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我们在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三秦瑰宝”展览上，首次看到靖边县出土的一扇石门，上面的胡人天王像异常引人注目，展览说明称其出自“唐翟曹明墓”1，但图像风格则与唐朝迥异，颇具北朝因素。听说还有一同出土文物，在陕西博物馆同仁的支持下，在文物库房翻出了与墓门同出的半块残阙的墓志，除仔细观察墓志外还抄录了志文，基本确定是北周遗物。2003年9月，我们在访问靖边县文管所，在当地文管部门领导的帮助下，得以有机会近距离仔细观察石门及其同出一墓的石狮。根据墓志铭文，确定墓葬年代为北周大成元年(579年)，与陕西西安出土的入华粟特人安伽的墓葬年代相同。翟曹明为“西国人也”，任当地的夏州天主、仪同，推测他也是自中亚迁徙而来的粟特人2。翟曹明墓不断引起我们的兴趣，故决定一起撰写研究论文。
2007年8月，在参加日本中央大学妹尾达彦教授主持的“农牧交错地带城址与环境2007年日中韩学术考察”活动时，再次有机会走访靖边县文管所，并且仔细考察墓志、石门与后来又找到的一些该墓所出文物，随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对出土文物进行了拍照与绘图工作。
最近十年来，粟特研究进步很快，许多学者在探讨入华粟特人和中国出土粟特图像时，也根据《三秦瑰宝》图录与我们报道的墓志信息对翟曹明墓出土文物有所论说。2005年，尹夏清发表《陕西靖边出土的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3对翟曹明墓所出石门的年代与内容给予讨论，极具启发性。借这次宁夏“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将我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合作完成的文章提交出来，目的是给学界提供一份更为完整的研究资料。
一、 墓葬发现及出土遗物
1993年夏的七、八月间，当地农民在一些不法分子的操控下，对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席季滩村委顾家洼自然村的古墓进行盗掘，公安部门闻讯后，会同文物管理部门及时制止非法盗掘活动，并对出露的石门等遗物原地回填掩埋。随后，陕西省考古所组织考古人员进行发掘，清理出门楣、门框与断为两截的石门扉，但发掘并未向墓门内进行。根据当地曾经参加发掘的农民所述，在进行发掘时，雇工以墓室内有塌方危险为由，拒绝再向内发掘。当考古工作人员撤离工地后，他们又重新进行盗掘，出土遗物有石门、石狮、石椁和半截墓志。这些文物随后被倒卖至横山县一文物贩子手中，但被当地公安机关截获。令人遗憾的是，其中重常重要的浮雕石葬具已不知去向，其余10件文物被当地公安机关收缴后移交给靖边县文管会。
该墓位于顾家洼东北约1.5公里处的陈山壕，这是一处高坡沙丘，表面有流沙。墓葬座北朝南，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道口堆放有人骨，可能是墓主。石门位于甬道口，墓室为土洞室，有石椁葬具。因墓葬被盗，出土遗物仅存浮雕石门、石狮、异兽石座、墓志。
(一)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
青石质，有门楣、门框、门扉、门槛、狮形门砧组成(图1)，各个构件之间以榫卯套接，门楣底部距两端0.12米处，各开有一处方形卯眼，下与门框套接。门框下端接在狮形门砧石中部的母卯上，门砧石内侧开有方槽，与底部门槛相套接。门扉两侧有门枢可以启合，门扇中部对称装有铁质门环。石门通高1.62、宽近1.3米。
图1 翟曹明墓石门
门楣，长条形，长1.43、高0.21、厚0.114米。近两端处上下斜角各有2个穿孔，直径约0.25米，下部2孔周围有铁锈痕迹，可能系固定石门的装置。门楣正面为线刻图案，中部为一正面的兽面形象，头上长角，两角之间3撮鬃毛竖起，耳后鬃毛向后飘。双目圆睁，口张獠牙外露，左右前爪作前扑状。怪兽两侧刻有相对而立的两只公鸡(图2)，作仰首引颈鸣的行走状。
图2 门楣上的公鸡
左右门框，长条形，上下两端各有一个榫头，上部接入门楣底部，下端接门砧，通长1.27米，宽0.16、厚0.08米。左右门框正面磨光，线刻有人物、动物、禽鸟形象(图3)。由上而下，依次为上方刻行走状的龙，龙下为展翅欲飞的凤;中间为一赤脚束发袒身的守护力士，力士身披及地飘带，左侧力士头顶双丫髻，右侧力士头顶锥形髻。下方左右各有一狮，侧身相向而蹲，尾巴上翘。
图3 左、右门框图案
门槛，长条形，素面。左右两端各有两个榫头，横向接入石门门砧内。门槛正面及顶端磨光，素面，无纹饰。通长0.93、高0.16、厚0.09米。
门扉，左右门扉采用减地浮雕技法刻有一持戟胡人武士(图4)。门扉周边线刻忍冬花纹，其边框两角各刻画一怪兽，怪兽作蹲踞状，踩流云，两底角均刻有花饰。门扉高1.72、宽0.53、厚0.06米。
图4 门扉上的胡人武士
右门扉已断为两截，但并无缺损。其中上半截彩绘贴金保存较好，下半截彩绘无存。石门底色为红色，武士呈站立状，面向左，头戴三道束发金圈，金圈上有2个(实际上为3个)大小不等的“日月”形头饰，上为半月形，下为扁圆形球，均贴有金箔。在发圈左侧挽有丝带，丝带从头部两侧向上飘起，在头部右侧的丝带一端挽有一莲花座花苞形饰。武士卷发，面部粉白，浓眉，深目高鼻，唇上两撇胡须翘起，大耳朵，耳带实心方坠，坠上贴有金箔。内着白色圆领衣，外穿红色窄袖左衽翻领长袍，领为白色，两端系有丝带，向后飞扬。腰部系皮带，带扣为半圆形，在一侧附有三个圆形銙饰。脚蹬高筒尖足鞋，双足外撇，一字排开。左手握有长柄三叉戟，戟首贴有金箔，呈“山”字型，分三股，两边略弯、较钝，中间一股较长，有尖、刃。柄细长，为黑色，杆底为矛形。右手掌心朝外，按有一把环首长刀，环内饰凤头，环首一侧系有刀穗，穗自然垂下，中部打结。
左门扉保存完整，惜大面积贴金无存，仅局部约略见有彩绘痕迹。武士头部装饰与右门扉大致相同，头戴三道束发金圈，金圈上有“日月”形头饰。面部稍向右倾，卷发，浓眉，深目高鼻，高颧骨，胡须浓厚，唇上胡须上翘，右耳带有环形耳坠，环下套有一实心小球。肩部平齐，着有两层肩甲。身穿窄袖长袍，袍身下摆呈波纹状。腰系皮带，带扣为半圆形，未见有銙饰。腰部左侧系有环首长刀，刀只露柄，环首内饰有鸟头像。双腿叉开，腿外侧系有皮胫甲，甲用丝带绑于小腿，在后打结。左手自然下垂，右手握长柄三叉戟近戟首处。长戟与右门扉相近，“山”形戟首，长柄，柄底端平齐。
狮形门砧，左、右各1个。大致呈“凸”字形，中部凸起，上挖有母卯，上插门框，前端雕刻有一对蹲坐的石狮，后端有圆形卯，可装门扉。
左门砧(编号10104，图5)，长0.48、宽0.22、通高0.415米。石狮呈蹲踞状，前腿直撑，后腿蹲坐，头部向右，胸前饰两层柳叶形卷毛。
图5 左侧门砧石
右门砧(编号1011，图6)，长0.49、宽0.215、通高0.39米。形状与左侧基本相同，石狮亦呈蹲踞状，前腿直撑，昂首挺胸，胸前饰有两层卷毛。
图6 右侧门砧石
(二)石座
狮形石座，4件(分别编号为1012、1013、1014、1015)。均用整石块雕刻而成，石块四面磨平，前端雕刻有石狮，石狮大小、形态基本相同，均呈蹲踞状(图7)。
根据鬃毛的形状可以分成柳叶形卷毛(I型)与波浪形鬃毛(II型)两种类型：
I型，3件，石狮柳叶形卷毛末端下卷。1012，长0.355、宽0.215、通高0.411米。石狮面向前，两耳低垂，双目圆睁，阔口半张，獠齿外露，胸前饰有两层柳叶形卷毛;1014，长0.365、宽0.225、通高0.43米。石狮面向前，两耳直竖，怒目隆鼻，獠牙外现，胸前饰有两层柳叶形卷毛;1015，长0.355、宽0.210、通高0.44米。石狮面向前，两耳低垂，怒目隆鼻，獠齿外露，胸前3层柳叶形卷毛。
II型，1件，石狮波浪形鬃毛向上竖立。1013，长0.345、宽0.20、通高0.450米。石狮形体稍高，仰首挺胸，前胸鬃毛为竖排，波纹状。
图7 狮形石座线图(上：1012、1013;下：1014、1015)
兽形石座，3件(编号为1016、1017、1018)。在整块石板上雕刻而成，刻画稍微粗糙，每只异兽造型不同(图8)。
