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原文标题《在方言里找寻古楚语和楚文化》，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上古除雅言外，还有楚语等。西汉扬雄在《方言》中对楚语记载尤为详细，卷十几乎全为楚语，总计300多个词。大量使用楚语的《楚辞》，被认为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事隔两千多年，楚语的痕迹还存在于现代方言中，南方方言中的不少语音、词汇和语法都继承自古楚语。中南民族大学的邵则遂教授作为一位长期关注、研究楚方言的语言学家，与本刊分享了楚语的特点、和现代方言的关系等问题。
记者/陈璐
邵则遂（黄宇 摄）
方言有存古的作用，能够保存古代“雅言”
三联生活周刊：当我们研究现代汉语中的南方几大方言时，常常能发现不少古楚语的痕迹。上古时期的楚语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语言？它的使用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地区？楚语与中原雅言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邵则遂：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南方的大国。最初它只在南方一个小区域，即江淮地区，随着国力的发展，逐渐扩大到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湖南和湖北是楚国的核心地区，同时也辐射到河南、广西、安徽以及半个江苏。但楚国的版图是有变动的，有时被敌方抢占，有时吞并其他一些小国。比如湖北的黄冈、黄州、黄石、黄梅和黄陂等地原本属于一个叫“黄国”的小国，后来被楚国吞并，但这些地名还保留“黄”字。楚国自称版图有“五千里”，也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或者说黄河以南的地区都可以算作楚国的疆域，这是楚国的概念。
楚国最早应该是跟中原华夏族不同的民族。楚王熊渠曾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蛮夷”即未开化的民族，“不与中国之号谥”是指和中原的文化不一样。楚国应发源于南方的一个偏僻小地，当时叫做“楚族”，是一个和“华夏族”并列的概念。后来楚国占领整个长江流域，楚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交融，吸收了华夏民族的文化。这种交融最早始于商周，《诗经》里已经有许多楚国的方言。商周时代的“楚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了，它融入了“华夏族”，但还保留着楚族的部分方言作为一种底层语言。以清人为例，入主中原之后清人的满语逐渐消亡，但满语的一些词汇还保留在汉语里，比如“佳木斯”在满语里是“驿站”的意思，“哈尔滨”中的“哈尔”在满语里的意思是“江”。所以这种楚夏交融后的新语言就形成了楚方言，楚方言的核心区域是湖南、湖北地区。
楚方言后来如何变化的？一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北方的贵族向南方迁移，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北方话覆盖原来的楚方言区；二是唐朝的“安史之乱”，北方汉族的贵族集团向南迁移，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话再一次覆盖原来的楚方言区，形成了后来的西南官话，也就是说西南官话的基础在唐代就奠定了。现在湖北的第一大方言，以及湖南的第二大方言都是西南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北方话的概念。西南官话属于北方方言，但它又带有南方话的色彩，例如鼻音、边音不分，平舌、翘舌不分，部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南方话的色彩也就是楚方言的特点吗？
邵则遂：对，像鼻音、边音不分的现象就是楚方言的一个特点。此外还包括一些词汇，例如“睇”（dì）在粤语里还作为基础词在使用，广东有个节目就叫《新闻天天睇》。“睇”是一个典型的楚方言词，《楚辞·山鬼》里有句“既含睇兮又宜笑”，“睇”意为“斜着眼睛看”，美女通常不好意思正眼看。到了唐代，“睇”的含义变为“定睛地看”，例如《长恨歌》里的“含情凝睇谢君王”，但目前“睇”的含义只有粤语继承了。湖北方言里只有个别词保留了这种用法，比如女孩子的脸长得精致、经看，我们就叫“经睇”。
总体而言，广东、福建继承的楚方言词比湖北要多，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地域比较偏僻，能够保留的古代色彩多一些。粤语基本保留了唐宋时期的语音格局，有闭口韵、浊音和入声，这三个特征在湖北方言中除少数周边地区外，基本已经消失。所以方言有存古的作用，能够保存古代“雅言”。
