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全三册）
[唐]姚思廉 撰
卢振华、王仲荦 点校
景蜀慧、赵灿鹏 修订
文︱王素
我对梁元帝《职贡图》产生兴趣，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但仅写过一篇名为《梁元帝〈职贡图〉新探》的论文（《文物》1992年第2期），便戛然而止。这篇论文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职贡图》是分三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名为《蕃客入朝图》，第二阶段名为《职贡图》，第三阶段名为《贡职图》，每一阶段收录国家不尽相同。（二）传世文献记《职贡图》收录三十五国，“首虏而终蜑”，“虏”指东魏，一定还有西魏，最后是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治下的三“蛮蜑”（天门蛮、建平蜑、临江蛮），其排序应显示利害关系。
《职贡图》现存四摹本，当时只能见到国家博物馆藏北宋熙宁十年（1077）摹本（简称北宋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阎立本摹本（简称唐摹本）和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简称五代摹本）尚未公布，清乾隆四年（1739）张庚摹本（简称清摹本）尚未发现，束缚了我的思路。尽管如此，后来一段时间，仍通过思考，逐渐形成了另一重要观点——梁元帝《职贡图》是当时的世界史，只是没有写成文字而已。
国家博物馆藏北宋摹本《职贡图》（局部）
新世纪开始不久，“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式启动，我受聘为修纂委员会委员，负责“历代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诸事，原因很多，对梁元帝《职贡图》有一定研究，应为其中之一。因为梁元帝《职贡图》作为当时的世界史，价值并不限于梁朝。正如我在《修订稿〈梁书·诸夷传〉审读意见》中所说：“（梁元帝《职贡图》）不仅对于修订《梁书》很有价值，就是对于修订前后各‘正史’也很有价值。”（《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46期，2010年4月10日）兹举二例证明。
（一）倭国
有梁一代，倭国与梁朝并无官方交通。仅天监元年（502）四月八日，梁武帝初即位，十日，曾单方面给“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但梁元帝《职贡图》中却有倭国题记和使者图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需要。因为梁元帝创作《职贡图》，主要目的是为纪念其父梁武帝即位四十周年。为此，需要营造万国来朝的气氛，显示梁朝是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倭国并未遣使朝贡，题记如何撰写，图像如何绘制，成为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职贡图》现存四摹本，北宋摹本、清摹本有题记，唐摹本、五代摹本、北宋摹本有图像。北宋摹本的题记有残缺，清摹本的题记较完整，其中关于装束与服饰，记载如下：
（前缺）黥面文身，以木绵帖首，衣横幅无缝，但结束（后缺）。（北宋摹本倭国题记）
男子皆黥面文身，以木绵帖头，衣横幅无缝，但结束相连。……男女徒跣。（清摹本倭国题记）
题记与图像对照：“黥面”因某种缘故未见。“文身”因有衣裤看不出来。但“以木绵帖头”“衣横幅无缝，但结束相连”“徒跣”三者，与图像完全能够印证。关于题记史料的出处，可以四部正史记载进行比较：
男子皆黥面文身。……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后汉书·东夷·倭传》）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以木緜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皆徒跣。（《三国志·魏书·东夷·倭传》）
男子衣以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缀。……徒跣。（《晋书·四夷·东夷·倭人传》）
人庶多跣足。……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隋书·东夷·倭国传》）
这四部正史记载：《隋书》的史实与成书，均在梁之后，可以不论。《后汉书》《晋书》的史实虽然一在《三国志》之前，一在《三国志》之后，但成书一在刘宋，一在唐初，均非题记史料的最早出处。只有《三国志》的记载，与题记的记载最为吻合，作为题记史料的最早出处，应该显而易见。据此推测，图像也是根据《三国志》的描述绘制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记载的“招头”，晦涩无出典，无疑应是题记记载的“帖头”之误。因为“帖”“招”二字，在写本时代形近易混。可以看出，梁元帝《职贡图》的价值，确实并不限于梁朝，对于点校本《三国志》的修订，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二）高句丽国
有梁一代，高句丽国与梁朝官方交通频繁，仅向梁朝遣使朝贡就有将近十次之多。《职贡图》现存四摹本，清摹本有题记，唐摹本、五代摹本有图像。清摹本的题记虽有错讹，但基本完整，其中关于装束与服饰，记载如下：