1016，宽0.265、高0.33、厚0.19米。正面雕刻有一怪兽，呈蹲坐状。头部向右，有角，两角上扬，怒目圆睁，阔口大张，獠牙毕现，面目狰狞。两手呈爪状，怀抱一只牛犊，左手握头，右手紧扣牛腹。牛作挣扎状，仰首，前蹄前屈。
1017，宽0.25、高0.32、厚0.18米。正面雕刻一人形怪兽，蹲坐状，额头刻有“山”形纹饰，深目宽鼻。头部两侧刻成火焰状(肩部有翼)。两腿外撇，蹲坐，两手托于膝上。
1018，宽0.27、高0.365、厚0.18米。石板为圆角方形，正面刻有怪兽。头部向右，怒目阔鼻，张口，长舌外吐。双手呈圆球形，抱一圆盘于胸前，圆盘带有空心柄。
图8 兽形石座图版(上：1018、1016;下：1017)
二、《翟曹明墓志》录文与考释
翟曹明的墓志刻写在一块青石板上，有栏格，横向18格(图9);因石板左侧残失，纵向现存15行，按照一般的墓志多为方形的惯例，应当也是18格;从现存内容推测，以下残失的文字不多。文字为楷体，字体清秀。
图9 翟曹明墓志残石与拓片
这方重要的统万城出土墓志没有收入康兰英主编的《榆林碑石》(三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需要先做整理工作，这里我们先将《翟曹明墓志》按照志石的原样，将所存文字录在复原的石板上(用繁体字)：
表一 翟曹明墓志所存文字
下面再把《翟曹明墓志》按行标点校录出来，残缺部分据墓志栏格推补缺字号，16-18行因文字全缺，不再推补空格：
下面依据墓志文本顺序加以考释。
大周大成元年歲次己亥三月癸巳朔四日乙未：列于翟曹明墓志名称前的这个日期，应当是埋葬的时间。“大成”为北周宣帝宇文赟年号，元年当公元579年。实际上同年二月二十日静帝就改元“大象”，但夏州距离京师有一段距离，所以三月四日时尚未得到改元消息，因此仍用大成纪年。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同州萨保安伽是大象元年五月卒，年六十二，同年十月己未朔葬于长安之东5;北周凉州萨保史君是大象元年五月七日薨，年八十六，大象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葬6。如下所考，翟曹明大概活了九十多岁，据此他和安伽、史君都是同一年去世的胡人首领，其生存的年代完全相同，这是我们考察他的生平事迹和墓葬文物时应当留意的。
夏州：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统万城(白城子)遗址。统万城是十六国时期大夏赫连勃勃的都城，修建于凤翔元年至五年(413-417)，以其城墙坚硬如石而闻名于世。北魏始光四年(427)攻占统万城，立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487)改为夏州7。自北魏太延五年(439)占领北凉都城姑臧(凉州、武威)后，打通了从河西走廊经薄骨律镇(灵州)、统万镇，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到达北魏首都平城的捷径，西域各国使者、商旅往来不绝8。北魏朝廷非常重视统万城的地位，任命宗室大臣为统万镇将或夏州刺史。东、西魏时，统万城曾在双方之间易手。北周时仍为夏州，又置为总管府。隋仍为夏州，炀帝改朔方郡。隋末为梁师都所据，唐贞观二年(628)讨平梁师都，改为夏州都督府9。从北朝到隋唐，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的地方，又是东西往来的通道，因此民族混居，多种势力交错其间，其中也有不少西域胡人。
从唐初到北宋初年，胡人仍然在统万城拥有很强的势力。高宗永隆二年(681)，武威安氏家族的安元寿曾任夏州群牧10。武周时期这里有西凉大族安旻11，应当是出身粟特安国的后裔。神龙二年(706)前，唐朝华严宗贤首大师法藏的弟弟康宝藏曾以朝议郎的身份行“统万监副监”，从法藏的传记来看，天授元年(690)前，法藏一家就居住在夏州12。直到北宋初年，夏州定难军的管内都军指挥使康成此13，应当也是当地的胡人领袖。
天主：应系胡人首领的职官名称，我们认为即“祆主”，详见下文第三节的考证。
仪同：为北周散官名号，是“仪同三司”的简称。武帝建德四年(575)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从一品。翟曹明大成元年所任之仪同，应即仪同大将军。从其墓志所称“慕义从军，诛除乱逆。巨猾摧峰，六军振振”来看，他是以军功而得到这样的称号。据其年龄推算，大概在北魏灭亡之际，翟曹明加入北魏军队，任“仪同”职，以国家所授之乡团统帅的称号，统帅西胡民众为国征战。
北周至隋，正是中央政府利用授予胡人首领以官职的方式，把胡人聚落的武装力量纳入到中央或地方武装系统之中14。如(1)鱼国人虞弘，北周时任“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广兴县开国伯，邑六百户”，“大象末，左丞相府，迁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到隋开皇时，“转仪同三司，敕领左帐内，镇押并部”15。虞弘是检校萨保府的高级官员，同时领三州乡团，镇压并州地区。(2)西域焉耆人龙润“祖盆生，元魏冀州刺史，得绥抚之望，朝廷嘉美，进号仪同。父求真，周光有天下，举先岩穴，就拜仪同三司”16，两代人都是地方统帅。(3)粟特康国人康阿达“祖拔达，梁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萨保”17，康拔达的称号或许有夸张的地方，但同样也是集三州地方长官和粟特聚落首领(萨保)于一身。(3)粟特史国人史射勿，“开皇十九年(599)，即蒙授开府仪同三司，以旌殊绩”18，从固原史氏相关墓志可以，史射勿也是原州当地的胡人军事领袖。(4)粟特安国人安延“父列失，隋上仪同、平南将军”19。从这些例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官职来历多是由于军功而得，他们又常常是以胡人首领和中央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出现，这些都可以用来理解翟曹明的天主和仪同兼任的情形。
翟君：关于翟姓，见下面一节专论。
曹明：正像许多翟姓人一样，翟曹明的名字或许也是来自一个粟特文。从音译的角度来讲，这个名字或许可以和粟特文的人名Čamān比定20，此名见于印度河上游的岩刻题记，其中一条在夏提欧(Shatial)21。这些题记的年代可能在公元4-6世纪22，与翟曹明的生存年代也正好符合。这个粟特文的含义不明，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意译的词，虽然两个汉字的搭配似乎不太合适，但也可能透露了某种光明的意思，而这时许多信奉祆教的粟特人所最喜欢用的字，如康绚字长明、史思明。
西国人：志称翟曹明“西国人也”。在大致同时代的墓志中，“西国”一般是指称西方诸国，现在看到的例子，以粟特诸国为多。如《康业墓志》有“翟门及西国胡豪望等，举为大天主”句，这里的“西国胡豪”应当指康业辖下的粟特胡人首领;又《史射勿墓志》称：“公讳射勿，字盘陀，平凉平高县人也，其先出自西国。”这里的“西国”当然是指粟特的史国了。翟曹明原本来自遥远的西国，至于具体所知，下节再做详细探讨。
祖宗忠烈，令誉家邦：翟曹明的墓志没有具体说到他的祖、父两代人的情况，这和一般的墓志略有不同。墓志只是笼统地说他们的祖宗是忠烈之辈，在本国家乡享有令誉。
受命来朝，遂居恒夏：如果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似乎翟曹明是以使者的身份来到北朝的，以后没有回去，而是在夏州居住下来。
君幼怀岐嶷，长有才雄：这虽然是套语，但说明翟曹明没有受到祖父辈的恩荫，而是靠自己的本领成长起来，施展才能。
