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流民起义与湘阴县的设立张一湖，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湘鄂与黄盖湖的关系?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湘鄂与黄盖湖的关系
巴蜀流民起义与湘阴县的设立
张一湖
（2017年6月29日）
（《湖南地方志》2017年8月刊载）
一、“巴峡流民”与“巴蜀流民”
《南齐书》记载：“巴峡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阳、罗、湘西三县缘江民立湘阴县，从之。”郭嵩焘编撰的《湘阴县图志》和今人编撰的《湘阴县志》，都采用了《南齐书》“巴峡流民”的说法。但是，唐朝房玄龄主修的《晋书》和宋代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却都称其为“巴蜀流民”。
到底是“巴蜀流民”还是“巴峡流民”？作为湘阴县和“湘阴人”历史的一个直接源头，还是应当弄个清楚明白。
（一）“巴峡”与“巴蜀”
巴峡，一般指重庆全境和湖北西南毗邻重庆的恩施、宜昌一带。这里原本是古老的“巴国”的疆域。春秋战国时期，秦灭巴国，置为巴郡。南朝陈的时候，湘阴县境曾被并入岳阳县，随同岳阳郡一起隶属巴州。
巴蜀，则指古代巴国和蜀国两个地方，亦即今重庆、四川两地。大致来说，重庆为巴，四川为蜀。所以，“巴峡”和“巴蜀”，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区域概念。“巴蜀流民”和“巴峡流民”，当然不能够混为一谈。
（二）汉末、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流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话说东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组织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爆发了。自此，中国进入了长时间的战乱当中。为了平息黄巾起义，各地武装集团纷纷兴起，拥兵自重，导致了全国性的军事割据、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魏蜀吴三国在混战中胜出，各自建立了政权。
晋泰始元年十二月（公元266年1月），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而建立新政权，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公元280年，西晋灭孙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天下”重新统一。公元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自公元301年起，西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八位王爷为了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八王之乱”持续六年之久，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百姓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猛爆发。
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西晋灭亡。西晋大一统的局面只存在了51年，可谓昙花一现。
公元318年，西晋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东晋政权以长江流域（淮南、江南）为疆域，而北方广大地区则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沦为“五胡十六国”。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矛盾开始凸显。中原诸侯国采用修筑长城的办法，防止和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至秦朝时更是修筑了万里长城，基本形成了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整体防御。到了西汉，汉高祖刘邦与匈奴人作战，被匈奴人围困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境内），差点死在匈奴人手里。此后，吕后、惠帝、文帝、景帝等，都向匈奴屈辱求和，以求苟安，至汉武帝才对匈奴进行长时间的大规模的征讨，彻底打垮了匈奴。从那时候起，汉朝就禁止北方游牧民族内迁。