楚方言对现代南方方言影响最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楚方言对现代南方方言影响最大？
邵则遂：因为楚国在诸国里国力最强，幅员最广阔，文化也最先进，楚文化对整个华夏民族影响深远。《诗经》和《楚辞》是南北最大的文化系统，但南方文化比北方文化的根基要深厚，因为北方崇山峻岭，比较荒凉，再加上游牧民族不断侵扰，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南方相对富庶，尤其水系比较发达，单纯用骑兵战术占领南方很困难，所以南北朝时期以及“安史之乱”之后的隋唐五代时期，都是南方在保留华夏文化的正宗，南方文化逐渐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方言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是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上海说吴语。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现在通常是以哪些特征来判断某地是否属于楚语区呢？
邵则遂：首先是词汇。楚方言现在大约只剩下10%被保留，主要是保留在现代方言的词汇中。汉代扬雄的《方言》记录了楚方言的300多条词，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尔雅》郑玄等人的注解保存了200多条当时楚方言的词，这些词汇可以和当时楚国的文献相印证，例如现在出土的楚国简帛以及屈原的作品。此外，我们也用现代的方言印证它，比如“黄陂”的“陂”本来读“bēi”，在楚方言里是“斜坡”的意思，斜坡容易形成水塘，因此有“水塘”的含义。大明湖又叫“历陂（bēi）”。但是因为在黄陂本地方言中，“b”“p”“m”不与“ei”相拼，只能与“i”相拼，比如“妹妹”在黄陂方言里读“mimi”，所以黄陂的“陂”就读成了“pí”。这就把古今贯穿起来了。
语音的标准里有鼻音、边音不分，甚至我认为前后鼻音不分也是楚国以来南方的一个特点。还有语法标准，比如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湘语和北部吴语中有个“无A不A”的语法构式，表示“程度极深”。《西游记》里说牛魔王变成了一个“无大不大”的白牛，形容这个白牛很大。湘语里的这个构式则变成了“老大不大”。再比如“患得患失”也是楚国最早的一个语法标志，“患得”实际上是“患不得”，害怕得不到又害怕失去，但“不”被省略了。否定词被省略是楚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你刚刚提到，比起湖北地区，广东、福建继承的楚方言较多。扬雄在《方言》中屡次将“南楚江湘”相提并论，“南楚江湘”相当于如今的湖南全省，现代汉语的研究中也认为湖南的湘语源于古楚语。
邵则遂：湘语又分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是在长沙、常德一带，更接近西南官话；老湘语是在邵阳、娄底一带，保留了全浊声母的特点。古人通过清浊对立来区别意义，现在这种区别特征在很多方言中已经消失，但在湘语里还有保留。老湘语和粤语其实比较接近，邵阳和广东接壤连成了一个板块。长沙话保留的楚方言比较少，但邵阳话中保留的楚方言会多一些。广东和福建的居民实际上是数百年前来自中原的移民，他们由于躲避战乱等原因进入这些地区，而当时中原已是楚汉交融，楚方言也因此被粤语和客家话继承。越封闭的地方保留的古代语言的成分就越多。湖北位于平原，四通八达，吸收北方话的成分更多，被北方话同化得也就更厉害。湘方言地区稍微偏僻一点，所以保留的楚方言也会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除湘语外，赵元任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写道：“江淮官话黄孝片可以算典型的楚语。”黄孝片主要是指如今的黄冈、孝感一带，这种典型性体现在哪儿？
邵则遂：黄孝片是江淮官话区，江淮官话保留的楚语成分比西南官话更多。《西游记》是用江淮官话写的，黄孝片就保留了很多《西游记》里的词汇。比如《西游记》里说“破烂流丢一口钟”，这个“一口钟”实际上指的是斗篷，“一口钟”是江淮官话。另外，黄孝片方言里像“下雨”的“雨”，其声母口型是圆的，京剧里保留这种读法，比如韵白里的“树”就保留了湖广音，继承了罗田话的色彩。所以，“典型的楚语”是指江淮官话带有更多的楚语特点，而不是原来真正的楚语，因为楚语早已被北方话覆盖了。但跟湘语、粤语比，江淮官话又不如它们保留的楚语成分多。只是在调查湖北方言时，赵元任发现黄孝片比起湖北其他地区，方言保留的楚语成分较多，所以把它们定为楚语区。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现代汉语的官话体系中，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是受楚方言影响比较多的？
