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这座楼阁，是一个时光收藏家比其收藏更丰富的，是千百年来相守相望的这湖水，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最有名的古散文?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最有名的古散文
沈念：被时光遗佚的画卷眼前的这座楼阁，是一个时光收藏家。比其收藏更丰富的，是千百年来相守相望的这湖水。
站在景区的西南角，能远远地望见枝繁叶茂中露出一角峥嵘的楼阁。日薄西山，辽阔的湖面上荡起一圈圈镏金的水浪。游客散离，脚步寥落，从市井闹声里蛰伏了许久的安静，慢慢地伸长无数细密的藤蔓，紧紧攫住楼阁的四角，高高地把它悬在静水流声之上。透过暮色，仿佛能触摸到历史深处的某些画面。
900多年前，也就是宋仁宗庆历六年的某个夜晚，正是秋季，凉意一寸寸地攀爬上范仲淹的肌肤。这位北宋名臣鬓角斑白，日子过得并不舒畅。这一年，他被贬知邓州。
略显拘谨的书房内，灯火将范仲淹清癯的脸庞在墙上打出虚弱的剪影。他慢慢展开驿使送来的山水画轴。他并不熟悉画的作者，但送画来的滕宗谅是他多年的好友。这位被更多人记作“滕子京”的友人，与他的命运相似，同样是遭贬的落魄官吏。两人各处异地，唯有纸上飞鸿。
画幅在手掌挪移间徐徐拉开，刹那间，范仲淹看到了水——曾在太湖、西洞庭湖生活游历过的他，对水有一种从心底迸发的欢喜——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水一直流淌到目光的尽头，连同那些大大小小的帆影。近处呈现的，是从高大林丛中生长出的一幢三层纯木结构的楼阁——四柱高耸，檐牙高啄，金碧辉煌，仿似一只腾空的鹏鸟。楼筑建得很雄伟，范仲淹一眼就洞穿了好友的心思。
谪守巴陵郡，濒洞庭，临长江，流水匆匆中隐匿的无奈凄凉压得滕子京心头沉甸甸的，但水所能生发的大气象又让他精神一振。贬谪，这一多数古代文官都历经过的政治“棒击”，轮到滕子京头上时，一定也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所幸的是，适时调整心态的他，在被贬之地开始书写政治生涯中的崛起之作。
这一贬，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一座城市。
在滕子京到岳州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一朝廷的弃儿，先后从庆州贬至凤翔，继而贬至虢州，后又于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待在岳州的时间是从庆历四年春到庆历七年初，后调任苏州。他以忍辱负重、殚精竭虑的三年时间完成了在今天看来都十分重要的三件事：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筑偃虹堤。即使有人称之为政绩工程，也堪称大手笔，且为民生实事。
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这是一种压抑太久之后的释放。一个负罪的贬官，一趟失意的仕途，一场坎坷的人生，足以使人消沉、颓废，但他忍辱负重并勤于政绩，把个人的惨淡悲伤丢在了历史的风中，以“古仁人之心”和“先忧后乐精神”赢取人生美誉。
滕子京并未忘记“请”来三位文坛高手的文章：尹洙的《岳州学记》、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当然最重要的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他在给范仲淹的信《求记书》里说：“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言外之意，滕王阁的著名是因为有著名的《滕王阁序》。为了说服好友动笔，他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从而“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之外”。思虑周全的滕子京还想到，让当时身在邓州的范仲淹千里迢迢来一趟，耗时费力，还不能确定是否成行，不如画幅实景图，“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渉毫之际，或有所助”。