男子衣袺锦，饰以金银。贵者冠帻而无复（后），以金银为鹿耳羽，加之帻上。贱者冠折风，其形如古之弁。穿耳以金环。上衣曰表（白衫），下衣曰（白）长袴。腰有银带。（清摹本高句骊国题记）
前揭唐、五代、清三摹本的“图题”所用“高骊”“高丽”“高句骊”三名，分别为摹本中的原名。图像所见二使，从相貌、装束与服饰看，并非同一人。题记与图像对照：前句适用于唐摹本：“衣袺锦”指穿着可以将襟子卷起来的宽大锦衣。“饰以金银”因某种缘故未见。“贵者冠帻而无复（后）”，是说头上戴着没有后面衬巾的帻。“帻”是一种帽子，据图，使者帻上有两片类似鸡冠的装饰，即所谓“鸡帻”。前蜀韦庄《鸡公帻》诗：“石状虽如帻，山形可类鸡。”“以金银为鹿耳羽，加之帻上”，是说帻上插有以金银做的类似鹿耳的羽毛。后句适用于五代摹本：“贱者冠折风，其形如古之弁”，“折风”是一种象“弁”的斜帽。唐李白《高句骊》诗：“金花折风帽，白马小迟回。”“穿耳以金环”，五代摹本未见，唐摹本有。“上衣曰表（白衫），下衣曰（白）长袴”，五代摹本系白描，看不出颜色。“腰有银带”，五代摹本未见，唐摹本有。总的来看，与图像基本能够印证。高句丽国与梁朝官方交通频繁，题记与图像来自使者本人，并不存在史料出处问题。但可以站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角度，将题记记载与正史记载进行比较，试看对“历代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工作是否会有帮助。这里举五部正史记载如下：
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后汉书·东夷·高句骊传》）
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三国志·魏书·东夷·高句丽传》）
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所著似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梁书··诸夷·高句骊传》）
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屦。（《隋书·东夷·高丽传》）
人皆头著折风，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鸟羽。贵者其冠曰苏骨，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黄革履。（《北史·高丽传》）
这五部正史记载，与清摹本记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清摹本的“无复”，即《三国志》的“无余”，《后汉书》《梁书》的“无后”。三者相权，“无复”“无余”晦涩无出典，应以“无后”为正。因为“后”“余”“复”三字的繁体“後”“餘”“復”，在写本时代形近易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隋书》“使人加插鸟羽”，《北史》作“士人加插二鸟羽”，一作“使人”，一作“士人”，用字不同。或据《周书·异域·高丽传》称“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怀疑《隋书》“使人”应为“士人”之误。但此怀疑恐怕存在误解。因为高丽古史从未见有“士人”称谓。据唐、五代二摹本图像，高丽使者帽上皆插二鸟羽，与《隋书》《北史》记载吻合，说明“使人”（即使者）没有问题，反而是“士人”有问题，“士”应为“使”之音误。可以看出，梁元帝《职贡图》的价值，确实并不限于梁朝，对于点校本《隋书》《北史》的修订，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当然，梁元帝《职贡图》作为当时的世界史，其价值的最直接体现，自是非《梁书·诸夷传》莫属。因为《梁书·诸夷传》的材料，主要来自梁元帝《职贡图》（不仅题记，也包括图像）。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很早就有共识。1960年，金维诺最早认为：“（梁元帝《职贡图》）上的文字记载和《梁书·诸夷传》所记大体相同。”（《“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7期）1961年，岑仲勉则明确指出：“《梁书·诸夷传》的本据，前此我们一无所知，现在却可以确定，它的一部分是据梁元帝《职贡图》而写成的了。”（《现存的职贡图是梁元帝原本吗？》，《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1963年，日本榎一雄更明确指出：“《梁书·诸夷传》是在梁元帝《职贡图》题记的基础上删削而成。”（《梁职贡图について》，《东方学》第26辑，1963年）此后还有不少持相同观点者，这里无须赘举。因为《梁书·诸夷传》承袭梁元帝《职贡图》，还有非常具体的例证。譬如《梁书··诸夷·倭传》说：“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此“胡公头”是荆楚人民腊日戴的一种特殊帽子，传世文献仅见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原文为：“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此宗懔，《梁书》有传，称：“普通中，为湘东王府兼记室，转刑狱，仍掌书记。历临汝、建成、广晋等令，后又为世祖荆州别驾。