平底鞋的职业女性，一边是穿着得体裙装脚踩高跟鞋的家庭妇女，头也不回地走向反面。
最终，施拉夫利领导的反ERA运动彻底改写了70年代女权运动的走向。尽管1978年时任总统卡特签署联合决议声明将批准期限延长了三年，但截至1982年6月30日，《平等权利修正案》还是以三州之差宣告失败。女权运动由盛转衰，进入长时间的低迷，美国政坛保守派力量重新崛起。
即便如此，施拉夫利胜利了吗？在孤注一掷地交出邮寄名单，帮助里根登上总统之位后，她只得到一句电话感谢，被内阁拒之门外，也没有得到暗示过的驻联合国大使或者国防部职位，再次证明了“权力不会向任何事让步”。讽刺的是，里根任命的美国首位女性驻联合国大使珍妮·科特帕里克，恰恰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
剧集结尾处，落寞的施拉夫利回应着“6点开饭，总是6点”，机械地重复每天的流程：到地下室拿牛奶，坐在厨房中安静地削苹果，准备做一个标准的“苹果派”。
格洛丽亚也进行了反思，“我曾与我的时代里最伟大的女性并肩而战。然而今天，我们选择领袖时仍从排除女性开始，然后排除少数群体，然后是那些没怎么受过教育的人。”
布兰达·费根-法斯托（左）、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右）
这场女性的“内部”斗争中，没有哪一方真正胜利，失败者和被抛弃者都让人心生悲悯，只有权力在外围举杯庆祝。
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的失败让更多人意识到：政治逻辑并不全然偏向正确的进步的一方，只要群体分化继续存在，女权运动就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文化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早已提出，女性没有具体的方法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可能在对抗中自我确立。她们没有历史、过去、适合她们的宗教；她们不能像无产者那样在劳动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她们通过居所、工作、经济利益、社会条件和某些男人联结起来，比和其他女性联结得更紧密。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联结起来；白人女性同白人男性而不是同黑人女性联结起来。
如此复杂的议题，《美国夫人》一部剧不足以讲清道明，但其依然通过复盘历史，提供了女权运动发展到当今阶段需要吸取的教训。缺乏沟通、内部戕害等问题，也说明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绝不能被回避。
2017年，停滞近四十年的《平等权利修正案》有了新进展，内华达州批准，2018年伊利诺伊州（施拉夫利所在州）批准，2020年弗吉尼亚州成为第38个批准州。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废除期限的决议，但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则暗示不太可能通过这项决议。
对美国女性来说，这是一场已经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持久战；而放眼整个世界，女性争取权利之路，道阻且长。（诸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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