这幅历史上最早描绘岳阳楼的画卷，因此诞生。
范仲淹所看到的那幅山水画，也许见不到人，但又无处不显示着人的存在。帆船、楼阁、林荫、曲径通幽的小路，都是人活动密集的所在。在以水运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时代，洞庭湖边，人的存在大概就如同我们今天在火车站、机场看到的络绎不绝的人流。
仍然回到庆历六年那个秋凉如水之夜，范仲淹端详着画。他一会儿看看楼，一会儿看看水。这幅画应该是竖轴的，上下流动的水波，让画幅得到延伸。他的视线仿佛穿越舒缓的线条和纸幅的局囿，从一个有限的视域里，看到了洞庭湖的朝晖夕阴，看到了水的波澜不惊，也看到了岸芷汀兰、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在敞开的思绪里，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一时难以掩抑内心情感的涌动。浩荡的皇恩不会降临到每个入仕者身上，每个遭遇贬谪的人都在寻找、辨认着夜深后前行的路。范仲淹看到了来自好友内心深处那股执拗的勇气——这看似微弱实则强悍的勇气，必然成为那个朝代最珍贵的所在。他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来评价好友滕子京，其实也是在安慰自己、表达心迹。“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是他在滕子京死后所写《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中的话，意思是说滕子京是一个既有名望又有才气的人，然而他性“疏散、好荣进”“负大才”，又“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所以“为众忌嫉”，招人谤议。天章阁待制相当于宫廷中的“图书馆长”，这是滕子京所获的最高官职。但略窥其政绩，他又是一位为国为民“保边兴利”的历史人物。
一个人，一群人，心迹皆在敞开的思绪和飞扬的文字中袒露。
《洞庭秋晚图》成为范仲淹打开视野的一个动力原点。然而它出自谁之手，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面目，已经无迹可寻了。它仿佛一阵风，为催生《岳阳楼记》而存在过，而后悄然隐遁于茫茫夜色之中。
许多次站在岳阳楼前，观闻洞庭湖的夏涨冬落，奔流不息。年复一年，汩汩涛声传递的依然是家国天下的情怀。而那被水的行走带离的，不仅是不复返的时间，还有那些隐藏在时光角落里的秘密。因为秘密，岳阳楼便有了多变的叙说。
（作者为青年作家，已出版文集《时间里的事物》《鱼乐少年远足记》，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光明日报》2015年05月29日 15版）
陈世旭：风雨南华寺那一年，南雄关外的梅树著花未？那一月，粤北的木棉花是否格外烂漫？那一天，南华寺对面的大小山峰是否也像今天一样迷茫在烟雨？
弧形的南岭山脉，丹霞峰林起伏，曲江曹溪蜿蜒。曾几何时，来自天竺的僧侣“掬水饮之，香味异常，四顾群山，峰峦奇秀，宛如西天宝林山也”，预言“吾去后170年，将有无上法宝于此弘化。”677年，惠能如期而至，与预言相距175年。驻锡授禅凡37年，成《六祖坛经》。南禅一花五叶大播天下。713年，惠能坐化。其肉身成胎，夹苎塑成“六祖真身”。南华寺因之著称于世。旷达如苏东坡亦不免执着：“不向南华结香火，此身何处是真依？”严正如文天祥亦心向往之：“有形终归灭，不灭惟真空。笑看曹溪水，门前坐松风。”
