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清末史的人，对巴恪思（又译为白克豪斯）不会感到陌生，他1910年出版的《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慈禧的传记，此外，他还写了一本匪夷所思的《太后与我》。
《太后与我》是巴恪思以自传体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全书以他的宫廷奇特见闻为主轴，揭露了诸亲王与军机大臣、后妃之间的绯闻，以及作者本人与慈禧之间维系多年的情史。
1944年1月，71岁的巴恪思在北京病逝，巴恪思在临终前，将《太后与我》的英文手稿委托瑞士籍友人贺普利协助编辑出版，但因战争等因素，加以书中内容极富争议性，使得书稿迟迟难以出版，而贺普利也在1973年逝世。
巴恪思在书的前言中称，《太后与我》中记录绝对是事实。他自述与慈禧太后自1902年开始交往，直到1908年慈禧驾崩前他们还有接触。他与慈禧“秽乱清宫”的细节叙述触目惊心。
巴恪思这个人
关于巴恪思，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慈禧外传》（原名《西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此书当年在伦敦18个月间竟再版了8次。
巴恪思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据说长期患有精神抑郁症，他精通汉语。1898年初，当巴恪思25岁时，为逃避债务，从牛津大学辍学，只身来到中国闯荡。在北京期间，他认识了《泰晤士报》驻沪记者濮兰德，濮兰德曾帮助过康有为，也许正是通过濮兰德，巴恪思结识了许多政界要人。
从《慈禧外传》看，首先，巴恪思对宫中的情况非常了解，其次，巴恪思认识当时清朝政坛中的一些高层人物。
在巴恪思的著作中，也有“露怯”的地方，比如他对王府内的规矩、礼仪就搞不太明白。
巴恪思曾向牛津大学捐献数万卷中文古籍及一些手稿，希望得到教授头衔，却未能如愿，晚年他住在北京郊区，基本不与英国同胞往来，抗日战争时期，巴恪思被日军关入集中营，并在那里结识贺普利，1944年，巴恪思逝世。
《慈禧外传》内容很惊悚
只要读过《慈禧外传》，就足以看出，巴恪思对晚清宫中的情况异常熟悉。
首先，《慈禧外传》出版于1910年，当时慈禧刚去世，可见该书此前已开始写作，与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几乎同步。第二，书中一些照片绝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比如有李连英借条的复印件。第三，书中谈到了宫中的一些内幕，当时外界根本不知道，几十年后才被证实。
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光绪对袁世凯的态度，书中明确说是非常痛恨，直到上世纪60年代《我的前半生》出版，大家才知道这一点。
第二，光绪死前，南方名医陈莲舫曾到京诊治，这属天字号机密，陈莲舫并非社会名流，一般人根本就不认识他，陈莲舫认为光绪没得什么重病。民国时，陈莲舫出版了相关医案，发行量很小，故今天学者知道这件事的都不多，可巴恪思却记录了下来。
第三，载澍娶慈禧太后侄女为妻，这件事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人知道的都不多，巴恪思竟然知道，这个说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曾孙那根正先生的认同。
第四，美国画家薇拉·卡尔小姐进宫给慈禧画像，这件事巴恪思也知道。
第五，荣禄死于哪年，死前留下了遗折，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当时的野史、笔记小说一到细节，要么回避，要么编造，巴恪思的书则与众不同。
慈禧与巴恪思有来往条件
清朝家法甚严，垂帘听政者的一举一动都有起居注，慈禧不上朝，需太医院开假条才行，从理论上说，巴恪思没有单独接触慈禧的机会。
然而，慈禧与其他当权者不同，她长期驻跸颐和园，不设早朝，那里比皇宫要宽松，起居注非常简略，从记载来看，她的作息并无十分严格的规律。此外，慈禧是个铁腕人物，对朝政有绝对的控制力，应该说，她具备和巴恪思往来的条件。
慈禧一般是通过文字与各级官员沟通，要见面时，往往是提前通知，官员赶到颐和园附近住下，第2天才能拜见，今天颐和园周围有很多老宅院，多是当年高官们修的落脚之所。在《太后与我》中，巴恪思自称第一次见慈禧太后，恰恰就是在颐和园。
慈禧痛恨洋人，那是因为洋人支持光绪，逼她让位，从记载上看，慈禧没反对过哪个具体的洋人，庚子之乱后，她还刻意与西方拉近关系，多次宴请各国公使夫人，总之，她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老古板。