咢咢当官，恂恂乡邑：按翟曹明“七月三日遘疾捐馆，春秋九□□”，从志首所标葬期来看，这里的“七月”最有可能是前一年(宣政元年，578)的七月(但也不排除是更早年份的某个七月)。他的年龄部分已残，但肯定在九十以上。578年为其卒年，即使以90岁计算，其生年在489(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由此进一步推算，他在乡邑当官的年份，大概应当在孝明帝时期(516-528)。翟曹明年轻时所在的乡邑，根据北朝时期胡人大多数都是按聚落方式集中居住来看，所以应当是夏州地区的某一胡人聚落。
伤魏臷之衰泯，慨臣下之僭凌。是以慕义从军，诛除乱逆。巨猾摧峰，六军振振：随后北魏政权就走向崩溃，所以他“伤魏臷之衰泯，慨臣下之僭凌”，所以“慕义从军，诛除乱逆”。翟曹明慕义所从之军，可能就是西魏、北周的政府军，即所谓“六军”，这是用来专指天子之师的词汇。
寽赏既降，威声渐著。朝野钦风，臣民敬尚：这里是说由于翟曹明在军队中表现出色，因此朝廷给与官位，也就是墓志标题中的“仪同”。“朝野”、“臣民”云云，表示北周中央朝廷对他的赞赏和地方民众对他的爱戴。从下面两句残文“□□□而永固，庶比玉而恒坚。岂谓盛夏□□，□□□敃”所描述的是他去世前的情景来看，他的最终官职就是“天主仪同”。
捐馆：翟曹明活到九十岁以上，一般来讲应当卒于家中，但“捐馆”一词表示的是以官人身份去世，这也说明他直到去世时，仍然拥有夏州天主、仪同的官位，和墓志的标题吻合。
三、“天主”释义
2004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粟特人在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讨论到当时刚刚发现的康业墓志“大天主”的称号，笔者曾口头提岀与《翟曹明墓志》的“天主”可以印证，应当都是“祆主”的意思，因为北周时还没有“祆”字，所以北周的“天主”即唐代的“祆主”。北朝正史中的“俗事天神”，就是唐代史书中的“俗事祆神”。此后谈到这个问题的学者似乎不多，吉田丰也持同样的看法23;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在论述康业的“大天主”称号时，也独立地认为“天主”即“祆主(祝)”，他们还指出天主由皇帝亲自任命，设在州一级，职务包括征收赋税，而祆主任命则没有那么严格，多以神奇功能表现自己24。
有关天主的材料目前只有翟曹明和康业的墓志，而后者对于理解天主更为重要：
君讳业，字元基，其先康居国王之苗裔也。父，魏大天主、罗州使君，去魏大统十年，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及西国胡豪望等举为大天主，云：“祖世忠孝，积叶义仁，年德敦厚，且恭且慎。水清玉洁，堪为轨范，谐合物情，称允众望。”乃降诏许。至大统十六年，尚书又奏：“性行廉平，勤敬职事，请除大天主，简在帝心，即蒙□可。”积善未征，奄同朝露。以大周保定三年正月薨。天和元年蒙诏，以君积代蝉联，门传忠孝，授世掌大天主。居官在任，莅职贞清，检执赋均，曾无纤舋。方冀金石同坚，松桢并茂。岂谓过隙不留，风飙已灭。今天和六年六月五日薨，春秋耳顺，诏增(赠)甘州刺史，礼也。生欣死痛，忉极升伦。长子汳休延，哀缠风树，酷甚蓼莪，孝女存亲，依敦世继。嗟东流不住，西日难停。令音无朽，乃制云铭：(略)次子盘陁，次子货主。大周天和六年岁次辛卯十一月廿九日。25
据墓志，康业的父亲在西魏大统十年(544)时由车骑大将军、雍州呼药、翟门及西国胡豪望等举荐为大天主，得到诏许，但大统十六年(550)又由尚书奏请再次除授。到北周保定三年(563)其父去世。三年后的天和元年(566)，康业继承其父大天主的职位，直到天和六年(571)去世为止。可见，大天主是地方官员及西国豪望推举，皇帝任命的，在经过皇帝认可后，父子可以继续担任此职。这样的情形，的确与我们从唐代史料中看到的祆主主要是主持祆教寺庙事务的情形不同。在此，我们应当考虑到墓志书体的特殊性，因为墓志主要记载墓主的出身、历官和埋葬情况，而往往不涉及墓主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北朝到唐朝初年的墓志，很少有记载墓主宗教信仰的情形。康业为西国胡豪望举荐为大天主，翟曹明也是“咢咢当官，恂恂乡邑”，而成为夏州天主，两者是当地胡人聚落首领无疑。在北朝时期，粟特胡人聚落中都有祆祠伴随，祆祠中的神职人员即从事宗教事务，也负责处理民事问题，这是粟特的文化传统，《魏书》卷一○二《西域传》所记粟特康国的风俗云：“有胡律，置于祆祠，将决罚，则取而断之。重者族，次罪者死，盗贼截其足。”26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中，也有祆教神职人员处理一位妇女在丈夫不在身边时希望离开聚落的事例27。这大概是因为粟特聚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单位，不论聚落首领萨保，还是祆祠主持人天主(祆主)，都是聚落中政教合一的大首领，因此，康业也好，翟曹明也好，都是当地胡人聚落中兼管政教事务的重要官员。天主这一职官没有像萨保那样进入中国传统的职官体系当中28，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显得非常陌生。
康业墓中的“翟门”，学者或以为是人名，可能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29。但这里从上下文来看，不应当是一个人名，而是一类人的通称。那么，“翟门”指什么人众呢?难道是指翟姓民众，也就是说康业父亲所在的胡人聚落中，翟姓最大，因此要有翟门民众和西国胡豪望一起举荐，才能够坐稳大天主的职位。不过这只能是一个猜测，不能定论。
四、石门图像考释
由于石门图像的彩版早已在《三秦瑰宝》上发表，所以许多学者已经做了有益的探讨，除了上引尹夏清文指出这座墓门反映了西域胡人的面貌特征，特别是粟特文化特征30，姜伯勤肯定了这些图像的中亚色彩，甚至认为日月冠与祆教的日月崇拜有关31。影山悦子指出胡人头上的三面三日月冠也见于史君墓石椁图像所绘毡帐中的嚈哒王头上，这种王冠大概是约460-490年间为这些游牧的中亚统治者所戴，因为粟特人与嚈哒的关系密切，所以随着粟特人的东来而流入东土32。沈睿文认为门楣上的公鸡是祆教的圣禽斯劳沙(Sraosha)，斯劳沙不仅是阿胡拉·马兹达的使者，而且是恶魔的惩治者(fiend-smiter)，他是亡灵的引导者，接引死者之灵到彼世，史君墓石椁东壁所绘墓主夫妇率驼队跨过钦瓦特桥时，最后的骆驼驮着高高的货物，上面站立着两只公鸡，其用意与翟曹明墓门相同33。
公鸡很少见于中国传统墓葬中的墓门雕刻，因此用西胡的祆教概念来解说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正好和翟曹明的天主身份相吻合。门框位于墓门的上方，公鸡表代表的斯劳沙应当表示对逝者的引导，进入另一个世界。其实，近年来有伊朗语专家认为安伽、史君墓所见人面鸟身的祭司应当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斯劳沙神的象征，他在死者去世后的“第四天”早上帮助其灵魂通过钦瓦特桥(Chinwad)34。从这两个公鸡在门楣上的相对位置来看，应当和其他粟特墓葬中相对而立的代表斯劳沙神的鸟形祭司一样，表示对逝者灵魂的引导。门扉上的两位武士，比照形象极为相像的敦煌莫高窟285窟的天王形象35，似乎看作是两位天王更为合适，他们是翟曹明墓的守护神;门框上的两位力士，形体要小得多，则是更次一级的守护亡灵的神祇了。正像史君墓、安伽墓的墓门所呈现的情形一样，翟曹明墓墓门虽然没有祆教祭司形象出现，但天王、力士、公鸡(斯劳沙化身)、狮子等形象，都透露出这些同时代胡人墓葬的共同性，作为祆教神职人员，由汉人撰写的汉文墓志铭看不出任何祆教内涵，但翟曹明的墓门却表现出了他自己的宗教信仰。
五、石座及石棺床复原
在属于翟曹明墓的文物中有4件狮形石座与3件兽形石座，它们有的后面有石榫，目的是摆放石榻。石榻的上面，根据石棺床的一般情形，应当有石椁或石屏风。在讨论翟曹明墓石狮与异兽石座的意义之前，先来回顾一下已发现的北周隋代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葬具下的石座
(一)西安、天水、太原发现的石座
