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进入《孟子》新的一篇——《离娄篇》。这一篇都是孟子的自言自语，这是因为从本篇开始都是孟子弟子的听课笔记了。孟子在家讲学从“规矩”讲起。
孟子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乎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撅，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鲁班的木鸟
师旷，一个高明的音乐家，为了不让外部世界的纷纭之物扰乱自己的心绪，毅然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专心研究音乐。他不单能够弹琴，还能够鼓瑟，并且具备高超的辨别音律的能力。有一次，晋平公铸造了一套编钟，许多乐师都赞美编钟音调优美，而师旷只听了一会儿就说：“您的编钟音调有问题，还是重新铸造吧。”后来经人仔细鉴定，果然如师旷所言。
这些人都是高明的能工巧匠和具有独特技能的人，但是他们的技艺与智慧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孟子总结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意思是说，即使你拥有离娄那样超人的目力和鲁班那样惊人的智慧，如果不运用圆规和曲尺，那也不会画出规则的方圆。所以任何事物的发展，任何计划的展开，都必须循着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治国也是这样，如果尧舜这样的圣人不推行仁政的话，那也不能够治国平天下。同样的企业的管理也是同理，哪怕是名校的MBA毕业的人才，不给企业立规矩，恐怕也管不好哪怕三五个职员。
孟子认为治国的规矩在于效仿尧舜施行仁政，所以“仁政”就是治国的规矩了。孟子的“仁政”是实惠于民而得民心，最终达到双赢。企业管理也要奉行这样的双赢原则，那就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成就人才，最终这些人才成就企业的辉煌。但是这样的“规矩”首先要有人懂，也就是国君要懂“仁政”，进而乐于行仁政；企业老板要明白共赢原则是企业长远发展所必需的。
另外孟子看到“仁政”的理念虽好，但在现实中推行并不那么轻松，他意识到“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在统治阶层中虽然存在着仁爱的心愿和仁爱的名声，但是老百姓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这些心愿和名声在衰败的行政态势之下苍白无力，一钱不值。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地让老百姓受到仁政恩泽的滋润呢？孟子认为应该从行政组织入手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孟子认为先要从组织的上层着手，“唯仁者宜在高位”，也就是说我们的统治的上层必须是一些具有仁心的人。孟子认识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高层如果是一群邪恶之人，那么必将把他的邪恶运用自己的权势撒播到社会中去。孟子认为如果是那样的话，社会将进入到黑暗的状态之中：居于上位的缺乏道德原则，在下的人就不会用法律约束自己，朝廷不讲道义，工匠不依尺度，君子触犯道义，小人以身试法。
孟子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也就是说统治者不讲礼义廉耻，老百姓无法接受好的礼教，这样整个社会中就会大量出现那些不三不四、东游西逛、好吃懒做、以身试法的无赖刁民。
其次，孟子认为还应该从组织的下层入手。他提出了行政人员的素质标准，那就是“恭敬”。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意思是说，以仁义去责求君主，叫做“恭”；向君王进谏良言，抑制他的邪念，叫做“敬”。能够以仁义的原则去要求自己的领导，使之向善，敢于直言进谏，勇于批评，抑制领导不要犯混，这样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是孟子所欣赏的“以规矩”办事的人。
就企业来说不管是在上的管理者，还是在下的普通职员，都需要共同的认同明确的企业文化——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携手共赢。这就是企业的“规矩”，其实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规矩”，只是缺少“懂规矩”、“守规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