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之前就留驻北京的俄国使团，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来到中国的比托，该算是第一批有机会拍摄北京的西方摄影师了。人们相信，如果不是绝对时刻意义的“最早”，他的蛋白银盐照片，至少让这个东方帝国深不可测的内部图景，在西方世界“普及”了，没有太多信息损失。此时摄影术发明不过20年左右。
文/唐克扬
1860年，比托在安定门城墙上看北京城的“内”和“外”
不是缥缈的山水画，也不似中西文明遭遇初期的旅行素描，大半只凭事后回忆推测，中国的宫阙城池，如今在比托（Felice Beato）的镜头中有了另一种栩栩如真的维度。对于早期摄影的历史而言，他拍摄的每个国家地区，克里米亚，印度、中国、日本……差不多都是“第一次”，细节的程度现在看来还触目惊心。在此之前，不要说如此距离细细打量，外人就是靠近一点，也是万万不能的，但是在1860年秋天那个不祥的月份里，大清帝国的当权者，居然主动邀请它的“客人”来“瞻仰”自己了。
英法侵略军与清政府订下了城下之盟，“庚申之变”的善后者恭亲王奕訢特许一部分外国人入城参观，于是有了比托一系列北京城内的照片，甚至拍摄了恭亲王本人。在那张著名的故宫午门的“第一张”照片中，你会看到闭门不出的宫禁，鬼魅般的寂静——这种寂静，可能源于早期摄影的特点，火棉胶湿版法拍摄洗印的蛋白照片，曝光时间比现在长，亮白的天空比原本更高亮，黝黑的部分看上去更沉郁，而且不易捕捉动态的对象，人物固不多见，迎风摆动的树木也难免有些模糊。但是另一种技术“细节”更不容忽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尽管是举办献俘、朝会等一系列重要仪式的地方，照片里钉了“麻揪”的宫墙上却尽是斑驳脱落的墙皮——后来，比托把他的照片卖给了伦敦的商人亨利·赫林，隔着万里大洋，“盛世”的真实外表，至少是与文字中想象的不同了。
摄影因此改变了东西方的关系，也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个视觉的触发点现在看来还有意义。现在看这些蛋白照片，一方面保存完好依然清晰，物象的真实感和今天似乎零距离，一方面它又是这么“老”的照片了，对中国人也是如此。它的老旧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黄变色，像硝化纤维相纸冲印的照片那样，而是隐伏着一种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法，坐标是整整160年之前。
在比托拍摄的老北京的照片里，在安定门附近城墙上拍摄的一张，又是特殊视角中的特殊了。因为它同时显示了北京城的“内”和“外”。通过大量的研究我们知道了比托参与英法联军侵略北京的整个过程。我们知道他不止一次地去过北京城里，目睹了中外换约的热闹场面，也曾穿过南城熙熙攘攘的闹市，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拍摄对象大量集中在战争场面和郊野风景，宫苑建筑只是零星一见，对我们今天大感兴趣的“老北京”城市乃至它的精华部分，比托的镜头只是略有涉及。就在英军统帅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的那一天，这位随军摄影师竟然神秘地缺席了，以至于我们今天看不到“万园之园”最后时刻的哪怕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已久的“圆明园的仅存照片”，仅仅是清漪园（颐和园）的一两幢建筑而已。
这其中的原因一直都是未解之谜，也许，只是命中注定的历史偶然，和他个人以及那些日子的某些意外因素有关。但是从那时起，绵延至20世纪、21世纪的外国人拍摄中国的摄影传统中，有些东西似乎并非“偶然”。比如，绝大多数表现“老北京”“老南京”“老西安”的建筑影集，都是“自外而内”的视角，比如一只驼队走过城墙的一角。而“内部”相对是不那么容易捕捉的，它容易呈现为混混沌沌的大块，但不易裂解为细节中的个体。
