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共黄昏(有人与我立黄昏)(1)

鸦儿胡同(张大胜画)

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共黄昏(有人与我立黄昏)(2)

烟袋斜街广福观(张维志画)

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共黄昏(有人与我立黄昏)(3)

后海茶楼中畅谈,从左至右为张维志、张大胜、李永浮

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与我共黄昏(有人与我立黄昏)(4)

“灰墙灰瓦,门檐影壁,藤蔓匝于墙,槐荫遮于路”,这或许是留存在人们印象中的老北京旧影。什刹海是北京的一处净水宝地,人们常常愿意到这儿来,寻找和探寻北京的旧影与文化。而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什刹海原住民,却以一本《我家住在什刹海》文集回馈故里。

由66篇文章、十余幅绘画和摄影作品汇集而成的这本文集,多由生活和成长在什刹海畔的个人书写而成,这些作者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记述出生地的历史变迁、人事沧桑,展现老百姓曾经的烟火日常、老宅人家。读其中文章,有妙趣横生的儿童玩乐,有经风历事的内心独白,有老宅院的古色芬芳,有天伦之乐的地域风情,从中能由衷感到朗朗暖意与切切真情。或许只有根生于此的人,才能用这样浓郁饱满的倾诉来回味过往,而这样的回溯,无疑留住了什刹海,留住了北京的一段珍贵历史。

抱着一份向往,在什刹海的初冬,我和四位书作者相约在岸边的二楼茶座,他们是热情的编者赵书华、儒雅亲切的画家张维志和张大胜、“后海三爷”李永浮。海面波光粼粼,岸边垂柳相伴,在他们的讲述中,什刹海这一潭京城碧水似乎从未改变。

对于原住片区

口述研究

是一个示范

赵书华是这部文集的启动者、编撰者,她为此投入了数年精力。谈起编书的过程,赵书华的眼中数次泛起泪花。“书的启动很简单,就是因为我生病出不了门,于是想写回忆录,写着写着就想不如大家一起来写什刹海。”

召集作者,走访人家,在这些过程中,赵书华经常升起“抢救”的念头。“因为有的老人写不了了,我们就去采访,记录口述。今年本已约好了不少人,赶上疫情,再去,老人已经走了。”

赵书华退休前是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经常接触文化产业项目,完成的课题包括数字故宫、北京市文化企业案例资源库研究、朝阳区科技与文化融合等,但她一直认为我们的文化产业太弱,也不会做,“守着大堆宝贝做不出来。”为此她常着急上火。

“一起来写什刹海”的想法一出,赵书华便给中学同学发了召集帖:十三中的同学跟我来,一起来写什刹海。十三中是什刹海片区孩子们上学的首选,街里街坊的小伙伴很多都是同窗校友。令赵书华没想到的是,第一次研讨会就来了19人,40年没见面的老同学重逢后激动万分。第二次研讨会到会49人,再到百人作者群的运作,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如此一呼百应的效果,超出了赵书华的预料,她觉得这是“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愿意参与”。

他们的第一本文集《甲子情系什刹海》未出版,只在十三中校友圈中流传。

两年后,赵书华又交出一本30万字的书稿,就是《我家住在什刹海》。北京出版社的老编辑杨良志老师一个星期看完稿后,即告诉赵书华:“这书我们出。”赵书华回忆:“杨老师说看了非常感动,有的篇章看到落泪。杨老师也是老北京人,家就住在鼓楼,他懂我们。”

杨良志找了重点课题组,很快签协议,8月份顺利出版。西城作协主席刘一达看后说,这本书能在疫情期间做出来,真是不容易。

因为疫情耽误未采访到的人,总是令赵书华感到遗憾,“老先生们的阅历和我们不一样,经历的事多,留下来多好!”