西汉末年大乱之后，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新政权建立，需要搞建设，而此时内地由于连年战乱，民生凋敝，人口骤减。为了振兴经济，光武帝刘秀下旨废除禁令，允许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所以，从东汉开始，北方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的人民逐渐进入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这些“外族人”最早主要是作为奴仆被迁入的。到了西晋时期，奢靡之风盛行，世族大量使用“外族”奴仆，导致北方少数民族人民大规模内迁，外族人口与关中一带晋人相差不远，为西晋亡国和“五胡十六国”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八王之乱”后西晋元气大伤，内迁的北方诸民族人民趁机举兵，实行割据，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西晋灭亡后，由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和中原地区。北方民族矛盾加剧，原居住在北方和中原地区的世族，大量向东晋控制区域（淮南、江南地区）迁徙，史称“衣冠南渡”。 加上自西晋以来，天灾不断。西晋永熙、元康（290—299）以后，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大旱连年，“米斛万钱”，大闹饥荒，哀鸿遍野。永嘉（307—312）年间，“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资治通鉴·晋记九》）人祸加上天灾，使得大量百姓失去家园、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因而加剧了民众自北向南的流动，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全国性的移民运动。
（三）巴蜀动乱与“巴蜀流民”
《晋书·帝纪第四·惠帝》记载：
（元康六年秋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冬十月乙未，曲赦雍、凉二州。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将军夏侯俊、建威将军周处等讨万年，梁王肜屯好畤。关中饥，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于六陌，王师败绩，处死之。夏五月，鲁国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
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
从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在陕西境内的氐、羌族人，在齐万年领导下发动暴动。这场暴动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导致关中地区爆发大规模的饥荒和疫病，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关中地区“米斛万钱”。朝廷下旨，允许百姓出卖骨肉以谋生——这可是突破道德底线、遭至千古骂名的事情，可见当时灾荒严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关中百姓不得不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也叫“流人”。这些流民首先来到汉中，然后进入巴蜀。《晋书·李特传》对关中流民迁徙情况作了记载：
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
初，流人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晋书·李特传》的这一段记载，清晰地记录了关中流民进入汉中、再入巴蜀的过程。
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朝廷调益州刺史赵廞入朝担任“大长秋”。这位赵廞是个阴谋家。他掌管益州期间，萌生了像刘备那样割据益州、称王称霸的想法。朝廷的调令，眼看要让他的美梦破产。于是，赵廞铤而走险，决定谋叛。赵廞看中了散在巴蜀的数万关中流民，这些人无田无土，无家无业，甚至无衣无食，正好可以拉拢利用。于是，赵廞打开粮仓，赈济流人。在流人之中，有一个“巴西”（今重庆市西部）人，名叫李特。此人“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沈毅有大度。”（《晋书·李特传》）他是从汉中跟随流人进入益州的。在李特的身边，还有一班亲族、乡党，都是巴西人。由于李特有才干、做事有主意、为人大度，受到流人的尊敬，在流人中很有号召力。赵廞也是巴西人！所以，赵廞与李特一拍即合。李特帮助赵廞召集徒众，起兵造反。稍后，赵廞杀了朝廷委派的益州刺史耿滕，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然而，刚“起事”不久，赵廞就因为忌惮李特的弟弟李庠的威望与才能而将其杀害，赵、李失和、反目。李特率众离开赵廞，占据绵竹。赵廞心知李特必然报复，所以派出军队防备李特，不料他所派出军队被李特一击而溃，李特趁机进攻成都。赵廞众叛亲离，携妻子仓皇出逃，出逃途中被部下杀死。李特攻入成都，“纵兵大掠，害西夷护军姜发，杀廞长史袁治及廞所置守长，遣其牙门王角、李基诣洛阳陈廞之罪状。”（《晋书·李特传》）李特死后，他的儿子李雄再次攻占成都。李雄攻占成都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蜀地遍地饥荒，连李雄的军队也没有粮米。李雄是个有“仁义”之心的人，并没有“纵兵大掠”。《晋书》记载了李雄攻入成都后的情形：
