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喜欢这演出吗？”老约翰扶起手杖，缓缓站起，问坐在前排的中国记者。
这是上海芭蕾舞团（以下简称“上芭”）豪华版《天鹅湖》在荷兰巡演的第13场。在荷兰东北小城格罗宁根，马蒂尼剧院以当地最古老的教堂尖塔命名。
中场休息，观众们走向大厅，享用点心和酒水，彼此交谈。因为腿脚不便，前来看演出的老约翰没有离座，演出厅里只剩下他和两个中国记者。
中国观众把问题抛回给他。老约翰摩挲着手杖，用沙哑的声音答道：“我看过俄罗斯人、法国人、英国人演出《天鹅湖》，但中国人的演出不一样，它如此壮观，如此漂亮，我无法形容。两岁那年，我从印尼到了这里。去年，我在这里看了印尼的现代舞，我很骄傲。但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敢跳欧洲人的古典芭蕾。”
荷兰人的确没见过这样的《天鹅湖》：鹅群虽以传统的S形阵列出场，数量却大出许多。48只天鹅足尖轻点，近百条光洁的长腿微微颤动，裙摆随之浮动如萍，舞台，真成了一池波光淼淼的湖。
荷兰人熟悉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万人表演”，却未曾现场见过这样的“壮观与美”。他们真诚地喜欢“中国芭蕾”：即便卖着最高票价，平均每场演出上座率也在九成以上；在阿姆斯特丹，有观众特意等在上芭的大巴车前，与演员挥手告别；荷兰的剧评人保持着职业性的挑剔，却也建议观众们一看：“来自上海的芭蕾舞者有着精湛的舞技，虽然他们对情感的表达还有些平淡。”
“必须承认，我们和西方顶级芭蕾舞团还有很大差距。”辛丽丽用“班门弄斧”形容这次巡演。“弄斧”并不是她的目的，巡演邀请了三组国外顶级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加盟，导演是合作多年的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德里克·迪恩。辛丽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有价值的，是队伍得到了锻炼。”——指的是近一百名参与巡演的年轻演员。
2016年1月18日，这场为期36天、覆盖8个城市，演出26场的巡演，将于海牙结束。
“中国人搞古典芭蕾舞，是肯定能搞好的。你们有集体精神，能做军事化训练。不像我们的演员，都太自由。”前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德里克·迪恩认为。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图）
“中国人搞芭蕾， 肯定能搞好；你们有集体精神”
票卖得不错，在东部小城恩斯赫特，六公里外的德国人也拖家带口来看戏。几张预留的工作票最后被剧院悉数售出。荷兰人的精打细算，连上海人也惊奇了。
在商言商，不同于政府主导的“交流演出”，此番商业巡演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和荷兰星辰戏剧有限公司联手运作，做的是“生意”。
荷兰有四家经营芭蕾舞演出的机构，只有星辰公司是纯商业性质，因而格外看重票房。老板梅登和中国文化有30年的交情，30年间，星辰公司与中演合作，推动了80个项目走向欧洲。早年他从中国带去欧洲的多是杂技，上芭豪华版《天鹅湖》巡演，是他们首次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芭蕾舞团。
48只天鹅是英国人德里克·迪恩的创造。在英国国家芭蕾舞团，他还排演过61只天鹅的巨大版本，没有舞台布景，演员们纯跳。纯舞蹈对商演而言多少是个障碍，要加布景，就要减天鹅，48只天鹅由此而来。赴荷巡演前，这批重达十吨的森林、宫廷，在海上漂了整整一个月。
2001年，辛丽丽初任上芭艺术总监，就出手买下迪恩编导的《天鹅湖》版权——后来的48只、61只，都由这个只有24只鹅的版本演化而来。24只鹅变成48只鹅，并不简单：变化的不仅是阵型，还要有符合庞大鹅群审美特点的舞蹈编排，鹅与鹅之间也要培养默契。
迪恩对上芭的天鹅们感到满意。“中国人搞古典芭蕾舞，是肯定能搞好的。你们有集体精神，能做军事化训练。不像我们的演员，都太自由。”迪恩当时鼓励辛丽丽，“如果首席演员，像现在这样水平的再来上三四对，上芭也能是一流了。”
星辰公司老板梅登特地来上海看了一次演出，他对辛丽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群舞很好，但只靠上芭的两位首席，能坚持几场？
“只能请老外了。”辛丽丽决定。这个决定的背景是：2015年5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与上海文艺院团负责人座谈，其中一句话是：“国际对话是需要本钱的，你国际化了，才能和他们平等对话。”