书出版的前后过程中,赵书华收到一些反馈,书的责编首先说,这本书不像现在的一些书拼资料,它是接地气的原汁原味。“还有一些年轻人愿意看,他们说父母喜欢说老北京,但唠叨得太零散,看这书有系统感。”

赵书华的初心就是想留住历史,想让更多的北京原住民参与到什刹海的文化建设中来,尽可能多地保留住原汁原味的北京文化。她述说时的语气略带急促,她觉得:“如果我们这代人不拿起笔,若干年后,许多东西将消失殆尽。”这本书得到了作者们的大力支持,应该说,赵书华的初心是大家的共识。他们还有后续计划,比如对什刹海金丝套地区的研究。

金丝套地区是市政府保留下来的一处相对完整的胡同保护区,由穿插在一起的十几条胡同组成。赵书华说:“金丝套地区是个研究空白,也是我们下一本书要涉及的内容。我们现在有几十个人,上百位作者,可以说是一个对于原住片区口述研究的示范群体,但是力量微弱,如果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就太好了。”

“后海三爷”北京典故

储备丰富

说到金丝套,李永浮兴致勃勃地解释起其名由来。“明朝中后期,宫里很有权势的太监刘若愚在此地建了一个织染局,叫金丝套,做真丝制品,因为他在宫内也负责织染方面的事。织染局的产品当然主要供宫里使用,但寻常百姓也可以买。因为工匠水平高,产品好,所以生意非常好。刘若愚后来被皇帝判了斩监候,织染局从此无人打理,最后自生自灭了,但金丝套这个名字一直叫了下来。”

这样的典故知识李永浮储备极丰富,可以随口道来,这与他的经历和家学息息相关。

“后海八爷”是什刹海地区近年来一张响亮的名片,他们以三轮车载客讲解服务于游人,李永浮是三爷。赵书华告诉我,李永浮从小就是班长,文采好,他家挨着张伯驹故居,父亲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离休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上。他去蹬三轮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李永浮2000年下岗,2003年为养家无奈之下蹬起三轮车。父亲也无奈,但是表态,能干就干吧,需要查什么资料跟我说。

从开始的不适应到觉得没什么丢人的,李永浮的自信是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小时候父亲给他讲过的广化寺、张伯驹、文津街等众多的历史地理故事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继续学习、积累,向客人介绍最真实的什刹海历史。现在他说这行业中有大阪车夫,有威尼斯船工,都是世界品牌,如果把什刹海的人力车也打造成品牌,该有多好啊。

“后海八爷”都是北京孩子,起初都未加入胡同游公司,都是买一辆三轮车自己干。李永浮的第一辆车350元,挺破的。第二辆车好,有漂亮的大脚铃。说起第一辆车他觉得遗憾:“都没留张照片。”2008年奥运会前,规范什刹海旅游秩序,要统一车辆、统一服装、统一线路,李永浮也更换为统一用车。第二辆车放着也可惜,一位曾经的客人感兴趣,便卖给了他,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美国工程师。但李永浮卖得心疼,也不想用自己的车赚钱,原价出让。美国人住在一个高档小区里,经常带着三个孩子在小区里骑三轮车玩儿,他给车换了一个漂亮棚盖,拍了不少照片给李永浮。

由于与外国客人沟通有碍,2017年年底,“后海八爷”团队启动招聘“小八爷”,应聘成功的几位年轻人也都是北京孩子,都是80后,有两个女生,都是海归。李永浮当时是主考官之一,他想起自己最初蹬车时的艰难,看他们高高兴兴来应聘,有点不理解,于是向每位来应聘的年轻人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们年轻,又是高学历,来什刹海蹬三轮,父母同意吗?你们了解这个行业吗?“他们几乎都回答喜欢北京文化,来蹬三轮车是自己的事,不用去和谁商量,我喜欢就好。”李永浮禁不住感慨,两代人真是不一样。

“小八爷”中的郭梁会四种语言,李永浮说:“他太棒了!他讲什刹海,给法国人讲用法语,给西班牙人讲用西班牙语,老外们都高兴坏了,激动地给小费。”还有从加拿大留学回来的王雪宜,“女孩儿,个子高高的,漂亮着呢,语言好,还能吃苦。”张柘从意大利回来,大家都叫他师爷,“意大利语、英语都熟练。”

李永浮在对“小八爷”的骄傲中,也有对部分什刹海三轮车夫的遗憾,他说:“要讲真正的什刹海历史,不能瞎讲,这是亟待规范的事。”

