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文正”被视为文官最高级别的谥号，获此殊荣者仅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八人。
让人颇觉意外的是，这八个“文正公”清一色都是汉臣，这对于奉行“重满抑汉”国策的清代而言，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那么，文正为何只有汉臣能获得，难不成满、蒙大臣中就无一人够格吗？答案是肯定的，满蒙旗人还真就难以获得这一至高荣誉，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是学历不行就是品级不够按照清代的谥法制度，凡是以“文”为谥者，必须是翰林出身。这是最起码的学历要求，除了学历外，级别也是硬性规定，只有二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以“文”开头。
事实上，给谥的要求比规定的还要严格，《清史稿》记载：“定制，一品官以上予否请上裁，二品官以下不获请。”，此外还有“非翰林不以文谥”的惯例。
这就说明，就算是做到了二品也未必会给谥，给谥也不一定以文开头。整个清代文官获谥的总人数仅有四百余人，显然这个数字还是十分稀少的。
满、蒙大臣大多是以侍卫、世职入仕的，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都很一般，甚至还有不识字的。
清代共出了二万多个进士，其中八旗进士仅有1417人，与排名第七的山西省进士数量相当。
需要注意的是，旗人进士的含金量不能与汉臣相比，如果让他们与汉人一起答同一考卷，那么毫无疑问，旗人的进士数量可能都难以破百。说到底，论文学功底和考试，旗人与汉人相差甚远。
此外，八旗进士中能成为翰林的又少之又少，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统计，但大抵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不过话又说回来，少是少了点，可毕竟旗人翰林还是有的，这就表明他们也有机会获得“文正”。
然而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但凡是旗人如果没有被逼到走投无路，是不会去走科举这条路的。而选择科举入仕的这些旗人，基本上也都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
不难发现，清代各朝凡是有权有势、位极人臣的旗人，几乎都不是进士出身。比如索额图、明珠、鄂尔泰、傅恒、和珅、阿桂、荣禄等，不是以承袭祖上爵位，就是以侍卫起家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葩的局面，有资格获得“文正”的旗人官员级别不够；而级别够的旗人学历又不达标，这就是旗人谥号不予文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统治者向来标榜满汉一家，此为噱头。在政治上满、蒙旗人享有特权，京城乃至外省，凡是最重要的官职一般都不授予汉臣。
汉臣不掌权自然就不会威胁满清的统治，那么给点荣誉头衔予以拉拢就显得很有必要。比如科举考试，向来一甲三名不取旗人（蒙古旗人出了个状元特例），就是二甲前五名中，一般也不会有旗人。这就是清代皇帝玩心眼，意思就是告诉天下臣民，大清还是重视汉人的。
与科举一样，给谥纯属象征性的荣誉，有最好没有也不打紧，在满足旗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把最高级别的文正和以“文”开头的其他谥号赐给汉臣，就会体现出皇上天恩浩荡。
其三、文正一般都与帝师挂钩就如开篇中提到的八个文正公，除了曾国藩、刘统勋之外，几乎都有帝师的身份（汤斌仅给太子胤礽当过老师，勉强算一个）。
给皇上当老师是为臣者的至高荣誉，可遇不可求。清代皇帝固然对汉臣有防范，但在教育皇子方面，无一例外偏向汉臣。
满、蒙旗人给皇子、皇帝当老师的也不是没有，只是他们教授的都是骑射、语言一类的，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还得依靠饱学的汉人。如果没记错，旗人中倒是也出过一位大学者，他就是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帝师徐元梦，但也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
当过帝师只是赐予文正的一个附加条件，清代对文正的定义有着严格的限制，按照规定，符合予谥的大臣死后，礼部就会拟定几个谥号呈皇帝御览，最终定下谥号。
同时又规定，“文正”的拟定权不在礼部，必须是皇帝亲自定夺的。就如文献中所说的：“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之。”
“无愧完人”就是文正谥号的准确定义，如此苛刻至极的条件，试问又有几人能及呢？
当然，武职官员的赐谥问题就要另当别论了。武将获得高级别谥号，前提就是“军功”，在这方面反而是旗人占据优势地位，原因无他，旗人比汉人更有机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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