这道理辛丽丽想得很通：“纽约芭蕾舞团，哪有纽约人？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有几个伦敦人？上海也是国际大都市了，不能有地方保护了。”
邀请分别来自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英国国家芭蕾舞团、柏林芭蕾舞团、斯图加特芭蕾舞团的六位客席演员，对国内芭蕾舞团来说，确是大手笔。
好在上芭现在有“本钱”。两年前，上海恢复了对上芭的“全额拨款”，以前演员拿的是“底薪＋演出费”，现在演员拿的是“全薪＋演出费”，收入相当于过去的一倍。这次赴荷兰巡演，是真刀真枪的商业演出。一百多人大团的巨额演出成本和演出报酬，主要靠票房和商业性赞助解决。虽然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但基金支持的原则只是“略微补贴”，相当于“锦上添花”。
“现在我们是真的不差钱，只差好的作品、人才。”辛丽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次巡演，也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宇的重点项目，这是他们若干年来“推动中国芭蕾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2013年与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家经纪公司合作推出上芭北美32场巡演的一个延续”，张宇希望，这能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经典范例：艺术家和中外演出机构合力，让中国的芭蕾舞团在欧洲演出古典芭蕾舞，经受真正的商业考验，证明这种合力的成功；邀请外国著名编导和芭蕾明星参与，既是壮大上芭的力量，也能形成中外艺术的深度交流。演出成功与否，对上芭的未来、中国芭蕾舞的未来，以及中外艺术交流，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巡演中，上芭首席女演员范晓枫备感压力。“群舞演员们都长得特别高，我经常成了坡地。我要想不被她们盖住，就必须跳到极致。”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图）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真被嘲笑了”
对于上海芭蕾舞团的两位首席来说，在荷兰的舞台上演出《天鹅湖》，“需要一点勇气”。
“《天鹅湖》难跳。它长，整整四幕，对演员的体态、技术、表现力等等要求都是最高的。而看过芭蕾舞的人，肯定都看过《天鹅湖》。”辛丽丽解释。
第一站布雷达巡演结束，上芭首席男演员吴虎生发了高烧，阿姆斯特丹巡演结束，他又伤到了腰。吴虎生是上海舞蹈学校最后一批公费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2007年，吴虎生在纽约国际芭蕾舞比赛男子组中获得第一名。
过去，上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巡演，带去的作品，要么中国化如《梁祝》，要么是现代舞剧如《简·爱》。吴虎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与之相比，荷兰巡演压力更大——不仅因为《天鹅湖》本身，也因为同台的国外同行。
首席女演员范晓枫比吴虎生更感压力：除了同行间竞争，还有与48只白天鹅的竞争。“群舞演员都特别高，我经常成了坡地。要想不被她们盖住，就必须跳到极致。”范晓枫说。她曾是2000年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金奖得主。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男演员史蒂文·麦克雷，是第一个登台的国外客席男演员。吴虎生在后台观察，发现史蒂文总能在一些自己表演时无所事事的环节上，增加一些手势、肢体语言。“原来在台上可以这么松弛、自在地表演。”吴虎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吴虎生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劳伦·卡斯波特森合作了三场演出。第三幕，魔王告诉王子白天鹅仍在受困的真相后，王子跪地哀求，黑天鹅得意地嘲笑，卡斯波特森将这一幕表现得极为精确。“那一瞬我觉得我真被嘲弄了。”吴虎生回忆。