于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郪，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晋书·李雄传》）
李雄的军队尚且要“掘野芋而食之”，百姓的境况更是可想而知。于是成都地区的百姓纷纷流亡，东下江阳，南入七郡。
这里说了两个地名，一个是“江阳”，一个是“七郡”。江阳在四川泸州，位于四川东部，在成都以东。七郡即荆州。东汉时期荆州原下辖七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长沙郡（前三郡基本在今湖北境内，后四郡基本在今湖南境内。西晋时荆湘分治，零陵、桂阳、武陵、长沙隶属湘州）。《晋书》的记载告诉我们，进入七郡的流民，其实是从成都地区流散而来的，是来自蜀地的流民。
至此，我们可以对以上的史料做一个简单明了的梳理：
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陕西境内的氐、羌族暴动，导致大量关中百姓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成为“流民”，也叫“流人”。这些流民首先来到汉中，然后进入巴蜀。
晋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前益州刺史赵廞勾结关中流民首领李特等造反，谋求割据巴蜀。赵、李反目后，李特战胜赵廞，成为巴蜀地区最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
李特的儿子李雄攻入成都，关中流民成为了战胜者，益州本地人（蜀人）受到掠夺、排挤。由于连年战乱加上天灾，大批蜀人被迫离开家园。这些人从成都向东，到达江阳地区，随后进入荆州七郡。后来成为荆湘地区巴蜀流民起义首领的杜弢，就是成都人。《晋书·杜弢传》记载：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弢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晋南平郡，在今湖南岳阳、常德一带。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县境内——作者注）
至此，结论已然揭晓：晋惠帝时期进入荆湘地区的流民是“巴蜀流民”，而非“巴峡流民”。而且，这批流民，主要组成部分是蜀人（即今四川人），而非巴人（今重庆人）。可见《晋书》、《资治通鉴》称“巴蜀流民”是符合史实的，而《南齐书》等称“巴峡流民”，则是偏离史实的。
二、湘阴县的设立
（一）巴蜀流民起义
《资治通鉴·晋记九》记载：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间，数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骧聚众据乐乡反，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令杜苾共击破之。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机讨骧，骧请降，澄伪许而袭杀之。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馀人于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弢等复反，湘州参军冯素与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以杜苾州里重望，共推为主。苾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
杜苾攻长沙。五月，荀眺弃城奔广州，苾追擒之。于是苾南破零、桂，东掠武昌，杀二千石长吏甚众。
《资治通鉴》所称的“杜苾”，在其它地方都被称作“杜弢”。 据《晋书·杜弢传》记载：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弢初以才学著称，州举秀才。遭李庠之乱，避地南平，太守应詹爱其才而礼之。后为醴陵令。
《晋书》及所有史料都称“杜弢”，记叙甚详。独《资治通鉴》称“杜苾”，不知何因。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骧发动流民起义，是在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李骧发动起义的地方名叫“乐乡”。这个地名大概是个县级以下的区域名称，因为在《晋书·地理志》的州、郡、县中，都找不到这个名称。从南平太守应詹与醴陵令杜弢联合击败李骧这件事情来看，乐乡应该在南平郡（今岳阳、常德一带）境内。可是，醴陵却离南平郡甚远。而且醴陵当时隶属长沙郡。应詹为什么要找杜弢来帮忙呢？一是应詹与杜弢有交情，二则因为杜弢本是巴蜀流民，而且在流民中很有影响力，所以，应詹才想起要请这位“老朋友”帮帮忙。——只是没想到，杜弢这一来，竟然给当时的天下帮了一个大大的“忙”！
《资治通鉴》称流民“数为土民所侵苦”。杜弢致信应詹则称：“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平，备尝荼毒，足下之所鉴也。”可见当时流民的境遇是非常悲苦的。李骧起义后，杜弢帮助应詹平定起义，将李骧击败。然而，由于荆州刺史王澄、湘州刺史荀眺接连处置失当，草菅人命，于是激发了更大规模的流民暴动。本为巴蜀流民的杜弢被推为首领。杜弢领导的巴蜀流民起义，一度占领湖南全境，北上武昌，东入江西，西联巴东，成为晋代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流民起义。