我来南华寺，行走于迷茫。香客接踵，信众熙攘。燃烛跪拜者，多少人只为祈福，多少人诚心问道？莲花盛开，多少人花篮空空，多少人芬芳满心？来来去去，多少人依旧是迷人，多少人豁然贯通？
风雨如晦。心怅然。
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五祖弘忍，额上三击，独立灵岩望江南，不闻鼓乐踏歌声。一声珍重，寒彻满天星。
成就圣者的路途一样坎坎坷坷。幼年丧父，砍樵奉母，也许贫寒离真谛最近。
破碎的皂袜芒鞋，在扬尘的乡野踉踉跄跄。褴褛的宽布大衣，在曲折的峡谷飘飘摇摇。身后是满含了杀机的追风，前面是来时已熟稔的故土。悄无声息地，圣者被遗落在林木茂密的湘粤褶皱。群星闪烁，野火远燃，新月从树梢落入潭底。圣者匆匆的步履浸渍晨露，晨露浸渍旅程。
荒园的野草枯了又生，穷乡的野花开了又谢，山雀子噪醒岭南岁月。竹林外幽幽一潭，盛着绿荷的阔叶。芭蕉在窗外颤抖，消磨了多少暗夜。茅檐泥墙下，雨痕是岁月的说明。没有香烟绕上殿宇，没有飞檐下的铃铛在午夜丁零。别后音书两不闻，遥知谣诼必纷纭。夜静兀自对残灯，谁识我，茫茫苦海任浮沉，无怨亦无憎。淡淡把旧页掩上，期待来日的黎明。
沉沦痴迷的众生，如同月亮背面的鸢尾，不被太阳温暖，也无法自我温暖。
唯有圣者超然。
听流水潺潺过庭前，看落叶寂寂飘阶下。斋堂里青菜豆腐和水煮，瓦檐下晨钟暮鼓答青磬。经书在案上翻动，念珠在指间轮回，袈裟飘忽在雨巷，菩萨微笑在莲座。没有孤独只有永恒，安详是直照心底的暖意。圣者千年的肉身沉寂在庙堂最暗的深处，却让觉悟的心灵一片灿然。
迟子建：紫气中的烟火房子跟人一样，老了也会生皱纹。而历史往往就掩藏在那一幢幢老房子的褶皱里。
能够留存下来的老房子。大抵都是有着不凡身世的。要么是皇室贵族、达官显要的宫殿和城堡，要么是富贾天下的阔商的豪宅大院，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所以建筑史上的杰作，往往与权利和金钱是分不开的。宫殿上那些经过了千百年风雨仍然无比灿烂的琉璃瓦，与被岁月风雨侵蚀后大批大批倒塌或歪斜了的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民居虽然温暖、朴拙，但它身上泥土的成分太多，等于是肉做成的，摧折也快。而宫殿可以说一石一木，都是由工匠们精心烧制是由骨头筑就的。
我不喜欢阳光，而喜欢雨。阳光是人的铺路石，而雨是人的绊脚石。雨一来，街市中的人气就寥落了。这时候最适宜到老房子游览。
我在一个微雨的夏日午后走进沈阳故宫。雨丝时有时无，太阳若隐若现着。被忽明忽暗的天色和薄雾笼罩着的故宫，有点海市蜃楼的意味。
游人果然因为雨丝的落脚，少而又少。一座远离了人语的宫殿，就是一本干干净净打开的大书，可以激发人凭吊的情怀。
沈阳故宫也被称做“盛京皇宫”，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天命十年开始修建的宫殿，可惜他在定都沈阳后的第二年就晏驾归西了，留下的未完成的建筑，是由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建造的。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于1636年在此登极称帝，改国名为“大清”，所以这里也可称是大清的奠基地。
我最先进入的是那些“偏殿”，它们大都是侍奉皇族的那些下人的居所。一座座灰色的小屋子看上去乌蒙蒙的，是那么的清冷，让我仿佛听到了夜半时分寂寥的梆声。