第1例，西安地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同州萨保安伽墓围屏石榻(图10)共有7个榻腿，高0.34米。前面等距离排列4个，后面等距离排列3个。榻腿顶部有正方形榫与榻板底部对应位置的卯相套接。7个榻腿形状呈束腰形，向外的11个面各线刻一个异兽，自西南向东南，再自东北向西北，依次编号为1-7(表2)。除了6号榻腿图案外，其余图案相似，差别在于面向、举起手臂与抬腿的方向。以1号榻腿来说，位于围屏石榻的西南角，图案分别在榻腿的西侧和南侧，西侧异兽面微侧向北，左手叉腰，右腿抬起，右臂举起托榻;南侧异兽面微侧向东，右手叉腰，左腿抬起，左臂举起。异兽兽首人身，头上和肩背部鬃毛竖立，口大张露出獠牙，面露凶相。上身穿紧身背心，肌肉发达，下身穿短裤，赤足。异兽头顶有云气纹，脚下踩山石花草。6号榻腿位于石榻的后面居中，线刻一只面东立起的狮子，狮子的右前腿上举，口大张露出獠牙，颈部鬃毛竖立，后爪着地，尾巴下垂。榻腿上的图案类似于唐代的镇墓兽，作用应该与此相当36。
图10 安伽墓围屏石榻
表2 安伽墓榻腿图案统计表37
第2例，北周天和六年(571年)的西安北周康业(大天主、甘州刺史)墓围屏石榻榻座下，使用了5个榻腿，其中正面左右2个为圆雕的蹲踞状狮子，中间一个为畏兽(图11)，榻座后面的2个榻腿呈靴形38。
图11 康业围屏石榻
第3例，天水石马坪隋石棺床墓所出围屏石榻榻座下也发现有此种榻腿，榻座正面左右两端有两只狮形榻腿支撑榻座(图12)39。两兽均为正面蹲坐的狮子，头部昂起，四爪支撑蹲坐于石墩上。一只张口露獠牙，另外一只闭口。颈部与肩部鬃毛竖立，后背凿成平面用于支撑榻座。除了狮形榻腿，围屏石榻的榻座正面凹雕上下2层壸门，每层6个。上层6个壸门内分别雕刻男性乐伎，下层壸门与上层一一对应，分别雕刻6个“两臂(肩)生翼，反掌托举”40的异兽。这些异兽姿势相似，均作双手上托状，与石榻的两个狮形榻腿一样，为支撑所用。
图12 天水出土围屏石棺床侧视图
第4例，太原隋开皇十二年(592)检校萨保府虞弘墓所出屋形石椁椁座下四面近角处每角各有2个汉白玉石雕刻的狮头座垫(图13)，共8个41。狮头座垫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为伏在前爪上的狮头，后半部分为长方形平台，平台用于支撑椁座。8个狮头可以大致分成A、B两型，每型4个，A型较B型双耳更为宽短，双眼皮，眼珠更为大而突出。使用时也是每个A型与一个B型组合成一组，共4组，分别置于椁座四周。
图13 隋虞弘墓石椁结构示意图
从以上4例入华粟特人石葬具来看，首先，要么将石座加工成狮形或其他异兽形状，要么将狮子或其他异兽线刻在石座上，显示出这是一种流行的组合关系。其次，通常情况下，这些石座上的动物都被表现成蹲坐状，重心向下，用背部或头部用力承托着石葬具。安伽墓的围屏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没有将榻腿(石座)直接制作成狮子或异兽，而是先统一制作成束腰形，然后在上面线刻异兽和狮子;二是异兽与狮子少见的呈现出站立状，上举的左手或右手提示表现了承托重物的感觉。
从以上各墓所见狮形或兽形榻腿看，榻身放置在榻腿的部位有两种，一种如康业墓围屏石榻一样，狮子和畏兽以头顶来支撑榻座，其头顶被打磨成平顶，便于榻座平稳放置42;另外一种如天水石马坪隋墓与太原隋虞弘墓一样，狮形榻腿主要以狮子的背部支撑榻座或椁身，翟曹明墓的情况与上述两种情况不同，选择以狮子身后的石板作为承放置葬具的部位。虽然西安地区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同州萨保安伽墓围屏石榻未采用狮形榻腿，但是安伽墓石门左右门砧石外侧各圆雕一只蹲坐的狮子，正如翟曹明墓石门的狮形门砧石。狮子既是瑞兽，又是猛兽，畏兽或其他怪兽也是传说中的神兽，作为墓门或石葬具的一部分，体现了保卫、护佑墓主人的死后生活的观念。
(二)翟曹明墓石葬具讨论
根据墓志，翟曹明亦为入华粟特人43。6世纪晚期，来自中亚的入华粟特移民康业、安伽、史君和虞弘等人的墓葬出土石葬具及其图像显示出在中国早期建筑结构的围屏上，大多描绘来了来自异域的图像。
这些石葬具在形制上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石椁或所谓“石堂”，由正面带有装饰的底座、内侧或外侧有浮雕或绘画的四壁以及斜坡顶部构成，史君44与虞弘墓所出石葬具属于此类。
史君墓石堂由底座、四壁和屋顶构成45。石堂为歇山顶殿堂式，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东西长2.5、南北宽1.55、通高1.58米。石堂内放置石榻一具，长2、宽0.93、高0.21米。石堂四壁由12块石板构成(包括石堂门楣1块，门扇2块，门槛1块)。其中四个转角是用L形整石雕凿而成。各石板之间的接缝处上方，扣有铁制“细腰”(也称银锭榫)，石板两侧、石板与底座之间用直榫相连。屋顶用5块石材拼合而成，其中4块平放在四壁上面，形成屋檐，并用朱砂绘有仿木的建筑结构。顶部由一块整石雕凿而成，内部凿空，有明显的凿刻痕迹。史君石堂底座直接平置于地面，并未在底座四面放置兽形石座来支撑底座。
虞弘墓仿木构三开间的单檐歇山顶殿堂式汉白玉石椁由椁顶、椁壁、椁座和廊柱构成，通高2.36、椁身正面长2.47、侧面宽1.36米。石椁顶部由三块汉白玉石组成，顶部的侧剖面为人字形，中间厚，两边薄，椁顶正面总长2.91、侧面宽2.20、高0.48米。从内部看，椁顶为尖拱顶形。椁身由椁门和9块汉白玉石板雕凿而成。椁身前面正中为椁门，椁门门楣正面浮雕有凤鸟、宝珠图案。左右各有上下2个铁环，是用来安装铁扒钉固定门楣。两扇椁门已残缺，原各雕刻有3排圆形门钉，每排3个。椁门有长条形素面门槛。石椁底座位于石椁下部，为一个扁长方形箱体。椁座四面均分上下两栏，上栏刻绘壁龛，下栏刻绘壸门，然后在壁龛与壸门内刻绘人物和其他图案。椁座下四角之每角又各有2个汉白玉石雕刻的彩绘狮头座垫，长31-47厘米，前半部分狮头长17-20、高16-19.5、宽15.5-20厘米;后半部分长方形平台长12-16、宽15.5-20、高10.5-11厘米。
二是石棺床，有一长方形平台，三面被有浮雕的围屏围绕，北周康业、安伽墓与天水石棺床隋墓所出石葬具属于此类。
康业墓围屏石棺床由围屏、榻板和榻腿构成。围屏由4块长方形石板构成，左右两侧各一块，长0.93、高0.82、厚0.7～0.85米。正面2块，长1.06～1.11、高0.82～0.83、厚0.09~0.1米。围屏内侧磨光，线刻画面10幅，左、右两侧各2幅，正面6幅。内容以会见宾客、出行为主。局部贴金，两侧及上部贴饰金柿蒂纹。榻板长方形，长2.38、宽1.07、厚0.16米。正面及两侧线刻辅以减地浅浮雕图案。榻腿5个，正面中央为畏兽，左右两侧为蹲踞状狮子，背面2个略呈靴形，高0.34米。
安伽墓围屏石棺床东西长2.28、南北宽1.03、通高1.17米，其中围屏3块，榻板1块，榻腿7个。榻腿四角各一个，正面等距离增加两腿，与榻板组合构成大小相同的3个壸门，后面正中加一腿，形成2个壸门，榻腿与榻板共构成7个壸门。整个围屏石棺床共刻绘56幅图案：3块石屏风向内一面刻12幅图案，正面6幅，左右两侧各3幅;榻板正面及左右两侧边沿刻33幅图案，其中正面17幅，左右两侧各8幅;7个榻腿向外的11面(四角榻腿均有两面向外)各刻一副图案。整个围屏石棺床以榫卯结构结合凹槽内嵌物固定而成，3面石屏风相接处上方各刻半个梯形槽，槽内嵌物用以固定。镶嵌物已不存。左(西)侧屏风右上方出长方形榫，正面屏风左上方凿卯，右上方出榫，右(东)侧屏风右上方凿卯，榫卯套接;左右侧屏风下端正中各出一长方形榫，正面屏风下端出两榫，与榻板相应位置的卯对接。7条榻腿上端各出一方形榫，与对应位置榻板下面的卯套接。