邵则遂：基本上是。因为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是古楚语和北方话结合后产生的。唐宋时期，西南即湖广地区的方言是强势方言，因为它的文化比江浙一带要强盛。但到了明代以后，江浙地区的经济、文化更发达，方言影响更大，并且明代起初在南京定都。凡是政治中心，其语言都更强势，所以江淮官话也随之成为强势方言。明清时期的很多小说都是用吴语写的，现在基本找不到一本用湖广话写的明清小说。《金瓶梅》是湖北麻城一个姓刘的人带到苏州出版的，因为只有苏州才印得起，才有人买。《金瓶梅》中第53回到第57回丢失了，是请当地人补写的，这5回大都用的是吴方言词、吴方言语法，特点很鲜明。所以西南官话受江淮官话影响很大，比如西南官话里的“见”读“现”，“见正”表示“本来就”，而“见正”其实是典型的江淮官话。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古吴语和古楚语比较接近，有个说法是“吴楚不分家”，所以吴语也被认为继承了很多楚方言。
邵则遂：因为吴国被楚国所灭，长江中下游地区实际上是“吴头楚尾”，所以吴楚很多方言是一致的。吴语保留古代的读法相对较多，例如入声带有喉塞韵尾、有全浊声母。吴语跟楚语的交流比较多，扬雄在《方言》里几十次把吴楚并列，也就是所谓“吴歌楚调”。
我们在讲楚方言形成过程中提到的“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没有波及吴国地区。这里还保留着南朝的格局，只是北方话渗入到南方话里，杭州话的北方话成分就多一些，而宁波话里基本没有北方话成分，因为杭州作为当时南方的政治中心，北方人特别多，这也就改变了它的方言。但总体来说，吴语的格局是没有变的，只是有些语法和词汇的渗透会相对多一些。吴语区在历史上都是最后被北方人统治的，所以会相对独立，而楚国区域早已被北方话覆盖了。
三联生活周刊：方言是文化的载体，那么通过对现代方言的研究，我们可以对楚文化有哪些了解？
邵则遂：中国历史上对方言的研究，其实从扬雄的《方言》就开始了，可惜的是这种传统没有继承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方言被通用语压制，方言没办法互通、交流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方言被汉字压制，汉字不表音，但大家都认识。清代主要研究上古典籍，比如十三经，即《论语》《孟子》这种古代经典，是不研究口语的。除扬雄之外，几乎没有人记载口语。对方言进行独立研究是在民国以后，赵元任实地进行方言调查是从1928年开始的。汉语的发展历史，书面语系统是清晰的，历朝历代都有书面语记载，但口语的发展历史并不清楚。
现代方言中，语音保留古代语言的成分比较多，因为语音的系统相对封闭，再就是语法格式，“无A不A”构式起码就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词汇则相对变化快一些。湖北人把打开的扇子叫“翣扇”，宋代有人解释说这是指把扇子撒开，但其实楚国的扇子就叫“翣”（shà），“翣扇”实际上是一个合璧词，合璧词是由两种不同的语言或者方言交杂组成的词。
方言还可以反映楚地的巫文化。现在江汉平原地区的方言中把神汉叫“马脚”，请神的过程则叫“下马”。河南地区还有一种“打马子”的习俗，一个人如果想成为“巫”，必须经受考验，挨顿打，才可以成为“马脚”“马子”，这种习俗直到清末都还有。“马”实际上是“巫”的音变，古代的“巫”就读“ma”，因为古无轻唇音，只有“b”“p”“m”，上古的“乌”和“孤”都读“啊”。
通过扬雄的《方言》可以发现，楚方言的很多词、很多音现在都不存在了，甚至他写的一些语言事实我们现在都调查不到。比如“摣”（zhā）是指到沟里取物，不知道他是怎么调查到的，描写得非常细致。扬雄记录的很多字，包括他自创的“奇字”，现在在典籍里查不到，可能是因为他收集的是口语，这种口语没有进入书面语。另外有些文字在近两千年的传抄过程中写错了。比如学界曾经纠正过的一个错，“竘，貌治也”这句中的“治”应该是“冶”，指美容、使面孔更美好的意思。
现在很重要的新材料是楚地发现了大量的简帛，比如郭店简、清华简、上博简和安大简等。这些简帛里记录的文字跟中原的文字明显不同，带有楚国文字的特点。例如耿直的“直”底下有个“心”，是“德”字。当时楚国有个思孟学派，也就是“心性学”，有很多带有“心”部这样具有感情色彩的字。再比如走之底“辶”，楚字中很多字包括“上”和“下”都带“辶”，上和下是要通过走来实现的。楚文化中这些字很有意思，比如大官名都是带言旁；中等官名带提手旁，需要动手；小官名带有走之底，需要跑路到基层去。
为何简帛研究可以反映当时楚方言口语的特点？因为这是当地楚人书写的，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母语的痕迹。研究简帛的第一步是认字，出土简帛往往都有传世文献，比如安大简里记载的《诗经》，可以和现在流传的《诗经》互相比较。文字学家先解决文字层面的问题，语言学家再进一步认识语言现象。现在主要还是认字，但认字的困难有一点在于古人喜欢写同音字，比如简帛里把“梦”写成“萌”，这说明这两个音在楚国是相通的。有些语音的规律，可能要通过分析简帛里的通假字得出来。
（实习记者龙彬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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