大正殿是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宫殿，远远望去，它很像公园里那些随处可见的八角亭。不过走到近前，当你的目光与南门两侧柱子上盘踞着的两条栩栩如生的金龙相遇时，还是明白它终归不是寻常百姓可以驻足的亭子，仍然带着股帝王君临天下的霸气。尤其是大正殿的古色斑澜的天花彩绘，那“万福万寿万禄万喜”的篆书汉文与含有吉祥意味的梵文以及龙凤图案交相辉映，让人顿时嗅到了二百五十多年前的宫内的繁华气息。大正殿是处理政务、颁布诏书、召见大臣之地，充满了政治色彩，这样的殿堂在我眼里缺乏人间烟火的气息，所以在它面前站站脚就走开了。
沈阳故宫中，最让我动心的就是后宫，它其实就是皇太极的家。沿着石级向上，穿过高高的凤凰楼的楼阁，也就到了皇太极和皇后的居所——清宁宫。
清宁宫的两侧是六座配宫，其中有四座是皇妃的寝宫。这四位皇妃都来自蒙古部落，其中宸妃和庄妃两姐妹尤为著名。
在这些建筑中，除了殿顶的琉璃瓦和檐下的彩绘呈现出别样的绚丽，居所里面却是布局简单：粗砺的锅灶、宽大的万宇炕、古朴的屏风，看上去庄重朴素，体现了满族人传统的生活习俗。如果说正中的清宁宫是一位敦厚的男人的健壮的身躯的话，那么左右对称着的皇妃寝宫就是这个男人张开的宽厚的双臂。他揽入怀中的，正是与他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女人。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能像清太宗皇太极那样，身上既有英雄的传奇，又有爱情的传奇。
宸妃和庄妃这对姐妹是皇后的亲侄女，她们先后成为了皇太极的皇妃。在这些人中，最为皇太极宠幸的，是关睢宫的宸妃海兰珠。海兰珠入宫的时候，她的妹妹庄妃已经跟着皇太极近十年了。皇太极对海兰珠无比钟情，所以后人喜欢用“后来者居上”来评价海兰珠。当宸妃生下皇子后，皇太极喜不自禁，大赦天下。然而好景不长，皇子出生后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宸妃受到打击，三年后终于一病不起，撒手离去。皇太极抚尸恸哭宸妃的佳话，可谓广为流传。
除了宸妃和庄妃，衍庆宫和麟趾宫中的两位皇妃也值得一提，她们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妻子。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被皇太极打败，逃至青海郁郁而终。林丹汗死后，众叛亲离，他的两个妻子先后归顺了皇太极。
爱妃海兰珠的离去，使皇太极忧思沉沉，一年多以后，他端坐在清宁宫里，猝然倒下。我想他最后所看到的情景，一定是关睢宫冷落的门庭。
我在清宁宫的后面，看到了宫中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一座烟囱。它底阔顶尖，笔直向上。两百多年前，清宁宫中的烟火就是从这里袅袅漫出的。先前我曾在宫里见过乾隆御书的“紫气东来”匾，我想真正的紫气就是从这座烟囱中升起的烟火。它虽然消散了，但在它的周围，后世的人间烟火，仍然丝丝缕缕、团团簇簇地升起来，生生不息！
我听见了雨滴从那皱纹重重的清宁宫的飞檐下滑落的声音，那么的曼妙，带着股旧时代迷离的音色，仿佛在为已逝的烟火，声声唱着挽歌。
李登建：春秋寨忧思烟雨迷蒙，鲤鱼山宛然一帧水彩画。可那位大画家尚嫌气韵不足，仍一遍遍地濡染。花的红洇开，草的绿涨满，饱和的色彩从花瓣、叶梢一串串往下淌，泥土都被浸透了。石头却没有在泛滥的色彩里溶解，只是颜色深了些许，原来是灰白，现在近于黑色，一种质地坚硬的颜色。漫山漫坡，草木稍不留神，这样的石头就裸露出来；其实草木遮掩的地方，也尽是这样的石头，石头的一只只尖角已拱破薄薄的土层。山本来就是石头的王国。才到半山腰，草木明显稀疏，丛丛簇簇巨大的石头叠加、积压在一起，好像大山健壮躯体上饱满结实的肌块。峭壁刀削斧劈，那是他劲拔的前胸。这是一个身上蕴藏着无穷蛮力、铁青着脸、一言不发的威猛武士，谁也打不垮他。再往上走，更为奇特的景观出现在眼前：武士宽阔的肩膀扛起一座拥有150间石屋的古山寨！这座古山寨系五霸之一的楚国为抵御外敌侵略而修筑，经历了数千年的金戈铁马。我们就是奔它而来的。
