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曲视窗网特稿（记者 王敏）河曲历来被称为“民歌的海洋”，但这海洋里究竟翻腾着多少民歌的浪花？恐怕没有一个人比河曲县文化馆的老馆长张存亮更清楚了。现在的年轻人少有研究河曲民歌的，偶有深入其中的，便要对张存亮老师大加赞叹：“若是没有当年张老师的收集民歌之功，那些瑰宝恐怕都要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一、走近张存亮
我对张存亮老师的印象，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今年夏天，我第一次走进张存亮老师的家，与他亲切交谈，了解他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民歌情缘。
这天，我们来到一幢上了年头的楼房，登上一级级布满缺口的台阶，绕过拥挤狭窄的楼梯转角，一扇半新的防盗门打开着。在门外遥遥地喊了一声：“张老师！”里头传来一个热情的应答声。没错，就是这家了。
这房子确实有些年头了，面积不大，东西都很陈旧，样样物品都带着岁月的印痕。一进入张老师的家，他便把我们引入他的书房兼卧室，请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我看了看，屋子里除了一张大床和两只小沙发之外，就数那只红油木柜最显眼了。更显眼的是满墙满柜的旧照片，黑白的、彩色的，一张挨着一张，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所有的镜框。剩下的空间，便是一摞摞的书和资料了。
张存亮老师今年八十二岁，但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一点儿也不见老态。问及他近年来是否还在研究河曲民歌，他笑呵呵地回答：“研究！研究得厉害哩！”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二人台史略》是他的最新力作。在这部作品里，他与忻州作家田昌安以极负责任的精神，对二人台这一剧种的“源生”问题，溯古探源，撮其精要，铺排章节，使今人能够在平易的文字里，一睹二人台创始之初的原始岁月以及发生发展的历史流程。
不光如此，他还致力于对河曲民歌的创作和改编。2009年，他将河曲传统民歌《捏软糕》改编成《做寿糕》，在“中华颂——全国小戏小品曲艺作品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前年，他还把河曲民歌《推船号子》改编了词，在全国拿了个金奖。细数起来，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河曲民歌二人台的热爱和研究，由此获得的各种荣誉也真是不少。我们翻开那厚厚的一摞荣誉证书，看见了这位老人几十年的光辉岁月。那从县里到市里，乃至省里、全国颁发的荣誉证书和荣誉奖章，那些从上世纪到本世纪、跨越了几个时代的获奖日期，还有那块金光闪闪的“山西省民间艺术大师”的奖牌，都是他多年来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力证。
张老平时也闲不下来，河曲老年大学开设了一门河曲民歌二人台的课，他还担任着系主任的角色哩。平时一有空闲就跑去跟年轻人们凑在一起，又是编，又是导的，把自己的生活整得热火朝天。
我笑着问他：“您一辈子都在研究河曲民歌二人台，不觉得厌烦吗？”张老扬起眉毛乐呵呵地说：“哪能厌烦呢？从小就爱这个东西么……”
二、天生就爱河曲民歌
张存亮是土生土长的唐家会人。他在村里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跟上学校里的宣传队学唱歌。后来去巡镇一完小读书，又加入学校的宣传队，成了“业务骨干”。每到巡镇逢“三”逢“八”赶集的时候，这个宣传队就跑到集市上免费为人们表演，唱的都是些河曲山曲曲，常常吸引得人们走不动道儿。不少人都说：“集市上有个张存亮，唱得真是不赖哩！”
那时候唱些什么歌呢？多数都是些群众耳熟能详的本地山曲曲，也有一些新编的歌，调调还是那个调调，但内容很符合当时的形势。如《一心向着毛主席》：“一朵朵红花山顶顶上开，毛主席带着幸福来。山上的青松山下的花，毛主席领导咱当了家。山前的云彩山后的雾，毛主席指出光明路。朝阳阳开花头朝东，一心向着毛泽东。”还有什么“翻身解放颂党恩，党给咱扎下幸福根。幸福花开咱心里头笑，党给咱指出光明道。大竹气开花顶顶上红，一心跟党奔前程……”这些歌词带着强烈的时代感，或许叫现在的小年轻听到，觉得已经过时了。可在当时，这可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呢！
