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说，世界上有个经济规律，各国的个人所得税都比企业所得税低，但我国相反，个人所得税高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45%）。这导致企业老板年薪只拿一块钱，消费则通过自已的企业支出，躲过了20％的税差。那些在香港和新加坡开工资的企业，也都是出于规避个人所得税的目的而转到了低税的地方。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率虽然很高但却收不上来，成了世界上个人所得税收缴最低的国家，而且税收的80％来源于低收入的工薪阶层。
有人认为这就是贫穷的原因，实际上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对工薪阶层的高税收只是原因之一。
我国的改革定位为对外开放型，外贸、投资和内需三驾马车，长期是外贸一马当先，外贸和投资二马当先，内需从来都是拖在后面。我国的对外依存度非常高，内需自然受到挤压，占GDP的30％的数字一直不大好看，统计部门为此调整了统计方法，但实质未变，靠内需提振经济始终指望不上。
消费为什么上不去？
首先我国长期的战略重心是外贸、外资、外企、外币，所以向企业让利，特别是向外资、外企让利成了正确惯性。企业所得税从1980年代的55％下调到现在的25％，而45％的个人所得税不动，就表明了经济增长的依赖趋向一一更重视外资外贸，内需没有成为被鼓励的宠儿。黄奇帆说将两个税率颠倒过来，穷人富人都按45％或更低的税率交税，那就翻过来了。实际上，要自由化和全球化，搞外向增长型的加工经济，对接国际产业链，我们当时拿出的最大筹码就是全结构的高素质低收入的劳动者和近乎于无尝使用的土地。要堵住高收入者避税的漏洞就必须找到相应的补偿措施，如果将起征点上调到2万元（有多个这样的提案），在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就难免会两头落空，因此我们就出现了高税率、低起征点的个人所得税的奇观，低收入者成为交税的主力军。
80％的工薪阶层是经济兴旺的主体，这些人交了高额个税，就削弱了消费的能力，20％的人拿走了80％的收入，却消费有限，市场贡献率低，内需提振不起来。但事情并未仅限于在个税方面，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它还不是大头。市场构成的第一要素是人，有效需求长期不足是更深层的原因。工薪阶层的后顾之忧是现实和预期没钱（进项会储银行），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的压力拴住了消费的欲望和行为，捆住了经济上行的手脚，也将限制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有效循环。
因此，个税问题要重视，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的笼中欲望被释放出来尤其必要，只有着眼点落在有效需求上，80%的市场购买力才能充分活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