而我，还怀了一份心愿——拜谒关公。建安二十三年，关公与占据襄樊的曹仁对峙，曾驻扎于此。我很快找到关公的居室，果然见到了他。他端坐在几案前，一手托着一本厚厚的书，一手捻动长髯，心神专注，都没抬眼和我打个招呼。关公读的是《春秋》，他十分喜爱这本尊崇正统、大谈仁义的鲁国史书，外出征战也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看几页。关于《春秋》，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次关公兵败被迫降曹，曹操故意安排他跟刘备的两个夫人同处一室。谁料关公整夜守在房门口，借着月光读《春秋》。曹操没看到“好戏”，听到的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的铿锵有力的诵书声。在暗处偷觑的曹操悻悻而去，这是仁义道德的胜利。
我又看到，关公读书两个时辰，眼睛发涩了，他起身出屋，沿着巡道走，他要查看一下兵营，这是他每天都不疏略的事。夜已深，除了哨兵的身影在晃动，训练了一天的将士们都已熟睡，山寨一片静寂。他先去北碉楼，那是山寨的北大门，扼守着通往宜昌和巴蜀的要道，怎不最牵动他的心？北碉楼上下三层，雄踞于层峦叠嶂之上，一米多厚的墙壁全是由大方石垛起来的，石门如同两扇磨盘，可以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这石头构筑的堡垒啊！”关公抚摸着城墙，一丝微笑浮上他重枣色的面庞。
西风猎猎，箭垛上“关”字大旗鼓得满满的，也撩起他的战袍。空气里多了几分寒意，而清冽的月光却愈加明亮，落在石头上发出碎银的脆响。关公从瞭望孔望了一会儿，山脚下虫鸣如琴，远处，汉水对面的曹营也没有什么动静。他要再去南碉楼，转身的一瞬，猛然发现，顺依山势迂回而建的山寨，自北向南呈条形布局，形状酷似他的青龙偃月刀。那青龙偃月刀谁人不晓？两米长，八十二斤重，在赤兔马上一挥，呼呼生风，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绰号“虎头”的名将颜良，头颅硬不硬？那可是铸进了钢筋的，也经不住它轻轻一抹呀。此刻，这把大刀的刀刃在月光下闪闪烁烁，像是刚刚磨砺过，其锐利，其英气，昭然炫示。“对，能攻能守，山寨是我的另一把大刀！我有两把青龙偃月刀了，还有什么不能征服？”
走了数步远，关公停了停，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向小山村陆坪——白天他每经过这儿都这样——虽然从这里看去模模糊糊，对关公来说，却是了然于心。这个荆山山脉环抱的小山村得天独厚，碧波粼粼的茅坪河逶迤着从中间穿过，两岸土地肥沃，庄稼茂长，农人执缰喝牛在田里劳作，乐而忘返。可是当战火燃起，两军交锋，杂沓的马蹄踩断细细的阡陌，男女老少纷纷外逃，有的跑到山寨避难（他们都得到过关公的善待、抚恤），有的钻进深山山洞里藏身。战事过去好多日子，凋敝凄冷的小村才慢慢恢复生气，有了狗吠鸡啼，房顶上飘起缕缕炊烟……这些，关公再熟悉不过了！
查完兵营，本来踌躇满志的关公，脚步却变得沉重，卧蚕眉皱作疙瘩，那团让他纠结的忧思又缠绕在心间：石堡果真坚不可摧吗？大刀确可惩恶扬善吗？仅靠武力能治国安邦，挽回世道衰微、纲常不整的局面吗？鲁国200多年诸侯攻伐、篡弑，城毁国破的历史和眼下混乱的形势，不都是对这一切的否定吗？礼、乐、忠、义、仁、信、智才真正有力量，最柔软的东西有时候恰恰最强大，就连曹操都被它吓退了。然而自己却卷入了这场无休无止的厮杀，给百姓带来灾祸：夜里读《春秋》，天亮却又披挂上阵，趁热血涌上头顶逞匹夫之勇，这实在是与自己向往的“上安社稷，下保黎民”的大仁大义南辕北辙……想到这里，关公两颊发烫，内心塞满了愧疚、痛苦。他疾步回屋，捧起《春秋》——他要对照《春秋》检点自己的行为，找回迷失了的方向……
这是关公的一段真实的心理变化。人们大都清楚关公与《春秋》的关系，关公的忠、孝、廉、节、仁、勇、礼、义正是从《春秋》里汲取滋养的。后来，在关公读《春秋》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高达五层、四角翘檐、铜铃叮当的“春秋楼”以示纪念，而原先的“青云寨”也易名为“春秋寨”。
