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于“民主”历来极其重视，在他心里，“民主”不仅是一种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抗战时期，在延安这块实现其理想民主的第一块实验地上，中国共产党人大获成功。
延安的民主选举公开公平公正，一切由老百姓的意见为准。但这是一般的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还有不一般的一面，有着“强制规定”的时候，那就是在被选举人的“成分”上。
普选产生的第一届边区参议会的议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民意机关成了共产党人的“一统天下”，但这种结果却是完全按照民主程序得来的。如果从程序来看，这样的结果是有效的，但实质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真正的民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经验不足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囿于传统习惯和共产党人的巨大影响。
怎么解决呢？1940年6月3日，毛泽东提出了解决办法：三三制。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极其广阔的胸怀、极其高远的眼光、极其自信的魄力才能想到、做到。当时颁布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党内许多干部想不通，有抵触情绪。有的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有的则说，我们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只占三分之一的人数，这不是失去政权了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举例说：
许多同志,对地主、士绅参加政权放心不下:“从地主豪绅手里夺过来的政权,流了多少血,怎敢又随便让他们进来!”“大革命时咱们被国民党赶跑,现在实行三三制,敢保不再上当?”乡上同志讨论候选名单,提到工农分子时,啊,好成分!提到某某是地主,大家就低下头去,不做声。
农民，尤其是贫农、雇农对此非常不能理解，他们记起了过去如何受压迫，又如何翻身的经验，对三三制政策就多怀着疑惑或忧虑的心情:“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没有他们该可以省去多少麻烦!”清(涧)、绥(德)等地的农民甚至气愤地说:“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这么多呢？三分之一呀!”
种种疑虑，不一而足。
对此，毛泽东决定上课了，利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大家都比较集中的时机进行一次宣传教育。参加上课的有共产党的同志、身上沾着黄泥的农民、穿着工装的工人、从前线归来的官兵及穿着长短装的党外民主人士等等。
毛泽东的课很长，这里我们选择一部分精彩的内容来共同温习：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
……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
“我向各位保证，我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毛泽东的这一精彩的演讲，完全征服了党外人士，同时也说服了党内同志。在这一届边区参议会上，参议员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高岗当选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当选为副议长，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在选举边区政府委员时，18名当选者中共产党员有7人，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时，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然后按得票多少的顺序，改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为政府委员。
从此，延安——这一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样板，就在“三三制”原则的指导下运转起来了。
那么，由民众“直选”出来的和由“三三制”组成的参议会究竟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真的能够代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利益，实行民主执政、民主理财吗？这里，我们读一读一位美国记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的一段文字即可对此作一个大致的了解。1944 年，这名美国记者曾旁听了延安市政府与市参议会的一次联席会议，并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这是延安市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与延安市政府的联席会议,参议会是由延安市的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选出来的。有几个是农民,赤足、短棉袄,吸着烟袋,剥着西瓜子,倾心的谛听。另有几个是典型的旧式商人。市长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穿着蓝制服,他正向会议作报告。最近数月的好工作的例子……坏工作的例子。一个农民插嘴说道:“一切的规则,我们都照着做了,现在很卫生了;两年来没死一个小孩;这是从前一点没有的事,往日咯,每年总得死几个。”市长提出开荒超过计划的数目字,几个人极为热烈地提出了详尽的批评。他继续说到,在生产运动之下,被动员来参加纺织和其他家内工业的家庭数目。
后来作者又未经通知就闯进去的另一个会议室，其中全是一个专员区的参议会的非共产党的参议员：
大约六十个人挤在一间大会议室里,桌椅都很粗糙,有农民,有地主,也有商人、绅士。他们似乎是很满意这新的机会,喝茶、剥瓜子、吸烟,不在乎地打断别人的话。这些男人和女人的态度使人觉得他们是热心自治的小学生;他们说的话看来都正当而切实。他们谈论着成功和缺点,对上级机关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显然，通过这样的会议，作为农民参议员不仅可了解政府的计划、工作情况，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不仅能够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样也可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农村的事务受到重视，农民的问题得到解决。正如记者所言:“在共产党参议员和非共产党参议员全部参加的会议外，一切民选机构中，最近都为非共产党的参议员召开特别会议，目的是在使那些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不政治的人士活跃起来，并且使他们不受共产党的任何影响,更明确地表示老百姓的意见。”
1944年，来延安访问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见证了这一点。他在文章中写道：
今天，外国记者应邀列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在27名委员中，出席的有22名……这些委员中只有8名是共产党员，其他人中1名是国民党、1名是救国会，2名是无党派人士。从职业上分，与会的政府和常委委员中有1名是地主、6名是较小的士绅、几名知识分子和教师、1名医生、1名士兵、1位留着长须的毛拉（伊斯兰学者），还有店员、佃农和贫农。
我进会场的时候，政府委员（非共产党员）、62岁的老农民刘培芝正在对政府实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见……接着站起来发言的是绥德县长何祝三（国民党员）……大胡子、大个子的穆斯林毛拉马圣福的发言提纲是用阿拉伯字母拼音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教育部副部长（救国会成员）说，部里根据大家的批评检讨了工作……前国民党民团首领、现在经商的高嵩山说，他不懂政治，但他清楚地看到边区是在实行三民主义……
休会的铃声响了，与会者——他们穿着中国农民的衣服或棉布制服，我在边区还没见到穿西装或长袍马褂的——松开上衣领子，分散到屋后的方桌旁边，有的喝茶，有的嗑瓜子，还有一拨人拿出一副本地制作的扑克牌来，开始聚精会神地玩一种很像‘兰米’的牌戏。
亲眼所见了这一过程，爱泼斯坦感慨地说：
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事的方式和语言。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
就连美国人白修德、贾安娜都惊赞:
“批评和讨论的自由的确毫无限制的,对于一个方针的执行不当,对于无论文武当局的失错,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批评,事实上,共产党人经常地在进行着我检讨的整风工作,他们总是用一面放大镜子在那里检验着他们自己的过失。他们痛击着自己的胸膛以保证自我的改进……,这种行政上的批评自由形成了中国农民所从未有过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成了这个社会里的平等公民。”
封建专制统治几千年、灾难深重的黄土地，开天辟地地领略到了“民主”的风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纯朴的农民，第一次翻身当家做了主人。这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有如此的胸怀！如此的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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