1949年打西忻县（今山西忻州）来了个宣传队，唱了一出刘胡兰的戏，吸引了很多河曲人。演罢之后，县里的民教馆问张存亮：“愿不愿意去西忻县的宣传队看看？给咱把这个刘胡兰的戏学回来！”张存亮一听，满口答应，背起铺盖就兴冲冲地出发了。当时相跟的还有民教馆的宣传员邬怀义。那个时候正是盛夏，天气热得不得了，张存亮不小心染上了传染病，得了疥疮。为了学唱，这个半大少年硬是咬着牙，走了三四天，撑到了目的地。可是，到了那里，人家一看，这孩子手上、腰上、腿上、全身都长满了疥疮，瘙痒折磨得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几乎奄奄一息了。人家害怕他出事，就委婉地劝他：“存亮先回家吧，以后再来学吧！”张存亮也实在被这病折腾得受不了了，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背起铺盖卷，回到了河曲。用了各种偏方，在家养了一冬之后，这病才慢慢好起来。没有亲眼见识到西忻县宣传队的阵容，张存亮非常遗憾。1950年，不死心的他终于再次跑到西忻县，找到宣传队，不光学了几手，还唱了几回，这才心满意足地转回来。
1951年，县里成立了文化馆，担任馆长的是任满道。爱唱的张存亮受到邀请，便离开学校，直接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个爱红火的年轻人自从来到文化馆后，更加如鱼得水。那时候全县只有三部录音机，文化馆执掌着其中的一台。张存亮成天跟着文化馆的成员们下乡表演，他的担子里，不光担着那部珍贵的收音机，还担着幻灯、莲花落、二胡，跟个卖杂货的货郎子差不多。不过，这可不是货郎担，而是名符其实的“文化担”。张存亮一行四人，走到哪里哪里红火，只要村里喊上一声：“县文化馆的宣传队来表演啦！”村里立马就呼呼啦啦地来一大群人。更有甚者，还要“搬闺女，叫女婿”，跟过时过节一样热闹。
三、人生中的两件大事
对于张存亮来说，人生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能够演唱河曲民歌、研究河曲民歌，而一生中最精彩的事也有两件：一是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来河曲进行民歌采风，二是1957年河曲二人台进京会演。
1953年9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晓星、简其华等七位专家来到河曲，要对河曲民歌进行采风。县里头的领导说：“叫存亮去吧，他在全县跑得最多。要说河曲民歌，再没个比他更了解的了。”这话倒是事实。进入文化馆的二年时间里，张存亮把河曲县300多个自然村跑了个遍，说起那些会唱爱拉能吹的人，也是如数家珍，什么“五花城王三蓝，三天三夜唱不完”，什么“吹塌天”（焦尾城的陈根海）“拉破地”，什么“串话王”李发子，还有河会的吕秋恒、南沙洼的王金莲……
张存亮担负着这收集河曲民歌向导的任务，自然是感觉任重道远。他带领这些专家们，硬是将河曲出民歌能手的地方跑了个遍，尤其是樊家沟、五花城、坪泉、南沙洼、河会等七个村，每一个唱歌好手都没有放过。
或许，没有张存亮，河曲民歌该怎么发展还怎么发展，但我们不能否认张存亮在民歌传承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当年二十出头的张存亮，确实是将这些“中央来的人”当成重要人物来看待的。每到一个地方，张存亮都要宣传一遍中央音乐学院收集河曲民歌的重要性。然而，多少年以来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里，河曲民歌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山曲儿”、“酸曲儿”，情呀爱的能给外人展示吗？要是犯了政治错误可咋办？咱老百姓可经不起折腾呀！所以，人们都是只看不唱，还有的人偷偷地说风凉话：“见过收铜哩收铁哩，还有个收民歌的？真叫人失笑哩！”很明显，河曲老百姓自己都觉得有点儿拿不出手的羞赧。这时候，张存亮说话了：“这是从北京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北京是哪儿啊？是毛主席在的地方！毛主席身边的人说咱们河曲民歌是宝贝，它能不是宝贝吗？”这些话说得掷地有声，说得铿锵有力，一下子震住了众人。
张存亮又跳上台子，大声说：“大伙儿要是不放心，我先唱一个！”说着，他放开嗓子，率先来了一首《打蓝调》：“野雀雀落在澄池池沿，单等哥哥打完了靛……”听着这熟悉的调调，大伙儿都笑了。慢慢的，就有些胆大的上台唱了。先唱些无伤大雅的山曲曲探个路，看见专家们如获至宝地在纸上猛记，慢慢地就放开了胆子，荤的素的全来了。尤其是五花城的王三蓝，词儿多，调调多，唱得最欢实，博得了满场喝彩。有不少方言对外地人而言都是晦涩难懂的，这时候，张存亮便担任了翻译的角色，将意思细细地讲解给专家们听。
从9月到年底，三个月的时间，专家们大约搜集了400多个不同曲调，4500多首歌词， 40多个二人台剧目，汇成《河曲民间歌曲》一书。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大家都是强行把谱子和歌词记下来，回去后再慢慢整理。到现在，张存亮还保存着四大本当时下乡搜集的原始资料。
自从中央音乐学院来搜集了一回河曲民歌，河曲人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成天哼的唱的那些“酸曲儿”，竟然还是宝贝哩！这下子可不得了，好多爱唱爱红火人的心被捂热了，大家看唱学唱的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在省歌舞团工作的任艾英也回到河曲，跟李发子学唱《走西口》和《送情郎》。任艾英是河曲人，又是专业人员，本身就有歌唱功底，所以这地方小戏是一学就会，一唱就轰动了全县。看唱的人们传下一句话：“生产节约喝稀粥，要看任艾英唱《走西口》。宁愿三天不吃饭，要听任艾英唱一段。”任艾英在坪泉唱戏时，一唱就唱到半夜，就这样观众们还舍不得散，一再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南元村一位郭姓大爷看得着了迷，散戏后迷糊得连家也找不到，这在后来传为佳话。