在《太后与我》中，巴恪思对慈禧个性有非常准确的描摹，认为她具有两面性，基本性格非常强硬，但对家人、亲信又很阴柔，所以能笼络住那么多人，她实际执政47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
据《太后与我》，慈禧去世前不久曾对巴恪思说：“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起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
巴恪思写出了生活中的慈禧
慈禧60大寿时，出资让日本人印刷了她和光绪的照片，她的是彩照，光绪的是黑白照，这是赏赐给亲近大臣的回礼。因为这些人没怎么见过慈禧和光绪，不知道长什么样。在这样的氛围中，巴恪思居然能准确说出慈禧的性格，绝不是件简单事。
对于光绪和慈禧的死，巴恪思直书是袁世凯暗杀，这在今天还没有定论，但慈禧太后的曾孙那根正曾说：他手中有一张照片，是别人托付他爷爷带给李连英的，可照片还没送出去，李连英就死了。这说明，李连英可能不是死于宣统3年，而是光绪、慈禧死后不久，就被杀掉了。
暗杀光绪和慈禧，李连英嫌疑最大，而李连英又很快被灭口，巴恪思指出了幕后的袁世凯，这说明他对内情有不同寻常的了解。
以往人们看到的慈禧多是政治上的慈禧，而非生活上的慈禧。但事实上，慈禧也有非常女人的一面。比如，她很爱美容，四五十岁时，慈禧谢顶了，中间的头发几乎掉没了，所以特别珍惜自己的头发。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太后与我》中都有记载。
1903年的一天，慈禧向巴恪思提到把革命者沈荩鞭笞致死。“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材料。
《太后与我》不乏真实之处
在历史研究中，像《太后与我》这样“出口转内销”的情况并不罕见，毕竟，内部的人涉及利害冲突等问题，不方便说实话，而外部的人没有这样的压力，更容易说出真相。
《太后与我》有些情节有所夸大，甚至是纯粹的文学描写，但依然能看出，巴恪思确实进过故宫，他和慈禧存在着交往过的可能。
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晚清高层同性恋普及程度令人惊讶，巴恪思这方面的记录比较真实。
第二，慈禧与白云观的密切关系，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清代以黄教为国教，但慈禧崇道教，因她母亲去世时是请白云观住持发送的，末代太监孙耀庭也挂名在白云观，是龙门道教第18代传人，李连英每周日都要造访白云观，这样隐秘的事，巴恪思居然全写在了书中。
第三，珍妃之死，说法众多，本书中记录大体靠谱，与民国时出版的《故宫周刊》中当事人的回忆，在细节方面能对上。
第四，荣禄的女儿嫁给载沣，这件事当代学者也未必知道，此外荣禄住在哪儿，后人多以讹传讹为菊花胡同，其实在东厂胡同，本书记录无误，这种事在当时是绝密。
第五，本书223页，慈禧74岁大寿时，达赖喇嘛进京祝寿，这件事一直没披露过，本书却记载了。
第六，本书237页，明确指出光绪是被害死亡，近年来，这基本得到确认。
本书写作纯用白描写法，给人以较强的真实感。
期待《李连英日记》问世
这么多的细节，《太后与我》都能准确地说出来，此外，他记载去颐和园路上的状况，也与当时环境能对上，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对于巴恪思，清宫太监、宫女均无记载，这有几种可能，一方面是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守口如瓶，另一方面，溥仪1924年才离开故宫，此前随便说话依然犯忌，此后也因种种原因，没有公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巴恪思与慈禧间的来往非常隐秘，瞒过了众人耳目，比如慈禧身边的女官德龄和容龄写了7本书，却没有提及巴恪思。
本书最引人关注的，是提到了《李连英日记》，据说有15万字，一直记录到光绪、慈禧去世后，不知道这个日记是否还存在，现在放在哪里，如果能找到，将是我们解开许多历史之谜的钥匙，我非常期待它的面世，它远比巴恪思的书更有价值。
本书在翻译上有些失误，译者似乎不太了解清末同性恋具体的行为方式，所以有的描写显得过于离奇。当然，不应该苛责译者，在当时，这是一套异常复杂的“学问”，普通人对此不了解，也是正常的。
总之，从内容上分析，《太后与我》中的细节颇有虚构、夸大的成分，在涉及王府的礼节、规矩等方面，作者知之不多，但他显然非常熟悉晚清宫廷内部的情况，是否与慈禧有过亲近关系，只能说并非没有可能，总之，该书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供后人辨析。
文/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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