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犯排队戴枷流放
流放，也称发配或流配，是古代五种主刑之一。在“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中，流放仅次于死刑，可以说是一种很重的刑罚。
《水浒传》中的林冲、武松、宋江，都曾受过流放发配之苦。戏剧《苏三起解》中，讲得也是苏三被流放的故事。
流放为什么是重刑？
首先来看下前面几种刑法：
鞭笞chi，顾名思义，就是让犯人脱掉衣物，用鞭子抽打，这种刑罚主要是以羞辱、震慑为主。汉景帝以后，笞刑的部位及数量有了严格的规定，头、腰、胸、腹等重要部位不得用刑，数量不得高于100，所以鞭笞有一定杀伤力，但并不致命。
直至当今，世界上还有16个国家保留有类似鞭笞的刑罚，主要在南亚和非洲，例如阿富汗、伊朗、文莱、马来西亚、坦桑尼亚、博茨瓦纳、尼日利亚、新加坡等。
杖刑，通俗地讲就是打屁股，是指用大竹板拷打犯人的一种刑罚，杖作为刑种始自东汉，相沿直至清末。宋明清三代规定妇人犯了奸罪，必须“去衣受杖”，除造成皮肉之苦外，并达到凌辱之效。
清代杖刑用的制式竹板，长1.8米，大的一头6.6厘米,小的一头5厘米，重量不超过二斤。杖刑的数量为四折除零，即杖六十除零折二十板；杖七十除零折二十五板；杖八十除零折三十板；杖一百折四十板。所以，并不是我们理解的杖多少就打多少板子，还是有折扣的。
徒刑，是一种剥夺罪犯人身自由并强制其劳役的刑罚，所谓“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就是用受人奴役来惩罚羞辱犯人。
这种刑罚起源很早，据甲骨文记载，商代就有牢狱“圉”，用以拘禁罪犯﹐限制其自由。周代除死刑外﹐其它处肉刑的罪犯﹐都须服劳役，当时的徒刑是墨﹑劓﹑剕﹑宫等肉刑的附加刑。
流放作为上述三种刑罚之上的第四级刑罚，可见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长途旅游、长期搬家，而是一种仅次于死亡的恐怖惩罚。因为路途遥远，且途中多为荒僻之地，流放者往往半道上就病死累死或被虎狼恶兽吃掉了，能活着到达流放地的并不多。即使到达了，那些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物资困乏的流放地，也非常不适合生活，流放者往往会在苦困中凄惨死去。
古代著名的五大流放发配地：
No5，湖北的房陵。这个地方被选为流放地中的VIP，并不是因为偏远或危险，而是因为它够中心、够闭塞，这里先后接纳过13位将相，还包容过16位君王和16位皇帝，无论资历还是阅历都远在宁古塔和岭南之上。
房陵在今天的湖北省房县，《史记》记载它“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表明这地方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地势高、空气稀薄、高温高湿，特别适合流放犯人。而且这里靠近国家统治中心——关中西安，便于统治者掌握，因此这些高端政治犯大都被流放圈禁于此。
如秦始皇流放赵王迁；汉高祖流放驸马赵歇；汉武帝流放济川王刘明、清河王刘年、汉景帝孙刘勃；隋文帝的第一任太子杨勇也是流放于此；武则天时期，唐中宗李显在房陵待了十几年；宋朝的皇弟赵廷美全家也被宋太宗流放房州，可见即便是在北宋，房州依然是统治者流放政治犯的首选。
直至明清两朝，房陵地区的经济环境有所改善，并且这两朝的首都在北京，距离房陵较远，因此房陵不再是流放犯人的首选。其实明清两朝也没有多少政治犯可以流放，明朝着力把太子之外的皇子养成废物，清朝喜欢圈禁，放在眼皮底下比别处更省心。因此房陵也就从流放地之首的位置上撤下来了。
No4，广东的潮州。广东位置归属岭南，岭南意指五岭以南（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等五座山），在古代被视为蛮荒之处。岭南潮州地处偏僻，远离朝政中，且环境气候恶劣湿热，属于瘴疠横行之地，再加上这里的少数民族众多，语言不通，即使流放犯也对这里“谈虎色变”。
潮州古城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在被贬潮州时曾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文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诗是写给为他送别的侄子，直接明喻自己可能要葬在流放的潮州瘴江了。
潮州广济桥
被贬后的韩愈并没有郁郁寡欢，而是在这僻远穷苦之地积极作为，虽然仅仅待了7个多月就调任了，但短时间内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杀鳄鱼；二是兴修水利；三是兴办教育。
潮州为了纪念韩愈，山水都改姓了韩。山是韩山，江是韩江，木是韩木，路是昌黎路，庙是韩文公庙，可见韩愈在潮州人民心中崇高的地位。
No3，贵州的黔州。黔州，原名奉州，地处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交界处，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改为黔州。黔州府衙一直设在今天的郁山，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郁江河边。
黔东南直到今天依然比较闭塞落后
郁山有一个盐井，在夏代之前，就开始利用盐泉制盐，盐一直是珍品，只有少数达官贵人才吃得上。同时，郁山在先秦时开始采矿炼丹，而丹是提炼防止尸体腐烂的水银和让人延年益寿的仙丹的原料，同样珍贵。黔州因盐丹而繁荣，又因地处西面偏僻之地，绵延大川之中，适合流放官员，所以也成了朝廷被贬官员的主要流放地。