天水围屏石棺床长2.18、宽1.15、通高1.23米。由大小不等的17方画像石和8方素面石条组成屏风、榻座、榻板。其中榻座由8方高33厘米、长短不等的素面石条和2方画像石组成。正面榻座由2方画像石拼成，通高31厘米，分别长0.6与1.25米。榻座凹雕6组壸门，分上下两层。上层壸门为圜底莲瓣形，壸门内各有一坐着演奏的男性乐伎。下层壸门内与乐伎上下对称雕刻6个神兽(力士)，两肩生翼，反掌托举。榻板由长115、宽51.5-59、厚9厘米的四方石条拼成，各拼缝间以子母扣相接。正面床沿雕刻上下两排联珠纹带，中间为忍冬纹带，并饰以金彩。其余三面距床沿边4厘米处雕刻成宽4、深3厘米的凹槽用于同围屏套接。围屏由11方高87、宽30-46厘米的彩绘画像石组成，其中左右两侧各3方，正面5方。11方画像石的底部镶嵌在床板边沿的凹槽内。围屏背面各画像石相互拼缝之间上下各有一凹槽，长8、宽3-4、深1厘米，凹槽内有木钉铆接痕迹。屏风采用平地减底雕刻技法，内容有狩猎、宴饮、出行、泛舟等生活画面和亭台楼阁、水榭花园等建筑。
表3 入华入华粟特人葬具石座尺寸统计表
表3中列出了在墓葬中发现的可认为属于入华粟特人或与粟特人有关的石葬具石座的高度。除了翟曹明墓石葬具主体被盗，仅存石座外，其余5座北周隋代墓葬的石葬具是经科学发掘获得，葬具形制完整。5座墓中，康业墓、安伽墓、天水石棺床墓都采用了围屏式石棺床，康业石棺床座是以狮子与畏兽的头部支撑，石座高34厘米;安伽石棺床是以线刻有异兽或狮子的束腰形腿支撑，石座(榻腿)高约35厘米;天水隋墓石棺床榻板下并未完全以榻腿形式的石座支撑，而是采用了由8方高33厘米、长短不等的素面石条和2方画像石组成，仅在榻座正面左右两端分别放置一个狮形石座，榻板平放在狮背上。史君墓与虞弘墓都使用了屋形石椁，这种石葬具体量较围屏石棺床要更为庞大，由于椁身与椁座被制作成长方形箱体状，稳定性较好，如果在椁座下采用围屏石棺床的兽形座，不但破坏了原有的稳定性，而且5个或7个石座是很难支撑体量庞大的屋形石椁。
史君石堂下未见任何形式的石座或许暗示了我们的推测的合理性。虽然虞弘石椁使用了8个狮头石座，但是这8个石座与上述3座墓的围屏石棺床的石座相比，尺寸要小很多，石座最高者19厘米，支撑石椁的平台高仅11厘米左右。在体量较大的屋形石椁长方形箱体下放置低矮的狮头石座，显然是更利于石椁的平稳性。在以上有着完整形制的两类石葬具的参考下，回过头来观察翟曹明墓所出狮形石座与兽形石座，其高度与康业、安伽、天水等墓所出围屏石棺床下石座的高度非常接近，石座上狮子与异兽组合使用的情况同样见于北周康业与安伽墓石葬具上，综合石座的高度与其上的动物造型等因素考虑，靖边北周翟曹明墓石葬具的形制可能属于围屏石棺床(图14)，7个石座在石棺床下的放置方式可以参考康业石葬具，很可能是将4个狮形石座安放在石榻的前后左右两端，每端1个，共4个;然后在石榻正面、左侧、右侧等距离各加1个兽形石座，形成正面3个石座、背面2个石座、东西侧面中间各有一个石座，共7个。
图14 北周翟曹明墓石棺床推测复原示意图
这些石葬具的主人都非中国本土的汉人，其祖先来自中亚地区，死者身份多为萨保，葬具上的图像有着异域风格。但是康业石葬具汉化的特征明显高于其他几位。康业墓志显示他是粟特王室的直系后裔，但是其石棺床围屏上的图像却与6世纪早期洛阳石棺和石棺床上的图像风格很相似。头戴高冠，身穿褒衣博带，康业被描绘成汉族士大夫的典型服饰。树木、山石、矮榻、侍从等场景可以与中国6世纪的园林和建筑相印证。遗憾的是翟曹明墓石葬具构件仅存石座(榻腿)，所以无法看见石葬具屏板上的图像内容是如康业墓围屏上表现了6世纪早期汉地北魏洛阳的石葬具内容与风格，还是如安伽、史君等萨保葬石葬具围屏上使用了火坛与祭司、过钦瓦特桥、狩猎、宴饮等明显具有异域风格的内容，但从翟曹明石门上头戴日月冠手持三叉戟的胡人武士形象与使用围屏式石葬具两点来看，北周时期的入华粟特人墓葬，通常以石葬具或石门显示所承继的汉地文化传统，以图像来表达墓主的民族与宗教归属。
六、中古时期的翟姓胡人
翟曹明应当是“受命来朝”的西国胡人，但“西国”的概念过于宽泛，虽然上举同时期的墓志西国往往指粟特，那么翟姓到底是否粟特人?虽然我们早已指出这种可能性46，陈菊霞《西域、敦煌粟特翟氏及相关问题研究》也做了比较透彻的研究47，但还需要做更为彻底的考察。
过去对于魏晋以来关中和河东地区北部的翟(音dí)姓，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丁零、高车，为北方游牧民族后裔，即出自北狄。但是，近年来由于粟特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许多进入中原的翟姓总是和从中亚来的粟特人生活在一起，本身也具有浓厚的粟特文化特征，这使得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在这些翟姓人中间，除了出自北狄系统者之外，是否有不少翟姓出自中亚粟特地区。在此，我们希望系统地将目前所见西胡系统的翟姓资料整理如下，并参考前人的论述加以解说。
《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五年(330)称：“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48这里的赵即后赵石勒，以翟斌为代表的丁零翟氏主要分布在定州常山、中山、赵郡和并州的上党郡49。这支丁零的翟姓为何是从康居迁徙到中国的，对于这一问题，童丕(É. Trombert)先生做了如下的解说：据《魏略》，丁令“居康居北”50，说明他们直到公元3世纪仍居于南西伯利亚地区。因此丁零在来到中国之前就打上了伊朗风俗的烙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诸翟又和粟特人密切接近，他们起伊朗语的名字，与粟特人结亲，某些人如翟槃陀那样甚至当上了祆教祭司，或者像翟娑那样成为聚落的首领，吐鲁番文书中还记载了一位大约生活在436年葡萄种植者——翟强51。这是用丁零曾经在康居北部居住以及丁零和粟特人密切交往来解释这些现象。
(1)除了436年的葡萄种植者翟强外，高昌地区还有不少翟姓人士，他们多少都和粟特人相关，最典型的例子应当是哈拉和卓99号墓出土的吐鲁番文书《北凉承平八年(公元450年)翟绍远买婢券》：
承平八年岁次已丑九月廿二日，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贾(价)则毕，人即付。(后略)52
出卖女婢的石阿奴，很可能是来自粟特地区的石国(Chach)53，他可能是从西边倒卖人口而来的行商。而翟绍远则是高昌当地的坐贾，而这类接受粟特商人倒卖来的商品的人往往是居住在当地的粟特人，这可以从吐鲁番出土《麴氏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73TAM514)中得到印证，该帐所记交易人中也有两位翟姓人物：翟陀头、翟萨畔54。因此，我们怀疑翟绍远也是一个与粟特相关的胡人。
(2)翟姓胡人与粟特的关系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唐朝伊州祆庙中的祆主翟槃陀。敦煌文书S.367《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记伊吾县下记载：
火祆庙中有素书形像无数。有祆主翟槃陀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刀刺腹，左右通过，出腹外，截弃其余，以发系其本，手执刀两头，高下绞转，说国家所举百事，皆顺天心，神灵〔相〕助，无不征验。神没之后，僵仆而倒，气息奄〔奄〕，七日即平复如旧。有司奏闻，制授游击将军。
“槃陀”为粟特文vandak“仆人”的音译55，从他的名字和他担任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人员来看，翟槃陀应当是一个粟特人。
(3)洛阳早年出土的《翟突娑墓志》称：
君讳突娑，字薄贺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薄贺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业十一年(615)岁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寝，卒于河南洛阳县崇业乡嘉善里56。
