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繇《墓田丙舍帖》
本文针对目前学界对西晋置书博士以“锺胡为法”的书体及章程书的认识进行了考辨，认为“锺胡为法”的书体是章程书，并非行书；而章程书则是八分书体在应用时的一种别称，亦并非今所说之正书、楷书。西晋初置书博士，以“锺胡为法”教习弟子，这里的“锺胡之法”是何种书体，学界的说法不一，而对于“锺书三体”中章程书的解释也存在着众多分歧，今不赘浅陋，试作考辨之。
一、西晋置书博士以“锺胡为法”的书体是章程书
西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中书监荀勖兼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1]此一举措，是继东汉末年灵帝设“鸿都门学”广招天下“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2]之后书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不仅体现了当时朝廷对书学教育的观注与重视，并树立楷模加以引导，同时也对后来各朝代书博士（或书学博士、书画博士等）的设置以及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
魏晋时期，是各种书体发展并渐趋完善的阶段。据文献记载，锺繇善“三体书”，即“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4]；胡昭“善史书，与锺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楷模”[5]。既然西晋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那么所师法的是锺、胡二家哪种书体呢？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大致相同，如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可见当建安末毛弘以梁鹄派的八分楷书来教秘书，隔了六十多年，晋初的书博士已以锺、胡的新体，行书为法了。”[6]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亦云：“照卫恒所说秘书监所教习的书法有毛弘的八分书；王僧虔认为秘书所教又有章程书，即出于锺繇；章程书既非八分，亦非行押，大概是指正书（即今所云楷书）；我想秘书所授必备四体，《荀勖传》所云‘以锺、胡为法’，虽也可能包括章程，主要恐怕是指行押书。”[7]刘涛先生的观点亦与此相同，其称“关于行书的地位，西晋时的一件事情值得注意，荀勖在武帝泰始年间（265-274）‘领秘书监’时，‘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他的这一举措，显然提高了行书的地位，表明官府文书，也可以使用行书来写录。”[8]三位先生的观点都以为是行书，这在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上述这种观点只是局限于个别文献的记载，而忽略了当时秘书设立书博士的具体情况。首先，上述观点仅是依据卫恒《四体书势》所云“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9]及唐张怀《书断》中类似记载而得出，机械地把“锺胡之法”与行书等同起来。我们从文献记载来看，王僧虔已明言锺书三体中“章程书”是专用于“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传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记与此完全相同，而书博士即立于秘书而教授弟子，则其所依“锺胡之法”当是以“章程书”为主。其次，西晋书博士之所以隶于秘书，是与秘书监的职责密不可分的。秘书监始置于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八月，掌图书。三国时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乃置中书令，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之事”[10]。西晋初，武帝又将秘书并入中书省，又泰始六年（270年）七月有诏曰：“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11]直至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大约感受到了秘书监工作的繁重，为了区别各自的分工，下诏曰：“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报，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掌中外三阁图书。”[12]自此，秘书寺（监）则专管图书，不涉中书之事，南北朝及隋唐莫不如此。可见西晋初期，秘书的职务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具有管理图书艺文、整理记籍的秘书本职，还肩负着如同后期中书舍人誊录写副诏书的任务。无论是整理、抄写图书，还是誊录写副诏书，其首要的前提都是要使用当时朝廷要求的正体以体现皇权的威严，且书写时还要正确、规范、严谨、工整、美观。而行书相对正体而言，与草书相类，在书写时笔画多有连接与缺省，具有“近伪”的缺点，容易使人误读而影响诏令的颁布、实施以及图书的阅读。历史上朝廷诏令、图书刻印都是使用正体，正常情况下都不会用行书进行书写，即使如现在字体多样、书写自由的时代，政府公文、图书出版也不能使用行书，更何况在晋初呢？因此，依据王僧虔与羊欣所言，西晋书博士教授弟子所依“锺胡之法”只能是“章程书”。