这些很大程度上正是荷兰剧评人所说的“情感表达”。“老外表达情感比较浓烈，东方人含蓄一些。我可能把技术看得重要一点，但也会强调，舞台是表演艺术，还是得重视表演。”辛丽丽对坦陈。
最后一位登台的客席女演员，是英国国家芭蕾舞团首席女演员高桥惠丽奈——日本籍芭蕾舞演员。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年轻时，也总尽可能从外国演员身上吸收养分。
辛丽丽还有进一步的打算。《天鹅湖》巡演前，上芭刚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了由德国人帕特里克编导的现代舞剧《长恨歌》。巡演回去，辛丽丽就想着手从国际比赛里为团里挖掘新的演员，另外，她还想为舞团物色一个老外做管理层：“要能管艺术的。”
上芭有幢有13个房间的小洋房，辛丽丽要把它当成“芭蕾大使馆”，专门接待国际芭蕾友人。
这50多个能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阿姆斯特丹，演出商星辰公司邀请舞团坐轮船游运河，辛丽丽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一百多号人，晚上还要演出，万一出点事儿呢？”
荷兰人很难理解中国人的那种紧张：“都是成年人，不能照顾好自己吗？”中国人不这么看——整团的演员，在辛丽丽眼里都是孩子。
紧张的深处是焦虑。豪华版《天鹅湖》在上海演出前一晚，辛丽丽整宿睡不着：48只鹅，不多不少，万一有一只出状况怎么办？
按照德里克·迪恩的想法，26场演出，至少应该有八个候补女演员。辛丽丽最后只多带了四个。“没那么多符合条件的演员。”辛丽丽说，“这五十多个，能挑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辛丽丽必须每天带着他们上训练课：“保证他们的肌能，也保证演出当日的质量。”平日辛丽丽显得温婉，上起课来却十分硬朗，普通话、上海话、法语术语轮番上阵，语速极快，看得出团员们都怕她。
这样的训练课，外国演员也会参加。高桥惠丽奈喜欢上这种课：“练习芭蕾，基础很重要。等你老了、受伤了，这些基本功会帮助你。表演得越多，就会越适应舞台；排练得越多，就会越厉害。”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辛丽丽也这么想，她需要让演员们训练得足够多，而这种“家长式”的管理方式，非但国外不流行，中央芭蕾舞团也不用，这是有着鲜明辛丽丽烙印的“上芭特色”。
“一个团里，一个人跳得好是不稀奇的。全世界谁跳得好，我都能付钱挖过来。你要六七十个人跳得整整齐齐、一模一样，这是不容易的。”辛丽丽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
大部分演员的收获，在这26场演出中。作为舞团里最年轻的一代，1996年出生的戚冰雪在《天鹅湖》中表演了一段独舞和一段三人舞。三个多月前，她才刚刚临危受命，在帕特里克版的《长恨歌》中饰演了杨贵妃。
“一般我们在国内演出，都不会连续四场以上。26场连续演出，会疲劳，脚趾会很疼，但也会让肌肉的记忆更深，动作完成得更好。”戚冰雪说，对她而言，演《天鹅湖》并不比演满一整场杨贵妃更轻松：“毕竟古典芭蕾很难。”
对于这次巡演，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新闻总监王洪波和负责此次巡演事项的资深项目经理韩宁捏着一把汗：中国的芭蕾舞团在欧洲进行古典剧目的大规模商业巡演的第一次，演得成功，有可能借此打开中国芭蕾在欧洲的市场；但如果演砸了，未来五到十年，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演出商敢再邀请中国芭蕾来欧洲。
面对热情而懂戏的欧洲观众，许多演员有超常发挥。“这次巡演，可能会改变至少十个人的命运。”一位上芭教员说。
能在国内也进行同一部剧的多场次演出，一直是范晓枫的愿望。十年前她在澳大利亚担任客席演员时，澳洲芭蕾舞团几乎每年都到悉尼歌剧院进行两次演出季演出，每次持续一个半月以上。她曾连续演出《小夜曲》三周，每天上座率都在85%以上。
2016年，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即将投入使用，上芭因此有了自己的“主场”。这让固定上演相同剧目的“演出季”成为可能。至于票房，范小枫认为得慢慢来：“演员要在演出中进步，观众也需要培养。”
“上芭也许并不能成为一流的芭蕾舞团。”辛丽丽有清醒的认识：“一流需要时间，也需要环境。但上芭完全可以成为有特色的芭蕾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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