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已经指出：“翟突娑之父娑摩诃为大萨宝，必系火祆教徒无疑。又从突娑卒年七十推之，其父为大萨宝，当在北齐、北周之时矣。”57我们曾进一步指出，从翟姓和父子两人的名字来推断，他们很可能是来自粟特地区而著籍太原的移民。从翟突娑的年份推测，其父任萨保的时间，可能正是虞弘任北周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的年代(580年前后)，而这个萨保府应当是以粟特胡人为主的聚落58。
(4)吐鲁番出土《麹氏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六月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其中卖马者有翟呼典畔陀、康秋儿、康但等，买者则为高昌官府59。康秋儿、康但应是粟特人，“呼典畔陀”一名，吉田丰认为是粟特文xotēnβanda的音译，意味“王妃之仆人”60。我们把和其他粟特人一起卖马、而且也使用粟特语为人名的翟呼典畔陀看作是粟特人，应当不为过吧。
(5)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685)康尾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里提到两个由粟特、吐火罗人组成的商队，分别向唐朝西州官府申请过所，以便“向东兴易”，西州官府将其重组为另外两个商队，西州官府处理此案的译语人叫“翟那你潘”61。我们知道，在西州甚至唐朝中央和地方很多官府内的译语人，都是选取粟特人担当的62。“那你潘”一名，吉田丰指出是粟特文Nanai-farn的音译，意为“娜娜女神的荣光”63。和上面的例子相同，这位译语人翟那你潘，应当也是一个粟特人。
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和粟特人通婚的翟姓胡人，他们有的还保留有胡人的名字。如：
(6)吐鲁番出土《康波蜜提墓志》称：
维麟德元年四月卅日，翟那宁昏母康波蜜提至既。64
粟特康国人康波蜜提嫁给某位翟君，其子名翟那宁昏。“那宁”即前面一条材料中的“那你”，都是娜娜(Nana)女神的粟特文音译。
(7)昭陵出土有武威粟特人安元寿夫人翟六娘墓志，称：
夫人讳六娘，字六娘，隋开府仪同公之第六女也。……夫人以圣历元年十月十六日，薨于京怀远里第之小寢，春秋八十有九。……其词粤：翟氏贤媛，安门硕人。65
翟六娘是隋开府仪同公的第六女，而隋代的开府仪同，往往就是授予粟特地方首领的官位。其所出家的对象，就是著名的武威安氏，安元寿是安兴贵子，为唐初建功立业的勋臣，陪葬昭陵。这样一位出身名门的粟特贵族迎娶的新娘，应当来自粟特移民非常亲近的族群，从唐朝初年粟特人多为内婚制的情形看，翟六娘或许就是出自一个粟特名门。
(8)幸运的是，我们真的能够见到这个翟姓家族的人物传记。1997年，武威市高坝镇发现《翟舍集及夫人安氏墓志》称：
公讳舍集，姑臧人也。带禀粹气，人包灵精。西平膏壤，右地名族。曾祖呼末，周历内散都督，隋赠甘州刺史。祖文殊、父沙，并上柱国。公生蕴奇志，长负大才。国家命金方之师，征铁关之右。公躬擐甲胄，率先艰苦。授上柱国。于是乐道知命，居常待终。而鼠疾弥留，游魂莫返。久视年五月八日，卒于私第，年六十四。夫人安氏，凉国公之孙也。出身名家，宜于贵室。夫也先卒，心乎靡他。义忉恭姜，训成诸子。三从一德，良不媿于金夫;子贵母尊，竟登荣于石卯。湟川叛逆，青海纷拏。元子勇冠三军，功加五品，因授姑臧县太君。开元十四年八月廿八日卒，年七十六。其岁景寅子月十一日，合葬凉东南七里志公乡原茔，礼也。66
需要指出的是，翟舍集的夫人安氏的祖父凉国公，应当就是安兴贵67，其父亲很可能就是安元寿。安元寿夫人名翟六娘，而翟舍集夫人为安氏，表明武威安氏与翟氏有联姻，并不是单向的。根据这方墓志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姑臧翟氏并非一般的家族，而是“右地名族”，从其曾祖翟呼末开始，就在北周政权中任职;而四代人的名字：呼末、文殊、沙、舍集，看起来都像是音译的胡名，说明这个家族生活在胡人聚落中，翟舍集可能娶的是安元寿女，而安元寿所娶的翟六娘或许也出自这个翟氏，他们这种代代通婚的结果，即使翟姓不是粟特人，那也慢慢成为粟特人了。
(9)洛阳出土《翟公妻康氏墓志铭》称：
洛州偃师县洛城乡白社里故翟公妻、义丰县太君康氏之铭，殡在此合宫平乐乡北邙晏 村之原，大周证圣元年三月廿三日葬。68
这位落籍洛州偃师县乡里的翟公，其妻为粟特人康氏。义丰县在河北定州辖下(今河北安国市)，我们不清楚康氏为何封义丰县太君，但定州是粟特人的一个聚集地。这方墓志太短，仅提供给我们一个翟氏和粟特人婚姻的例证。
(10)洛阳出土《康国大首领康公夫人翟氏墓志》称：69
大唐故酋长康国大首领因使入朝检校折冲都尉康公故夫人汝南上蔡郡翟氏墓志铭并序
夫人翟氏，汝南上蔡郡人也。家传轩冕之荣，门出士林之秀。曾祖瓒，隋朝议郎、检校马邑郡司马。祖君德，皇朝朝散大夫、太常寺丞。父方裕，清河郡清河县尉。并高材莅职，雅誉称雄。夫人以天宝八载六月九日，终于福善坊之宅也，春秋七十有八。
这位出身名门的翟氏，墓志声称是汝南上蔡郡人，但却嫁给了一位粟特人康公，从标题来看，这位康公是因为从康国出使而入朝的，原本为酋长、康国大首领，换句话说，可能就是一位萨保，大概因为入朝不归，被授予折冲都尉的职衔。这是出土墓志提供给我们的又一位翟姓和粟特人通婚的例子。
(11)最后，直到五代宋初，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夫人为所谓浔阳翟氏。我们推测归义军曹氏统治者为粟特后裔，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这个曹氏家族的历任节度使都和外族通婚，包括回鹘、于阗、吐谷浑，因为这个翟氏或许也来自胡人集团，即粟特人。
此外，还有一些材料也说明翟氏和粟特人的密不可分。比如，中宗景龙年间(707-710)立于恒州获鹿县本愿寺的石幢上面，集中地记录了当地胡人的名字，有史、安、石、毕、罗、翟等姓70;开元二十二年(734)《翟铣及妻李氏墓志》称翟銑为辽西柳城城人，和安禄山同乡，曾经略军节度副使，后贬授左威卫中朗将71;永贞元年(805)的《米继芬墓志》，是乡贡进士翟运撰并书72;翟突娑葬于“芒(邙)山北之翟村南一里”，咸亨元年(670)《康敬本墓志》73、元和十五年《曹琳墓志》74，都是葬在河南县平乐乡杜翟村之原翟村西原，两处或系一地，可能这是翟姓集中的村落，而又是粟特人的归葬地之一。
总起来看，翟姓是西胡中并不弱小的一支，即使不能和康、安、史、石、何、曹等姓相比，但要比米、穆、贺、毕、罗诸姓要显赫一些，他们中的人既有任胡人聚落首领萨保的人物，也有作为一个聚落宗教中心——祆祠的主持;翟姓在武威也是高门大姓，可以和身为国公的武威安氏结为紧密的婚姻关系;他们基本上都是粟特的名字，而且和粟特人的生活习性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把进入中国的西胡出身的翟姓看做是粟特人，应当是可以成立的，而翟曹明应当就是一位粟特人75。由此我们再来看史籍中所说的“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或许透露出翟姓来自康居(粟特地区)，在丁零强盛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进入北方游牧的丁零，同时也会进入中原内地，正像北朝末、隋唐时期的粟特人，不论在北方草原上的突厥汗国，还是在中原王朝，都有粟特人的身影。
那么，翟姓能否和某个粟特地区的绿洲王国对上号呢?因为中国的制度是“以国为姓”，凡是进入中国的胡人，在登记、著籍时都要按照所从来的国度去一个姓。目前所知的粟特姓氏和所自出的绿洲国家有：
康：萨末鞬、飒抹建，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干(Samarkand)。
安：忸蜜、副货、布豁、捕喝(Bukhara)，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Bukhara)。
石：赭时、者舌、柘支(Chach)，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