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子，太子李承乾暗中联络叔父李元昌和大臣侯君集等人，阴谋发动政变失败。贞观十七年，李承乾太子位被废，贬为庶人，流放黔州。
李承乾被押着从长安上路，穿越秦岭、巴山，经西乡县子午镇，然后到汉中、达州、梁平、垫江、乐温、涪陵，再乘船沿乌江而上，过武隆、彭水，最后沿郁江逆流到郁山。因道路艰险遥远，李承乾又伤心绝望，精神萎靡不振，跋涉了几个月才抵达郁山，囚于开元寺附近。
此外，唐太宗的舅哥长孙无忌、唐高宗太子梁王李忠等人也是被流放于此。
No2，海南的崖州。海南位于中国最南部，由于远离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唐虞三代（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时期）海南岛被称为“南服荒缴”，在秦代称为“越郡外境”，崖州更是在海南最南端（今天的三亚）。汉朝时期曾在海南设置了两个郡，由于环境封闭，与世隔绝，自那时起崖州便成了犯人的放逐之地，尤其到了宋朝，只要是朝廷流放官员，十有八九就是这里了。
崖州古城
别看现在海南风景秀美，是旅游胜地，但在古代可不是这个样子。海南位置偏远，中间还隔着大海，来回一趟得大半年时间。此外，海南地处热带，多雨林，多毒虫，与内地的气候天差地别，很容易造成水土不服而威胁古代人的生命。
唐朝宰相李德裕，在流放崖州时曾作诗《贬崖州司户道中》，写道“走一万里，不还一千天。悬崖在哪里？生死关头”，可见对崖州的恐惧。
崖州文明门
其他文人名士，如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宋朝宰相丁谓、大学士胡诠、元朝宰相王世熙等在内，至少15位名相、贤臣、学士被发配至此生活，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海南与中原的融合发展。
No1，黑龙江宁古塔。清宫剧中常见台词“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被罚犯人听此，无不魂飞魄散、抖如筛糠，甚至当场昏厥。的确，宁古塔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和我们听说要发配去火星无异。
宁古塔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清代称之为“宁古塔”。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是满语的音译，“宁古”为“六”，“塔”为“个”。意思就是六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有六个兄弟在这里住过。
宁古塔是清朝重犯流放地之一，顺治18年规定：凡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俱改流宁古塔。乾隆2年又规定其中有九个罪过的，家中妻儿老小俱流放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宁古塔到底有多恐怖，在清代笔记《研堂见闻杂录》上描述“非复世界，中国亦无至其地者”，意思就是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中国没有比这更恶劣的地方了。
顺治十四年科场案无辜遭到牵连的吴兆骞在被发配到宁古塔后给其母的信中说“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除了气候恶劣外，宁古塔作为关外重镇（明代此处为泰宁卫），是有八旗驻军的，被流放的犯人要给清军做奴隶，男的卖苦力，女的卖色相，在这种苦寒之地的驻军必然野蛮，对待奴隶自然也格外粗暴。
宁古塔的寒和苦是流人必须要迈的槛，堪比黄泉路，很多被流放的官员及家眷宁可自杀也不去宁古塔。在他们看来，与其受尽折磨而死，还不如自我了断。与宁古塔的严酷相比，死反倒是一种解脱。
据说，明清两朝有数万大臣曾流放至此，这么多犯人被发配到了宁古塔，使宁古塔这个地方人越来越多，经济也越来越繁荣，到了清朝末期，清朝的犯人就不再被发配到宁古塔了，因为宁古塔已经不能够对犯人产生惩罚的作用了，清朝就把他们发配到新疆等更加荒凉的地方去了。
为什么流放者不逃跑？
就像《水浒传》中，像林冲、武松等人，俱是武艺高强之人，但遭遇刺配之后也并没有逃跑之意，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服役。林冲被鲁智深救下后，依然坚持去沧州。那么，为什么流放者不逃跑呢?
其一，流放时戴着枷锁，且被解差看管，不容易跑。
其二，从宋朝开始，被流放发配的人，脸上要刺上金印，即便是跑了，也很容认出来。
其三，如果流放途中逃跑，很可能会连累家人，更得不偿失。
其四，跑了再被抓回来会加刑，最严重的会被“斩立决”，代价太大。
其五，逃跑会被全国通缉，抓捕时限非常长，如大清律例规定对于流放逃跑者，追捕期限到七十岁为止，古人活到七十的是稀少的，跟终生追捕差不多。
其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逃跑，遇到赦免，不在赦免范围内。古代大赦的机会很多，新皇帝继位、当朝皇帝或太后大寿、太子降生、战争胜利等，甚至只要皇帝高兴，就可以大赦天下。据统计，历代王朝平均两三年就有一次大赦。运气好的，还没走到流放地就得到赦免了，所以逃跑得不偿失。
所以，古人遭遇流放之刑，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跑，等待朝廷大赦，这样就可以提前结束流放之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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