及世祖即位，以为尚书郎，封信安县侯，邑一千户。累迁吏部郎中，五兵尚书，吏部尚书。”其中“湘东王”“世祖”均即梁元帝。可见宗懔一直是梁元帝的臣僚。前揭《梁书··诸夷·倭传》的这条材料，无疑来自《职贡图》，《职贡图》又无疑来自宗懔及其著作。2012年，我先进一步肯定：“《梁书·诸夷传》的材料主要来自梁元帝《职贡图》。”然后据此指出：“《梁书·诸夷传》对周边世界的划分，特别是对西北诸戎的归类，并非出于姚察、姚思廉父子，而是出于梁元帝及其《职贡图》的本意。”（《梁职贡图と西域诸国——新出清张庚模本〈诸番职贡图卷〉がもたらす问题》，原为“梁职贡图と倭——五·六世纪の东ユーラシア世界”会议论文，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2012年1月21日，收入《梁职贡图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4年5月10日）至此，《梁书·诸夷传》蕴涵的世界史的价值，才因我的提倡开始彰显。
《梁书·诸夷传》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因为在《梁书》之前，仅《晋书》有蕴涵世界史价值的《四夷传》；但《晋书》的成书在唐初，晚于《梁书·诸夷传》所依托的梁元帝《职贡图》，可置不论。《史记》分为朝鲜、大宛等传，《汉书》分为朝鲜、西域等传，《三国志》实际仅有东夷等传，《宋书》分为索虏、吐谷浑、夷蛮、氐胡等传，《南齐书》分为东南夷、芮芮虏等传，均无与《梁书·诸夷传》类似的具有世界史价值的综合传记。原因为何？我以为，无疑应与那时难以产生如梁元帝《职贡图》一类具有世界史价值的“图记”相关。因为梁元帝《职贡图》的产生，是有其特殊背景的。
中国历史上，凡南北对峙，都是北强南弱。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采石矶之战，南方以弱胜强，存在很多偶然因素，实际难以为继。东晋末年刘裕两次北伐，虽获短暂成功，但所得土地旋而又失。刘裕之子宋文帝刘义隆三次北伐，结果也都是“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北朝时期，如何取得相对平衡，是南北双方尤其是南方统治者经常考虑的问题。南北互争正统，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其实有如儿戏，不值一哂。在北方“武功”强盛的情况下，南方想要取得平衡，只有振兴与“武功”相对的“文德”进行对抗。况且南方原本就是中华文化正统所在。可惜的是，前面宋、齐两朝开国君主刘裕、萧道成，均出身行伍，从马上得天下，难当振兴“文德”大任。唯梁武帝不同。《梁书·武帝纪上》说他“本自诸生，取乐名教，道风素论，坐镇雅俗”。《隋书·音乐志上》说他“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诸生”即儒生。《隋书·经籍志》记有梁武帝撰写包括“五经”在内的各类著作近三十种、数百卷。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必然精通佛教；与道士陶弘景交往甚密，自亦通晓道教。集三教于一身，古今罕有其匹。于是，梁武帝当仁不让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以振兴“文德”为己任，并招徕四夷，扩大影响，以此与北方对抗。
这里谈到招徕四夷，是因为所谓“文德”，指礼乐教化，原本就包括怀柔远人。《论语·季氏》说：“故远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明张丑《真迹日录·阎立德王会图》说：“太宗平定之后，以诗书赐外邦，文化所至，率宾遐荒，其庶几乎。”“文化”是“文德”的近义词。特别是《梁书·诸夷传》史臣曰：“高祖以德怀之，故朝贡岁至，美矣。”此处“德”为“文德”之省称。显然，史臣认为四夷朝贡，实际都是梁武帝以“文德”招徕所致。《隋书·牛弘传》说梁元帝占据江陵，派兵破平侯景，特别“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可见梁元帝重视“文德”，与梁武帝一脉相承。《北齐书·杜弼传》记北齐高祖（高欢）云：“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衣冠礼乐”指“文德”，“正朔”即“正统”。可见北朝认为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是在争中华文化正统。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梁元帝创作《职贡图》，表现并夸耀其父梁武帝招徕四夷之盛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需要注意的是，虽说《梁书·诸夷传》的材料主要来自梁元帝《职贡图》，但梁元帝《职贡图》与《梁书·诸夷传》蕴涵世界史价值，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譬如梁元帝《职贡图》收录三十五国，其中有北方“二魏”（东魏与西魏）和荆州三“蛮蜑”，而《梁书·诸夷传》只收录三十国，没有前揭五国。因此，从蕴涵世界史价值看，《梁书·诸夷传》不如梁元帝《职贡图》完整。这是研究梁元帝《职贡图》与《梁书·诸夷传》需要有所区别的问题。
（本文转载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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