史：羯霜那(Kashana)、乞史、佉沙(Kish)，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
曹：劫布呾那、伽不单(Kaputana)，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干北。
何：屈霜你伽、贵霜匿(Kushanika)，何国，康国西北约40公里处。
米：弭秣贺(Maymurgh)，米国，位于康国东南。
贺：货利习弥(Chorasmia)，汉文史籍称火寻，今阿姆河下游一带。
穆：木鹿(Marv)，汉文史籍称穆国，今土库曼斯坦马里。
毕：沛肯特(Paikent，Paykand)，汉文史籍称毕国，在今布哈拉(Bukhara)西南约60公里处。
虽然我们迄今并不清楚粟特诸国的姓，如康、安、石、史、曹、何、米等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可以知道来自撒马尔干的都姓康，来自布哈拉的都姓安……，于是这些绿洲王国在汉文史料中也就称作康国、安国、曹国、石国……等等了76。这些姓有的和原本的城市或地区的名字有读音或意思上的关联，如“石”和今天突厥语名字塔什干意为“石头”可能有共同的来源;“史”或许取Kish(乞史)的第二音;米、贺、穆、毕或许都来自原出地名称的首字音。
在所有北朝、隋、唐时期汉文史料中出现的粟特绿洲王国中，特别是《新唐书》所列的昭武九姓，大多数都有一个对应的汉姓，目前唯一没有见到的而较具规模的城邦，恐怕是戊地，也称伐地，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因在安国之西，所以又名西安国，其具体地点可能是布哈拉西北约50公里处的伐丹则-库尔干(Kurgan-Vardanzeh)，穆斯林史料称作Vardana77。如果我们要给来到中原的“翟”(音dí)姓胡人找一个中亚家园的话，那伐地、戊地显然是最为合适的，“翟”大概取自原文的第二音，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伐地”或“戊地”原语的样子。
还应当提及的是，汉文史料中的粟特小国，还有小安国(又名东安、喝捍，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干西北)、那色波(又名小史，今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乌那曷(今阿富汗安德胡伊)、汗(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唐玄宗曾以李唐外家的窦姓賜其王)等，这些地方或则远离粟特本土的核心地带，或则太小而不受重视，因此似乎没有与“翟”合适的对应可能。
以上我们着重考释了墓志与石门图像，根据出土的几个石座与墓志提供的翟曹明的西国胡人身份与“大天主”称号，结合已发现的入华粟特胡人的石葬具类型，推测翟曹明采用了围屏式石棺床。期待实物的发现来印证以上的研究。那么，翟曹明的石葬具到底在哪里呢?还是可能就是目前我们已经见到过的某组海外藏品……
注释
1 陕西省博物馆编《三秦瑰宝——陕西新发现文物精华》，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33页。
2 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上的统万城》，陕西师范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29-33页。
3 尹夏清《陕西靖边出土的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4 所有遗物编号按靖边县文管所编号。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59-62页。
6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杨军凯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45-49页。
7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魏书》卷一○六下《地形志》二下。
8 参看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29-33页;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补考》，《欧亚学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69-170页。
9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通典》卷一七三《州郡典》三《古雍州》“夏州”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0 《唐会要》卷七二“马”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542-1543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开耀元年(681)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6402页。
11 康兰英编著《榆林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图29，录文见第211页。
12 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0，第281-283页。相关史料的辨证，见Jinhua Chen, 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 Leiden: E. J. Brill, 2007, p. 355, n. 95. 关于康宝藏掌管统万城一带唐朝监牧的事迹，详见荣新江《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态》的论证，文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舆地、考古与史学新说：李孝聪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71-672页。
13 《榆林碑石》，图82，录文见253页。
14 参看山下將司《新出土史料より見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グド人の存在形態——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第7号，2004年，60-77页;又《隋·唐初の河西ソグド人軍團——天理圖書館藏〈文館詞林〉〈安修仁墓誌銘〉殘卷をめぐって》，《東方学》第110辑，2005年，65-78页;苏航《北朝末期至隋末唐初粟特聚落乡团武装论述》，《文史》2005年第4輯，173-186页的相关论述。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3号，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9年，27-29页对此有补充讨论。
15 《隋故仪同虞公墓志》，《全隋文补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147页。
16 《龙润墓志》，《全唐文补遗》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111页。
17 《大唐上仪同故康莫鼻息阿达墓志铭》，《全唐文补遗》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250页。