二、章程书是八分书
那么，章程书又是何种书体呢？对于这一问题，历代学者们的研究也较多，然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张怀云：“又楷隶初制，大范几同，故后人惑之，学者务之，盖其岁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故梁鹄云：‘锺繇善章程书是也。’”[13]韦续亦云：“八分书，汉灵帝时上谷王次仲所作。魏锺繇谓之章程书。”[14]可见在唐人看来，所谓章程书就是八分书，也即是今所说隶书。
清人顾蔼吉对唐人观点首先发难，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因其影响较为深远，详列其文如下：
韦续《五十六体书》云：“八分书，魏锺繇谓之章程书。”张怀《书断》云：“八分，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之章程书。”二说皆非也。按，王僧虔《能书人名》云：“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朱长文《墨池编》有锺繇笔法，不知何人所记，云：“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也，点如山颓，摘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粲粲分明，遥遥远暧者矣。”则所谓铭石之书，盖八分也，故僧虔曰“最妙”，而此亦云最妙也。《世说新语》注云：“锺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邓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书白事也。章程书者，正书也。今所传锺《贺捷》、《力命》、《季直》三表皆是正言，岂邓艾白事而独用八分乎？又按：王羲之《题笔阵图后》云：“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其击石波者，诀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锺公《泰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是则八分、章程明为两体。或拘八分即章程之说，乃有目铭石为正书者，锺繇《泰山铭》、《受禅碑》皆铭石书也，羲之谓之八分，今见拓本亦是八分，而谓铭石为正书乎？锺有三体，行押即行书，是无可疑。若章程为八分，铭石又为八分，然则锺繇正书，王羲之与之抗行者，何以弗及？吾知其必不然也。先著《隶说》云：“当时以八分用之铭石，其章奏笺表传写记录日用之字，皆用正书，亦谓之章程书。如繇书《受禅碑》即八分也，《宣示》、《戎辂》、《力命》诸帖即章程书__也。二王无铭石书，如《黄庭》、《乐毅》、《画赞》、《曹娥》、《洛神》，章程书也。”此论可以惑。或曰，卫恒谓“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王僧虔亦谓“章程书为传秘书教小学”者，则章程似非正书。以予考之，《周官》有六书，保氏以之教国子；汉兴有史书，太史以之试学僮；后汉有八分，毛弘以之教秘书；魏变正书，亦即以之传秘书、教小学，时有递尚，又何惑焉？正书，而亦曰章程者，所以别乎八分也，昔人别之而后人合之哉[15]。
顾氏通过对传世文献及相关作品的考证，认为章程书是正书而非唐人所谓八分，并以《宣示》、《戎辂》、《力命》各帖即是典型章程书。这种观点多为后世学者所接受，前文所引唐长孺先生即是此种观点。再如马里千先生称：“章程书从八分楷法演化出来，体居隶行之间，初其犹不脱隶意是很自然的。传世锺书《戎辂表》、《荐季直表》都反映了这一点。”[16]刘涛先生亦云：“‘章程书’即正书。……正书是由汉隶演化而来的一种书体，汉魏之际的正书是一种新书体，即早期楷书。人们之所以称它为章程书，大概因为锺繇已经用这种书体写奏章了，传世的锺繇正书书迹，如《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等，都是他写给朝廷的奏章。”[17]等等，不一一列举。
