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孔子被分裂成两个形象。
第一种认为孔子是个非常迂腐不懂变通的人。孔子秉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信念，不管前路有多么艰辛，未来看不到希望，孔子还是毅然前行。
他去齐国，梦想在齐国从政做出一番恢复周礼的大事业，差点被人陷害，赶紧跑回鲁国。在将近知天命之年又在鲁国从政，结果很不如意，只能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希望游说诸侯成就理想。晚年孔子依然不肯退休，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化研究和教育传播工作，一生可谓是凄凄惶惶非常紧张。当时很多隐士都讽刺他，甚至弟子们也不理解，但孔子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头也不回地往南墙撞。
第二种认为孔子是个滑头主义者。因为他说过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的人，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没有非要固守不能改变的事情。孔子在处事方法上主张的“中庸之道”，更是被很多人认为是极其庸俗的和稀泥、墙头草，教人混社会的学说，而孔子更是成了老滑头。
事实上，这是对孔子莫大的误解。孔子不是个迂腐的老头，更不是个庸俗的滑头，用孟子的话说，他是“圣之时者”，是圣人中最懂得与时俱进、最善于通权达变的人，是圣人的集大成者。
孔子既不迂腐，也不滑头。他是真正践行了儒家“中庸之道”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家。
通俗地说，“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守住中道的平衡点，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合适才最好。我们做人做事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做法，保持动态平衡。这种人生方法论被儒家认为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为崇高的境界。
让我们来看孔子是在什么样情况下，说“无可无不可”的。
《论语微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说：“伯夷与叔齐是属于志节不受委屈，人格不受侮辱的人！”又说：“柳下惠与少连，志节受委屈，人格受侮辱，可是言语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又说：“虞仲与夷逸，隐居起来放言高论，人格表现廉洁，被废合乎权宜。我与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一定要怎么做，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对于是仕与隐，孔子并没有一个极端的观点，一定要像伯夷叔齐那样坚决隐居，也没有像柳下惠那样历经三次被贬还是在朝廷做官。孔子说“无可无不可”，只要合乎“仁与义”，在合适的时机做该做的事，而不是顽固僵化不知变通。
那么出仕途与隐退的时机是什么呢？
孔子说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倘若国家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那就应该出来做官帮扶正义；如果国家混乱黑暗以权谋私,那就应该辞官归隐，而不是助纣为虐或尸位素餐。
可见，在孔子看来，做事的标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对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定论，关键要“合道”,也就是合情、合理、合义。
正直是君子之德，是孔子非常推崇的品德，但正直过了头就变成了固执。孔子有个弟子叫微生高，是个非常正直固执的人。邻居向他借醋，他不说没有，而是偷偷借别人的醋再借给邻居。孔子说微生高正直得有点过分。微生高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约定在河边的桥柱子下见面，结果姑娘没来洪水来了，固执的微生高抱着柱子淹死了。在孔子看来，正直是美好的品质，但是过了头就会有性命之忧。
勇是儒家推崇的品质，但孔子认为勇猛过了头，也会有性命之忧。子路是黑社会古惑仔出身，做事非常勇猛，动不动就喜欢砍人。孔子很不喜欢子路的这种性格，经常劝他不要动不动就怒发冲冠，否则的话可能不得好死。最后子路真的在与敌人的战斗中被砍成肉酱。虽然做了烈士，但子路本可以不死。
儒家人伦的核心是孝，但孔子认为，孝过了头有性命之忧。曾参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他和老爸在田里锄草，曾参一不小心把瓜藤锄断了。老爸就拿棍子狠揍曾参。曾参被打晕了，醒来后为了不让老爸担心，还忍着疼痛假装开心地弹琴唱歌。
孔子听说后要开除曾参。曾参很委屈，问孔子说老爸打我难道我要跑吗？孔子说跑不跑要看你爸爸手里棍子的粗细，细棍子就挨一顿揍算了，粗棍子你不跑还想被打死啊？此乃“大杖则走，小杖则受”。
这样的孔子是个迂腐的老头吗？肯定不是！是圆滑的机会主义者吗？显然也不是。他是一个处理问题极为灵活的哲人。
孔子和弟子们周游列国时，从陈国逃离路过蒲乡，遇到一伙叛乱分子。弟子们和叛乱分子打得难解难分，于是大家就谈判。叛乱分子说孔子和弟子如果不去卫国,就放他们走。孔子答应了。然而，孔子一出东门，就跟学生们说立即赶往卫国。子贡问，这样我们不是违背了盟誓了吗？孔子说，当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了，要挟之下订的盟约，神是不会认可的。
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一方面表现出对人生理想和价值信念的坚守，另一方面，在实际处理问题时，又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这就是儒家的通权达变的思想。
通权达变不是毫无原则的墙头草和稀泥，权不权变不变的标准是义。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就行。
而孟子同样说的很明白。孟子说过，“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假如一个人坚守誓言，说到一定要做到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突破底线和原则，这样的人就是小人，而真正的君子，说的话不是一定必须不讲原则的去做到，行为不是一定不分原则的去执着追求结果！而是要看是否符合道义！
对孔子这种灵活的处事方法，孟子崇拜的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孔子可以做官就去做官，不能做官干脆休息。所以，孔子又被称为“圣之时”,是识时务的与时俱进的圣人。
因此，孔子既不是迂腐的老头，也不是庸俗的滑头，而是一个进入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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