18 《隋史射勿墓志》，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7-30，185-196页。
19 《安延墓志》，《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328页。
20 P. Lurje, Personal Names in Sogdian Texts, Vienna 2011, p. 159.
21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I, London 1989, No. 300; II, 1992, p. 48; G. Fussman, & D.König, Die Felsbildstation Shatial, Mainz 1997, p.159.
22 N. Sims-Williams, “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a preliminary report”,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 Reports and Studies, 1: Rock inscriptions in the Indus Valley, ed. K. Jettmar, Mainz 1989, pp. 131-137.
23 见影山悦子《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葬具に见られる鸟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エフタル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の影响》，135页，注18;Kageyama, “The Winged Crown and the Triple-crescent Crown in the Sogdian Funerary Monuments from China: Their Relation to the Hephthalite Occupation of Central Asia”, p. 16, n. 32.
24 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文物》2008年第6期，83页。
25 图版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25页，图23;录文见上《北周康业墓志考略》，82页。个别文字据图版略有订正。
26 《魏书》卷一○二《西域传》，2281页。
27 N. Sims-Williams, “Towrads a new edition of the Sogdia Ancient Letters: Ancient Letter 1”, Les Sogdiens en Chine, ed. É. de la Vaissière and É. Trombert, Paris 2005, pp. 57-72;辛姆斯-威廉姆斯《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进展》，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72-87页。
28 参看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1998年，215-249页;收入作者《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248-279页。
29 程林泉、张翔宇、山下将司《北周康业墓志考略》，84页。
30 尹夏清《陕西靖边出土的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49-52页。
31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80-181页。
32 影山悦子《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葬具に见られる鸟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エフタル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の影响》，120-140页，关于翟曹明墓图像的讨论在127页。又见其英文论文： Kageyama, “The Winged Crown and the Triple-crescent Crown in the Sogdian Funerary Monuments from China: Their Relation to the Hephthalite Occupation of Central Asia”, pp. 11-22, esp. p. 13.
33 沈睿文《吉美博物馆所藏石重床的几点思考》，张小贵编《三夷教研究——林悟殊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待刊。承蒙睿文学兄惠示大作，谨致谢忱。
34 F. Grenet, P. Riboud, and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b in Xi’an, Northern China”, Studia Iranica, XXXIII/2, 2004, pp. 278-279.
35 敦煌莫高窟285窟西壁的天王及其他图像，具有强烈的伊朗风，参看张元林《论莫高窟第285窟日天图像的粟特艺术源流》，《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161-168页;《粟特人与第285窟的开凿》，《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研究篇》，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394-406页;又 “Dialogue among the Civilizations: The Origin of the three Guardian deities’s Images in Cave 285, Mogao Grottoes”(文明之间的对话：敦煌莫高窟285窟中三尊守护神图像的起源)，The Silk Road, IX, 2011, pp. 33-48。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37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49页
38 简报中称正面的三个榻腿均为狮子，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 15页。
39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46—54页。
40 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47页。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32页。
42 康业石榻下左侧狮子平顶正中出圆榫的情况。
43 参见论文墓志考释部分。
4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椁墓》，《考古》2004年第7期，38—49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4—33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53—61页。
4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北周史君墓》，79页
46 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中国中古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72-174页。
47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40-48页。又参看陈菊霞《敦煌翟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53-64页。
48 《资治通鉴》卷九四，2976页。
49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51-156页。
50 《三国志》卷三○《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 862页。
51 童丕《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208-209、213-214页。
52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92-93页。
53 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81页;陈海涛《从胡商到编民——吐鲁番文书所见麹氏高昌时期的粟特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200页。
54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450-453页。参看朱雷《麴氏高昌王国的“称价钱”》，《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辑，1982年，17-24页;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138-139、175页;钱伯泉《从〈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看麴氏王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商人和商品》，《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48-56页。
55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9页。
56 此为鸳鸯七志斋藏石，见赵万里《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卷九，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图版484，323页。又见《鸳鸯七志斋藏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218页。
57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90—91页。
58 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169-179页。
59 《吐鲁番出土文书》壹，339-345页。
60 吉田丰《ソグド語の人名を再構する》，《三省堂ぶっくれっと》No.78，1990年，69页。
61《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350页。参看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246-258页。
62 李方《吐鲁番文书中的译语人》，《文物》1994年第2期，45-51页。固原发现的史诃耽墓，其生前曾任中书省译语人，参看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55-77、206-211页。晚唐的例子，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一五，叶121，分析参看M. R. Drompp, “A Note on Interpretation of Turkic Languages in Late T’ang China”, Altaic Religious Beliefs and Practices, Budapest 1992, pp. 103-110;idem, 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 E. J. Brill, 2004, pp. 292-293.
63 吉田丰《汉字拼写的粟特人名、重构的粟特文发音及其原意》，附录于韩森《丝绸之路贸易对吐鲁番地方社会的影响》，荣新江等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128页。
64 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402页。
65 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37-49页。墓志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470页。
66《武威金石录》，46-47页。关于这座墓葬的情况，参看黎大祥、刘万虎《武威发现大唐上柱国翟公墓》，《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8日;黎大祥《武威大唐上柱国翟公墓清理简报》，《陇右文博》1998年第1期。
67 《安元寿墓志》记：“父兴贵，皇朝右骁卫将军、左武卫将军、冠军将军、上柱国、凉公。”(《全唐文补编》第1辑，67页)。考证见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34页。
68 《全唐文补遗》第7辑，503页。
69《唐代墓志汇编》，1634页;《全唐文补遗》第5辑，382-383页。
70 森部丰《唐代河北地域におけるソグド系住民――开元寺三门楼石柱题名及び房山石经题记を中心に》，《史境》第45号，2002年，27-28页。
71 《全唐文补遗》第2辑，503-504页。
72 《全唐文补遗》第3辑，143页。
73 《全唐文补遗》第2辑，234页。
74 《全唐文补遗》第5辑，429-430页。
75 影山悦子也肯定这一看法，见所撰《中国新出ソグド人葬具に见られる鸟翼冠と三面三日月冠——エフタルの中央アジア支配の影响》，《オリエント》第50卷第2号，2007年，127页;Etsuko Kageyama, “The Winged Crown and the Triple-crescent Crown in the Sogdian Funerary Monuments from China: Their Relation to the Hephthalite Occupation of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II, 2007, p. 13.
76 参看斉藤达也《北朝·隋唐史料に见えるソグド姓の成立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118编第12号，2009年，38-63页。
77 参看康马泰(M. Compareti)《“伐地”国地望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95-301页。
编者按：原文载于《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69-299页。编辑时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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