迄今为止，我们的考古工作尚未发现魏末晋初时期所谓“传秘书教小学”的标准“章程书”实物，现在所能看到出土的一些诸如孙吴时期的名刺、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书写的《诸佛要集经残卷》以及《三国志》抄本等，仍只是处于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体，并且是当时士人、书手、经生所书写的日常文书，并不能代表当时秘书（或朝廷）所使用的书体规范。正如启功先生所说：“在一个时代中，字体至少有三大部分：即当时通行的正体字；以前各时代的各种古体字；新兴的新体字或说俗体字。”[18]也即是说，出土的魏晋时期的名刺、写经、抄本等只不过是当时“新兴的新体字”而已，当时朝廷通行的正体字仍是隶书（即八分书）。而唐人张怀已明言魏晋“时人用写篇章或写法令”的书体是八分，“亦谓之章程书”，并引用曹魏时人梁鹄所云的“锺繇善章程书是也”加以补充，以增其可信度。另外，西晋卫恒在《四体书势》中亦云：“（梁）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特别指出当时秘书所教授的书体就是八分书。又西晋陈寿《三国志·胡昭传》中称胡昭“善史书”，且与锺繇等“并有名”。“史书”是指今隶书（亦称八分书）而言，说明胡昭也以八分书为最能，同时也说明胡昭之所以能够在书法上和锺繇相比肩，被时人及后世并称为“锺胡”，二人之间必定以同一书体即八分书作为比较对象的，否则就失去了比较的意义。综合上述材料可知，西晋时立书博士教授弟子书法，是以锺书三体中的“章程书”为范本的，亦即是锺胡兼擅的八分书。清人顾蔼吉弃晋唐人所言的真实文献而不顾，别出新裁，而取那些诸如“锺繇笔法”、“王羲之题笔阵图后”等为后人伪托不足为凭的文献，又附以至今真伪尚难确定的所谓锺繇的作品来加以证明，其结论的可信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有人会依据“锺书三体”的内容而提出疑问，既然“章程书”是八分书，而“铭石书”是已有实物证明的八分书，这样一来岂不是重复了？这是人们对所谓“锺书三体”的误解。其实王僧虔《论书》述及锺氏所擅的“铭石书”、“章程书”和“行狎书”，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具体的书体名称，而是同一书体（八分书）的三种“用”途而已。因其用途不同，相应的书写方法就有所改变。
何谓章程？章、程二字的本义均为量词，如《说文》：“乐竟为一章。”又：“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后皆引申为法式、法规。合称章程者，亦是章术法式之意，见《辞源》“章程”条。魏晋时人称“章程”者，还有规程、规范之意，如《三国志·杜畿传》：“渐课民畜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19]章程书是“传秘书教小学”的，无论是抄录书籍还是启蒙儿童，其基本要求就是规范性的书写，所以章程书是规范字体、标准字体的代名词，正如刘熙载《艺概》所云：“章程，大抵以其字合于功令而言耳。汉律以六体试学童，隶书与焉。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是知一代之书，必有章程。”[20]综合前述考证，可以说在当时章程书就是指标准的八分书而言。
而铭石书，专用于碑版，从传世的魏晋八分书碑刻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铭石用的八分书，在书写时用笔较为繁复，特别强调“蚕头雁尾”，装饰性较强，以突出碑版的庄重与华美。章程书在注重标准、规范的同时，当然还要符合实际应用的要求，即书写简便以提高书写速度，自然不必带有“铭石书”当中那些繁琐的装饰性用笔，这就是铭石书与章程书的最大区别。至于“行狎书”，因其应用于尺牍书中“相闻”之用，属日常应用，只要能够读懂即可，无需特殊强调规范与华美，故在书写上要比章程书更加简略、便捷，也即是在章程书基础上的进一步简化，上述所引晋时的写经、抄本等似应属此体范围之内。
因此，章程书是指魏晋时标准的八分书而言，属朝廷要求的正体，而铭石书与行狎书均是在章程书的基础上加以改变，或繁化，或简化，以适应不同需要。其中铭石书的应用范围仅限于碑版，又是成熟的八分书，加之用笔上强烈的装饰性而达到极致，违背了字体趋于实用方向发展的一般性原则，因此也就不可能再衍变成新书体了。行狎书则不同，由于笔法的简化，书写起来便捷、快速、实用，使其逐渐向楷书（正体化）和行书（草体化）两个方面发展，至东晋南朝时，或取代章程书而成为新的正体，或在名家的参与下成为新兴的艺术兼实用的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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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刘熙载.艺概[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85.
作者简介：
张明，渤海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学博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社员。
主要著作：
《赵孟頫书法研究发微》，吉林文史出版社。
复古先声：元初北方书学研究——以元初馆阁文人群体为视角》入选全国第十一届书学讨论会。
论文《晋置书博士蠡测》入选全国第九届书学讨论会。
论文《汉代书法教育问题绳愆》入选第二届全国高等书法教育论坛暨陆维钊书学研讨会。
《张迁碑书刻问题新探》入选孔孟之乡汉碑行·中国汉碑与书法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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