从“外部”进入“内部”不算短的过程，更加是语焉不详，直到今天，先进的摄影机的光学机制也未见得一定能把握那戏剧性的转变：“我们从堤岸的一处缺口穿过，然后发现前面就是向往已久的、名震天下的北京城……沿着这条路直走就是其中的一座城门，周围有参天大树环绕，庄严肃穆……”（麦吉：《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
一道森然屹立，绵延数十里，且不留任何缝隙的壁垒，只适合以远景或透视来表现，内部似乎是全然的黑暗，通过城门，还要忍受长时间的、没有任何视觉的弱光的过程，这与其说是建筑意义上的“入口”，不如说，是个不同世界的转换器——但是突然抬起头来，又是一样的天空了，光线转复正常，只是周围的环境密密匝匝，与城外截然不同，这是沸腾的人世间，让人心慌意乱的熙熙攘攘……广角镜头已经不再适用，事实上，你的镜头很可能直接撞到路人身上。“如果他们不让路，他们压根就没有准备让路。”（同上书）
这张照片不一样的，在于它与众不同的角度，点出了“城外”和“城内”的差异和并存。《庚申夷氛纪略》是一本可靠性存疑的笔记文献，但是它关于这段时期英法联军行止的记载，却可以和照片的景象互相印证：“……拥入数千人，立时恃悍登城，猱升望杆，悬起彼国五色旗帜，尽逐我城上防兵，将我大小炮位，掀落城下，纳诸沟中。自于城楼里面，安设夷炮大小四十六位，炮口皆南向。北面城垣，东西长十里，尽被占踞，支搭帐房数百座，城门听其启闭……”在镜头中所暴露的确乎如文中所说：象征着主权的城墙受到了占领，旗杆易帜，炮位不存，城头上散落着兵帐，在大沽之战和其他比托拍摄的军旅照片中，英军使用的这种兵帐出现过很多次。“安定”门，旧名安贞门，是明清北京城北垣的东门，出兵征战得胜而在此收兵而归，现在却是在胜利的入侵者的目光注视下了。
上一次这座城市面对破城之虞，大概要算到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由昌平攻取北京之战。有意味的是二者都是由北方趋近，兵临城下，仿佛是要逆转威慑者和被威慑者的方位关系。从北魏时代的洛阳开始，都城北方都不再安置寻常闾里，而是赋予了“非人”的地理含义。画面中可以看到或许是德胜门箭楼迤东的蓊郁的烟树，现在这一块依然是个不小的城市公园，画面外被遮挡的地方，是这次战役中经常被提到的黄寺（东黄寺和西黄寺）。这里荒漠的景观，意寓着京城正北并非“常人所居”的地位。
类似角度的照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后来的历史中有好几例，人们最熟悉的，是由安定门城墙上向东看到雍和宫有特色的屋顶，然而，这张照片中不仅是城外的乡垣和荒村，城墙下有更多的日常北京的气息，让我们看见了普通“墙里人”的生活。第一次看到它时，我不禁想起了《李娃传》中的经典古代城市描写：
至安邑东门，循里垣，北转第七八，有一门独启左扉……
对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都会长安，古代文学所剩下的，也就是这么一点儿具体的空间描写了。当你有机会把类似的描写和眼前这具体的图像对照时，你会发现文字和实际还真是丝丝入扣。在城墙的背面，古代城市空间的经营者认为不入观瞻的地方，其实人烟辐辏，生机盎然，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古代城市整齐划一的刻板印象。北京北城有着大量用地规模齐整利落的宅院，比如那迄今还成建制地存在着的“东四X条”，但是越是接近城墙的地方，也就越呈现出某种偶然性，和河道沟渠、昔日湖泽什么的自然条件有关，又或许承恩于某个特殊的主人和机构，使得“边界”又增加一份特殊的色彩。
即使从《乾隆京城全图》那般尺度的舆图上，房屋的排布也传递不出摄影图像中参差的趣味，没有一间房屋的门线与另一间持平。除了巡城的车马，大部分城市的出行者是不大会经过类似的“顺城街”的，因为受了“边界”的挤压，也许没有熙攘的市声——这样，唐传奇式的古代人物才能有“循里垣，北转第七八”的发现机遇，同时期，在西安的“顺城街”的西北部分，干脆就是一片茫茫的农田。在比托的镜头里北京城内也有少量的“风景”，形态朴茂的“顺城街”北边，城墙是微微弯曲的，墙根下的地面上，道路也是崎岖的……大路上泥泽干涸泛白的部分，看上去像是积雪——但我们知道，照片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1860年10月中的某一天。