画胡同时

忍不住流下泪来

张大胜是一位画家,他画“京师街巷风情图”,内容多取材于老北京“内九外七皇城四”的内城街巷。他今年75岁,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家里六代北京人,爷爷是中医,无极丹、碧云散都出自他家。

张大胜家住西直门,高中也在什刹海畔的名校十三中就读。他自幼喜欢画画,没有上过专业辅导班,也没有进过专业美术院校。他在校时为校刊画板报,在工厂时搞宣传工作,后任职美术设计师,专职展览场馆设计。“文革”中他曾受不少单位邀请画巨幅毛主席画像,达到5米到8米。他笑说那时候胆子大,“满世界画”,主要是在怀柔山区。

2009年张大胜开始画北京胡同,他想通过自己的爱好和特长,留下点儿念想,给后人留下脚印。他怀着某种神圣的责任和对记忆的凭吊之情去画,画具简单,画板、速写本、铅笔、相机,还会带上午饭,因为要画一天。这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七旬老者,每天骑行数十里,走街串巷,足迹遍布京城大街小巷,尽力用画笔记录着完整或残存的胡同风景。他记得有一年正月里一场瑞雪下过,他骑车去胡同写生,雪正融化,满地泥泞,他的鞋底很快湿透,脚底的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手指也冻得不能持笔,但他仍不舍得回去。

画画时他常回想起儿时胡同里的景象:卖烤白薯的、修鞋的、炒蚕豆的、挑担子卖馄饨的……这些边画边浮现在眼前的场景,曾让他流下若干次泪。张大胜的叙说使一句话荡进我的想象,“有人与我立黄昏,有人问我粥可温”,这是多么形象的什刹海风情照。

小时候和伙伴们在胡同里嬉戏的情景,更是张大胜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而这个话题勾起了在场每个人的童年回忆,大家说起童年的游戏那真是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张大胜说:“我们小时候想闷在家里哪闷得住啊,放了学就在胡同里玩上了。地上摆俩书包就是大门,踢球踢得四脖子汗流。星期天小伙伴互相一招呼,一踢就是一天。”张维志说:“对,还有推铁环、抽陀螺、弹球、扇洋画、拔根儿、滑冰车、做子弹枪,玩儿不过来!”李永浮感叹:“一想起那会儿真有意思。”

李永浮曾组织亲子团,带参加者玩儿他小时候的游戏。他准备了一纸箱玩意儿,找一处胡同里安静的地方,教规则,教玩法,“有时候家长比孩子玩得还嗨。”李永浮微笑着说,他还带过二十来岁的大学生,教他们做玩具。他准备好材料,教他们缝沙包、糊风筝,然后让他们拿着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到胡同里玩。

张大胜听着笑起来,说自己逛庙会时曾经看到卖滚铁环的,一个孩子想买,但不会玩儿,他技痒难耐,情不自禁地上前去手把手教人家。

张大胜为了画画献出了自己中老年的大部分时间,拿出了400余幅画作。四年前,西城区图书馆举办了张大胜的一次画作展览。很多观众观展后都很感动,觉得留住了东西。孩子们看了却问:“您画的这些我们怎么没见过?”一位画家评论:“画中那一道道架空杂乱的电线,一片片古树繁茂的叶子,一簇簇探出院墙的小花,以及灰土斑驳漏出砖缝的墙角,处处细节,处处逼真,引人追忆。”

有一种感觉

那个房子是活的

它能跟我说话

张维志也是一位画家,75岁。他成长于北京,对古都的历史、文化、建筑有着深厚真挚的情感。画作中也表现出他对建筑的特殊偏爱,有人看了他画的胡同房舍会问,您是学建筑的吧?而张维志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空间,他认为房子不仅是人们的避风港,也是人的灵性和精神的一个载体,“画它们时我觉得是在跟自己的心做呼应,也是跟自然做呼应,同时也是和我们民族的精神在做呼应。”

他说他在画这些建筑时,会感到“房子是活的,它能跟我说话”。因为前人在建造这些房舍、院落时,他们的精神追寻和对超越有限生命的渴望,都赋予了一砖一木、一瓦一石,它们是物化的精神载体。