1956年，张存亮担任河曲县民间艺术团的团长，次年奉命带艺术团进京会演。当时打的是“山西团队”的招牌，实际上还是以河曲为主，有李有师、李发子等人，和张存亮一样，都是二十出头的“娃娃兵”。这些“娃娃兵”在“全国第二次民间艺术会演”中一鸣惊人，二人台《珍珠倒卷帘》，民歌《推船号子》、《打蓝调》、《拜大年》等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张存亮既是领队，又是领唱，自然在其中大放异彩。现在回忆起来，张存亮还激动不已：“当时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也看了我们的表演，还和我们照了合影哩！”这张合影至今还在，可惜当时条件有限，一张不大的黑白照片上硬上安了几百个人进去，实在分不清谁是个谁，这让张存亮颇为遗憾。
四、追根溯源寻找二人台原始风貌
张存亮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河曲民歌、河曲二人台，连最传统的剧目《走西口》，他都要深挖出来剖析一番。
据他说，咸丰五年的时候河曲根本没有遭过水灾，所以《走西口》的故事应该是虚构的。不仅如此，那个时候还是走西口贸易最为繁荣的时候，不少河曲人到口外做生意，发了大财，成了富户。有何为证？张存亮马上背出一段河曲古县志上关于记载走西口起源的“自康熙36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鄂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张老的年龄接近我的三倍，但他背诵这段话的时候语速极快，几乎没有标点符号，语气也极为肯定，这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甚至疑心他是不是将有关的历史都给背下来了。照这样说来，康熙36年开通河曲与蒙古的交易之道，到咸丰五年，期间经历了150多年，确实应该是经济流通发展的顺利的时期。至于当年是否遭过水灾，这个我倒是不太清楚，不敢妄断了。
为了寻找到相关的依据，张存亮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最后，他给出一个结论：蒙古人是欢迎河曲人走口外的，因为河曲人掌握着他们不会的种糜黍技术。蒙人爱吃酸奶泡炒米，其中的炒米原料其实就是河曲的糜子。所以，河曲人走西口，带来了西口路上经济的繁荣，让不少河曲人都走上了富裕之路，蒙古人也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种植技术，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为此，张存亮还写了一篇《河曲的糜黍文化与走西口》，专门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说来，《走西口》不仅不是一部悲剧，不是血泪史，应该是一部奋斗史、光荣史才对。
我想，或许是为了二人台《走西口》的悲剧色彩能够打动更多的观众，也或许是河曲确实经历过“十年九不收”的年景，这样的生活也确实给河曲人留下了浓重的悲伤和痛苦，所以河曲人才把这个二人台写得如此哀婉动人吧。
《走西口》这个剧本发展至今，基本已经定型，其中有不少改动之处，张存亮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比如《走西口》原来的结尾词是“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手拉住小手手，送在哥哥大门口。”后人将其改为“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新词比旧词似乎要更加形象一些，也更增添了几分离情别意。但张存亮对此不太苟同：“按照河曲的乡俗，送活人是不能哭的，哭就不吉利了，怎么能写流泪呢？”还有，剧本中写道：“走脱二里半，拧回头来看。我看见小妹妹，还在房上站。”现在有不少人质疑：“这纯粹是胡说八道，走脱二里半了，还能看见房顶上的人吗？”张存亮经过考证，发现河曲过去有个村子叫“二里半”，离走西口的渡口不远。如果不要把“二里半”当作里程，而是当作地点，那么，接下来的歌词就完全可以解释了：“一路簸箕弯，下了大河畔，西门口上船，丢下我命肉蛋。”
对于有些歌词的改动，人们众说纷纭，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了。张存亮对此也不是一味坚持，他只说，不管什么作品，都讲究个“推陈出新”，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只要改得好，改得巧就行。1957年张存亮带着艺术团去北京会演的时候，他也曾将《打蓝调》中的“提水调”改了词，其中那些“没老婆的哥哥”怎样怎样的荤话，他终究是没有将它们拿到台上唱，而是改成了雅一点儿的《蹿河湾》：“……河河水长湾湾多，一对情人唱山歌。山歌唱得清又脆，只想和你一对对。摘果果的姑娘山坡坡上，放羊的哥哥在河里头唱。”