需要补记的是，一千多年后，一个烈日灼人的上午，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冲向春秋寨，在震天的锣鼓、口号声中，抡起棍棒，稀里哗啦，很轻易地把日军飞机两次轰炸仍巍然屹立的春秋楼，以及关公雕像、“关圣帝君八德叠字咏歌”石碑统统捣毁了。彼时，义、仁缺席，恶、凶肆虐，石头已不堪一击如鸟卵。躲到云端的关公想必目不忍睹，唯有悲叹连连。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散文家，作品入多种选刊、选本）
（《光明日报》2015年06月05日 15版）
王剑冰：道口·书院·秋声一
我的记忆在涨水，我曾经来过道口镇。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天真地寻找着那个道口。一定是有一个道口的，它在摆渡着来往，引导着方向。
可是我没有找到。
现在我依然在道口徜徉。有个声音告诉我，欧阳书院就是道口的标志。我看到一扇门无声地开启，一股清风灌了满怀，我的怀里立时温热起来，心里在荡舟。
我曾经找过的那个历史的道口，就芳香四溢地站在四通八达的地方。
二
滑州，你是作为一个音符在那里发出骨感的声响吗？你的卫国的月光里，飘着许穆夫人的裙裾，一曲未经化妆的绝唱，在时光深深的庭院里舞蹈。
那个在乎山水之间的人也在乎“庭院深深深几许”，他找到这里的时候，“星月皎洁，明河在天”，一缕秋风正在流浪。他记住了那个朴素的路碑，正如多少年后我们循着那个路碑，毫无偏差地找到你。
三
我试着像欧阳修一样在秋声里沙哑地歌唱，真的，我真的在那种歌唱里越过了灵魂的高峡，在一片清澈而亲切的水上飞奔。
水的四周是辽阔的北中原，中原一派玄黄。一个个经过无数次痛苦和愉悦而繁衍的村庄，把这玄黄连缀起来，就如汉赋、唐诗、宋词的连缀一样，将广袤和丰收连缀起来。一个人从广袤和丰收里站直弯着的腰身，甩出一串汗水，那汗水变成了飒飒秋风。
带着秋香的风吹过大地，大地上一片繁忙。欧阳修来的那天，是否也是这样的景象？我去过欧阳修的家乡，正是“白水芦花吹稻香”的季节。
四
一群学子的声音水一样缱绻在风中，我听到了你们的歌唱，不，不惟是我，我身后那个摇摇晃晃的醉翁也听到了你们的歌唱，他激动地抖动着胡须，陷入了沉沉的回忆，似乎感怀那两次短暂的行程，感怀历史的理解和千年中滑州人的感情。欧阳公，六一居士，你始终让心居住在孩童中吗？你的生命里，重叠着那个儿童的节日，我们叫起来是那么亲切。
声音就这么缱绻地流着，我在这流水里偷偷地泡着自己的泪光。我回头看欧阳公，欧阳公的眼睛里映着清澈的天空。
五
欧阳书院已成卫河边的风景，我在这夜晚的风景里久久不能成眠。
秋风拂过大地，我随风扶摇而上，看一个人怎样地对天惆怅，惆怅中又带着怎样的调侃与放浪。你一定流过泪，没有泪水的男人是不真实的，只是我没有看见。故乡沙溪旁，满头白发的芦花摇出的风，一直吹过卫水，抖乱你的衣衫。
“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生不可能长驻春天，那就在秋天里扎下根，把春天重新孕育。绵州、夷陵、扬州、滁州、滑州，欧阳公，你把坦荡和豪情种植在这些山水的深刻部位，让它们长出思想和灵魂，长出文字和墨香，没有人知道你的痛苦，亦如不知道你的快乐。你看，童子都睡了，你露出了宽怀的笑意。
深秋的风重复着重复着，一直重复到现在。
其实我不该想起这些，我应该想起醉翁亭的快意，想起蝶恋花的清香，可我还是忍不住。我还想起你的直率，你的不屈，你的无愧。就让我这样多想一些吧，想得多了，我就离你越来越近了。
不，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的意志，你只是借助秋风放飞一下自己的思绪，就如你放飞吹落的一根胡须。“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谗佞的草在你的跟前，早拂之而色变，《秋声赋》后不知去向。