（二）陶侃平定流民起义
《资治通鉴·晋记十》载：
（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周顗屯浔水城，为杜苾所困；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之，苾退保泠口。侃曰：“苾必步向武昌。”乃自径道还郡以待之，苾果来攻。侃使朱伺逆击，大破之，苾遁归长沙。周顗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参军王贡告捷于敦，敦曰：“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为荆州刺史，屯沔江。
陶侃担任荆州刺史，成为征讨巴蜀流民起义的主要将领。经过两年作战，陶侃取得了上风。杜弢向晋丞相司马睿（后成为东晋开国皇帝）请降。司马睿不许。杜弢又写信给应詹，请应詹帮忙求情。杜弢在信中说：
吾远州寒士，与足下出处殊伦，诚不足感神交而济其倾危。但显吾忠诚，则汶岳荷忠顺之恕，衡湘无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纳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艰，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颙颙十余万口，亦劳瘁于警备，思放逸于南亩矣。衡狱、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贰，血诚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门而已。
应詹对杜弢深表同情，于是将杜弢的书信呈送朝廷，并上言道：
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优，干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贞心坚白，詹所委究。李骧为变乐乡，劫略良善，弢时出家财，招募忠勇，登坛歃血，义诚慷慨。会骧攻烧南平，弢遂东下巴汉，与湘中乡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凭结。论弢本情，非首作乱阶者也。然破湘川，实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间，遂使滋蔓。按弢今书，血诚亦至矣。昔朱鲔自疑于洛阳，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鲔感义归诚，终展力报施，受封侯之宠，由恕过以录功也。詹窃谓今者当圮运之会，思弘远猷，故齐赦射钩之诛，晋贳斩袪之戮，用能济冀戴之高勋，隆一匡之美誉，况弢等素无斯愆而稽颡投命邪！以为可遣大使宣扬圣旨，云泽沾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则上下交泰，江左无风尘之虞矣。
晋愍帝接纳了应詹的意见，下诏赦免杜弢等罪，并任命杜弢为巴东监军，晋愍帝还派遣前南海太守王运前往受降。
王运宣旨后，杜弢诚心归顺。但是，没想到官军将领为了抓住最后机会捞一把功劳、油水，不但不“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趁机攻击杜弢，使杜弢蒙受很大损失（这件事反映出当时地方军阀对于朝廷的“贰心”）。杜弢大怒之下，杀了钦差王运，向官军出击，并派部下攻占了豫章（今江西南昌）。但是，在多路官军的围剿下，杜弢派出的各路部队很快纷纷失败（分兵为兵家大忌，然诸葛不免）。
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陶侃率部与杜弢对阵。杜弢派部将王贡出战。王贡很轻佻地将脚横在马背上，一副不把陶侃放在眼里的样子。陶侃对王贡说：“杜弢为益州小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天下宁有白头贼邪？”王贡听了陶侃的话，就把脚从马背上放了下来。陶侃知道王贡可以劝降，于是派遣使者去劝说王贡。陶侃还把自己的头发剪下一把，指发为信。王贡遂投降了陶侃。王贡投降后，杜弢所部立时崩溃。杜弢逃走，有的说死于道路，有的说不知所终。陶侃与应詹收复长沙，湘州全部平定，历时五年之久、波及今湖南、湖北、江西、重庆等广大区域的巴蜀流民起义被彻底平息。
陶侃一句“卿本佳人”，至今仍被经常使用，只是，今天大家说的“卿本佳人”意义已经大不相同了。
（三）湘阴县的设立
晋建兴三年（公元315年）八月，陶侃平定荆湘巴蜀流民起义后，荆州、湘州地区的流民归于相对平静。但是，流民始终没有自己固定的家园。160年后，公元474年，此时已是南北朝时期南方继东晋之后的又一个朝代——宋，湘州刺史王僧虔为了安置巴蜀流民，奏请刘宋朝廷设立湘阴县。
陶侃平息巴蜀流民起义，王僧虔设立新县安置巴蜀流民。这是一碗饭分两口吃。所以，可以这样说，陶侃为湘阴县的设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王僧虔则是在陶侃打下的基础之上，顺利完成了设立湘阴县的历史使命。所以，湘阴县的成立，与陶侃和王僧虔二人关系重大，没有陶侃与王僧虔，也许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湘阴县”这三个字。
陶侃后人中有东晋著名大诗人陶渊明、清道光第一能臣陶澍等。王僧虔则是更是身世显赫，他出身琅琊王氏，是东晋丞相王导第五世孙，大书法家王羲之第四世族孙。
编辑：子禾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