阿宝唱河曲民歌的时候，也曾将男人外头想老婆的词改为大众比较好接受的“人在外头心在家，家里头丢不下爹和妈……”这样一改，失去了河曲民歌的“酸味”，倒是变得大众化了，也更容易被外界的观众所接受。
五、不能让河曲民歌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于河曲民歌、河曲二人台，张存亮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感情。即便是到了耄耋之年的今天，他的脑袋里依然装满了河曲民歌。面对着我们的镜头，他能把好多民歌整首整段地唱下来，如《打蓝调》，如《推船号子》，如《捏软糕》，如《三天路程两天到》……谈论起河曲民歌的时候，他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似乎有诉说不完的话题；唱起歌来的时候，他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似乎又回到了巡镇集市上的小舞台，在为大家进行着宣传表演……那一刻，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位八旬老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艺术大师，他的一举一动，一咏一叹，都在向我们倾诉着他对河曲民歌二人台的深深热爱。
可是，千千万万个热爱都无法掩盖河曲民歌走向衰微的事实。张存亮叹息着：“过去是遍地皆民歌，老百姓们随便哪个都能来几首，其中出类拔萃的好歌手也有不少。可现在呢？……”张存亮沉痛地摇了摇头，“现在不是有个新词叫‘草根文化’吗？河曲民歌也是草根文化，可是，最起码你也得有个根呀！现在的河曲民歌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萤幕，看上去像是涨了身价了。实际上却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基础……唉，咱的河曲民歌二人台有‘断根’的危险呀！”
听了张老的话，我们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挽救家乡本土艺术，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使命，而是所有河曲人的任务呀！我问张老：“您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挽救这种艺术瑰宝呢？”张存亮老师肯定地说：“让专业文艺者下乡，普及河曲民歌二人台！”他把手一挥，激昂地说：“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之后继续普及，这样河曲民歌才能在河曲这块土壤里得以生存，进而开花结果！”
张老回忆起他年轻时候下乡搞宣传的经历，他说：“我过去文化水平不高，人们抬举说我‘张存亮唱得不赖’，其实我全凭下乡跟上老歌手、老艺人们学习哩。群众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大伙儿都懂唱，也就知道谁真正唱得好。”张老摇着头，一边“啧啧”地咋舌，一边感叹：“就比如说那时候的‘串话王’李法子，唱那《种洋烟》，谁也敌不过他！又生动，又利索，群众们听得喜爱得呀……”说着，说着，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了，“可惜，好多老艺人现在都不在世了……”
张老还举出了歌星阿宝的例子。阿宝不光唱山西民歌，唱陕西、内蒙的民歌，还跑到南方去学南方小调，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博采众家之长。他的老师，就是每个地方的民间艺人。张老说：“我们的艺术也应该像过去一样普及山区，人人都会唱，人人都爱唱。我们的艺术家也应该扎根群众。脱离了群众生活，是唱不出那个味道的……”
因为年龄所限，张存亮是再也不能亲自参与这“普及民歌”“扎根群众”的生活了，但他郑重地说：“我的生命属于河曲民歌、河曲二人台，这一辈子，我都离不开它们。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河曲民歌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想尽我所能，为河曲民歌二人台贡献出自己的所有力量！”他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一生的经历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与河曲民歌的不解情缘。他的生命为河曲民歌闪光，河曲民歌因为他得到更加广泛的延续，二者相依相存，再也无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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