这就是近代化开始之前中国城市的基本状况，帝都如此，别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一自维新修马路，眼前王道始平平”（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自从这一刻开始，道路两旁，才开始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政维护和基础设施。构成画面优美影调的，满眼皆是的树木，叫作城市的“绿化”并不太恰当，因为它们自然的成分胜过了人工。树线构成了城市的“天际线”，解说着一个与今日完全不同的城市图景，虽然显得陌生，却更加“中国”，是今日复刻的“老城”无法惟妙惟肖地再现的。在更早的北京图像，比如传为明初画家王绂的《北京八景》之中，我们看到的帝都分明也是那样的，城市自身就是模糊不清的“风景”：比起自然主义的摄影来，我们更难确认画家笔下的“北京”是否讲了真话，但是我们又分明清晰地看到了他意欲表现的其实是哪一种“北京”。
在事件的一些亲历者，比如英国人麦吉（Robert John L. M’Ghee）的记述中，其实已经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意欲看到的”和它潜意识里联系的东西的关系，一个习惯了某种城市图景的人，在感叹“北京屠夫的切肉技艺竟然和伦敦的屠夫如出一辙”的几小时之后，厌烦了购物街上的小把戏，对陌生的东方都会的看法，竟然又变成了这样：“……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每条街都差不多，漂洋过海一万五千英里来到的地方竟然是这样，不免让人大失所望……”他们最终逃避的，是城市里面他们并不熟悉也尚未理解的中国生活，当退回边界，城市又变成旅游纪念品式的远景了，建筑“轻盈欲飞的屋檐”融入了画一般的树影，这时候他们才感到心安，他们喜欢建筑的屋顶胜过建筑本身：“……你终于可以说，你‘去过北京’了，这座城市从城墙上看给人感觉（才）更好些……”
这也是难得的两种文化最初接触的时刻，影像赤裸裸地表达了不客套的“看法”。麦吉的话，经由一张照片再次记录下来并得到了确证，它是一种遥远的风景，是“闹市中的乡村”，有意思的是，已经习惯了“发展”的此刻的我们，今天看起这张照片来也是一样：
……通过一处陡坡爬上城墙……整个城区的广阔景象在我们眼前一览无遗，但是由于所有建筑周围都有树木点缀，乍一看比我以前看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像闹市中的乡村。如果你面对城区，背对护城河和郊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树森森的山林……
只有将对手比拟为“蛮荒”，穿过“像英国的公园一样”遍植高大榆树的北京街道，才让比托和麦吉们偶然有了回到家乡的感觉。但是一旦抵达远景之中“巨大的彩色圆顶建筑物”，登上它的大理石平台，就会看到黄色的瓷质瓦屋顶下面，“涂有最绚丽多彩的颜色”的飞檐遮挡的东西的真实一面：“外形宏伟华丽，但是木制部分已经开始腐烂，台阶和平台上已经杂草丛生，总之已经有了破败荒凉的景象……”
收起他笨重的拍摄设备，离开这金玉其外的朱楼华阁，比托还要拍摄更多的东方风景，尤其是日本和缅甸，并最终因此留名影史，他一意发展的全景照片（panorama）和人物肖像的技艺在北京时都未臻娴熟，也许这就是他的照片不如我们想象中多的原因，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得不给不耐烦的恭亲王大人连拍两次，才有了后者的“第一次”。但是，毫无疑义的，是后来他无论再面对城市和摆拍模特时都已驾轻就熟，画面中的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静止，又是那么“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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