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继位时，大明江山已经是破败不堪了。后金政权虎视中原，随时要将明王朝一举吞没，中原内地的农民起义军又愈演愈烈，席卷大半个中国。虽说内忧外患已是火烧眉毛，可要是认定大明王朝必亡无疑恐怕也有点夸大，假如崇祯皇帝处置得当，断不会坐实亡国之君的悲剧。
要想梳理明末的政局态势，那么是先攘外还是先安内就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当时只出现了农民起义或是只有后金的威胁，那么大明朝必然不会灭亡。再假如崇祯帝先解决了其中一个，再腾出手来应付另一个，大明朝也可能渡过难关。
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崇祯帝起用了前任宣大总督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他向崇祯提出了“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的治军方略，并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
主要内容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起义军主要活动区为“四正”，派出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派出六位巡抚“分防而协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网”，然后再命总督、总理二大臣，统一指挥，随农民军活动方向“专征讨”。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杨嗣昌的军事计划抓住了重点，也是唯一可行的战略方针。在崇祯的大力支持下，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崇祯十年（1637年）至十一年（1638年）间，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农民军一度受挫。除李自成梓潼失利外，其他农民军也遭到了打击。十一年四月，张献忠也在谷城受降于熊文廷。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明政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内乱之祸似乎有望解除。与此同时，明政府又积极和关外的后金政权尝试议和事宜，希望以议和换回边境三年的平静。但因皇太极的要价太高而未能如愿。崇祯十一年，多尔衮率清军入关，在京畿、河北、山东等地抢掠达半年之久，攻下州县七十余座。
清军这次入关最大的目的还是劫掠，并非要和明朝一决雌雄。但崇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而是匆忙下令征调正在前线的洪承畴、孙传庭前往解围。如此一来，使得中原“安内”战场的兵力陷于空虚状态，农民军再度死灰复燃，前功尽弃。
崇祯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始终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他把卢象升从中原五省总理调任宣大总督已是失策，时隔两年，又把威震陕豫的三边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调往北方边防线，使得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战略功亏一篑。
在安内战略中，崇祯还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伪降看作是内乱已经平定，而实际上农民军乘中原空虚之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李自成挺近河南，张献忠谷城再起，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的彻底失败。崇祯恼羞成怒，逮杀了力主招抚的熊文廷。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崇祯下令让杨嗣昌代替熊文廷前往湖广督师，但这时形势已难逆转。洪承畴驻军山海关，孙传庭因党争而下狱，杨嗣昌一人孤掌难鸣，最终心力交瘁，畏罪自杀。此时崇祯除了叹息之外，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在攘外方面，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十三万精兵，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五月出山海关解锦州之围。洪承畴看准形势准备与清军打持久战，无奈形势逼人，加上崇祯的不断催促，只好违背初衷，力求速战速决，结果导致全线惨败，宁锦防线尽失。
这个时候，崇祯又想与清廷议和。平心而论，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如果能与清议和以求得一时的安宁，也不失为明政府的权宜之计。可崇祯没想到议和事情败露，舆论哗然，朝臣们在“剿贼”问题上立场一致，不能容忍外族的入侵。在舆论压力之下，崇祯却没有担起责任，当上一回“民族罪人”，而是让兵部尚书陈新甲替他背了黑锅。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崇祯没有这个魄力，既不能全力安内，也无法背上和谈的压力攘外，只能选择怯懦地退缩。在攘外安内的两难选择中，崇祯手里已经无牌可出，等待他的只能是大明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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