张维志笔下的胡同和建筑清新、典雅,他将建筑师打造的零部件一样一样都搬到了画面上。画家、诗人何铁生看了他的画评论:“这些美丽而忧伤的水彩作品带有一丝蕴涵于真实外表下的淡淡诗意。他的画风写实,有时甚至画得纤毫毕现的逼真与艳丽。这种近似摄影般鲜明的手段强烈地向我们陈示了一种巨大的抽象的精神力量。”

张维志出门画画,要背一大堆东西,画板、水、调色盒、画凳。他也是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转,“现在都骑不动了”。在一座吸引他的房舍前他往往一画就是一星期。好多人由此认识了他,一看到他就说:呦,这老爷子又来啦。

张维志特别感念画画时候自己所承领的人们的热忱、关护和支持,他都记在心里。有位老太太曾问他:您是干吗的呀?张维志说我画画。老太太说,哎哟这儿这么脏,我给你扫扫。还有的人看到张维志画画,赶紧给沏上茶,搬一把小凳子坐在旁边,看他从头画到尾。还曾有一位男士给他端来一盘饺子说,老师,您歇会儿,先吃点饺子。张维志抬头看他,说真谢谢你,但现在没时间吃,阳光走得快,我得赶紧趁着阳光把它弄完。这些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令张维志在感动的同时深思,这是这些朴实的老百姓对艺术的谦敬,不是对我,是对艺术,可以说是一种无言的尊重。

中国的建筑,承载了人们的诉求,如意门、吉祥图案的砖花,都有着吉祥寓意。张维志画时常想,看这样精美的砖雕,当初房主人一定下了大心血,寄托了大希望。有老工人曾跟他讲,有的房子在规划地基时砖花就已经开始起雕了。

画孟端胡同45号,张维志喜欢它那漂亮大气的大门。一位女士出来和他聊天,看到张维志站在太阳下,说老师这大太阳地儿,您还举着伞,我给您立一把大遮阳伞吧。第二天,女士告诉张维志,她住在这院里头,是她老公公的家,原来这里也是一个王府。这位女士特别热情,带张维志进院看。张维志印象特别深,二道门里抄手游廊两边,有两棵一人抱不过来的大丁香树。女主人说春天的时候这两棵树开花,一条街都是香的。画画好后张维志将画拍照送给这家人。过后不久,房子迁建,平移到了白塔寺,门牌号还是孟端胡同45号。张维志去看过,门楼变了,不是他画的那个样子,院里也没有丁香树。

2007年,张维志画过正觉胡同内的一座房子,那座院子的垂花门吸引了他。“我画的时候院子里正在施工,工人告诉我,您赶紧画,这座房子装修完就要租出去了。”张维志从两个角度画完,还和当时的工人们一起合了影。

有老居民说,幸亏有你们这些画画的,要不将来后人都不知道咱们北京原来有这些个好东西。

画国子监的琉璃牌楼时,张维志坐在花坛边,铅笔稿起了一天,第二天出了问题,“整个脖子不是我的了,皮肤扣了层硬壳,到医院挂急诊,大夫诊断是急性皮炎。”张维志回想,可能是对花坛里洒的药过敏,画画时闻到刺鼻的味道,但是一心一意在画上,过于大意了。这幅艰难而成的国子监油画,张维志为之取名《教泽天下》,后在香港被一家画廊收藏。

张维志舍不得出让画作,因为“要拿下这些东西来相当不容易”,所以他的画一直放在家里。他的女儿在美国读博物馆学和艺术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要做一次策展,她说爸爸我想用你的画做展览。“女儿要求做,我哪能不答应啊。”他让女儿放手去做。没想到他的北京建筑一下子震惊了外国人。开展第一天,女儿的导师就先收藏下一幅画。

正如诗人何铁生所言:“一幅画既是一段过往时光的遗址,更是一种生命与情感的守望。”一幅画如此,一篇文章亦然,一群人所凝结的心愿又何尝不是呢?

文/本报记者 王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