滑州，让我搬运些秋声走吧，我要把它扎成生命的篱笆。
六
在欧阳中学，我看见那些不老的风，在雨中丝丝落地，长出又一茬嫩苗。风雨之间，千岁欧阳依然“子夜读书”。
欧阳书院，请允许我作为你的一位晚来的学子，让我再坐在那方舢板样的小桌前，用我满腹的激情诵出：“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
（《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9日，作者为河南省文学院作家、《散文选刊》前主编）
龙应台：山间小路海德堡古城临河，河对岸山坡上有条羊肠小径，蜿蜒数里，覆盖着野花或莓果，看季节变化。小路无人不知，因为历代哲学家歌德、亚斯培斯、黑格尔、韦伯、海德格尔……都曾经在路上徘徊。从“哲学家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城的石墙红瓦和渐行渐渺的河景。
我到长沙，什么都不想看，只想去看一条小路，也是一条山中小径。在那条小径上，朱熹、张栻、王阳明、左宗棠、曾国藩……都曾经徘徊。从小径远眺，可以望见古长沙郡的城池和波光潋滟的湘江。
那条小路在岳麓山里，蜿蜒穿梭于书斋亭台、老树池塘之间，覆盖着青苔或落叶。小路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是它牵引环绕的范围，叫岳麓书院。
九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穿过重重叶层，将老槐树的影子闪烁洒在地面，与书斋稳重密实的投影形成动与静的辉映。小径上光影错落，明灭之间时光恍惚，仿佛望得见前行者踽踽背影。也是九月，不到四十岁的朱熹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长沙，也是别的都不看，渡过湘江，直奔书院小径，与张栻会面。他要和张栻面对面地讨论《中庸》里关于“中和”的概念。两个人不仅私下切磋，而且公开讲学辩论。开讲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两人渡湘江来回的地方就被老百姓唤为朱张渡。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可是文明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张讲学时如何地意气风发，谁能想见朱熹日后的命运，不同意他思想的人要求朝廷将他“枭首朝市”。朱熹虽然躲过了弃市的下场，却难逃被贬为伪学逆党的命运，郁悒以终。发丧时，生徒不许聚集。然而，受朱熹牵连而被杖枷流放的蔡元定又哪里想象得到，再过三十年，宋理宗会读朱熹的《四书》注解而爱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于是“逆党”变成大师，于是“伪学”又成为官学。如果这是一个认识文明的社会，它又怎么会如此恣意横暴地玩弄文明于股掌之间？
也许因为天气炎热，也许因为书院里没有附设歌厅茶座，游人零落。我竟然可以安安静静地举头细看那屋瓦的颜色，不识魏晋的青草一簇一簇点缀在瓦的行列间。赫曦台上有个六岁大的女孩拿着毛笔，蘸清水在地面练字。回廊肃静，听得见风吹的声音。如果吊上一盏风铃，檐间一定叮零清脆。可是这屋瓦回廊，我知道，并不都是这么平静的；作为文明的象征，书斋和人一样有时辉煌，有时覆灭。这千年书院，时而房舍巍峨，书声朗朗，时而断垣残壁，鬼影憧憧。决定它生死的，似乎也全是那政治的霸权。
文明竟是那么脆弱的东西吗？沿着小径来到百泉轩——历代山长的住所。廊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院里一口小小的泉水。
不对吧，如果霸权决定一切，这百泉轩怎么还能在千年之后让我看见？那泉里还冒着水呢！细读书院史，就发现书院之所以建了又毁，毁了却总能再建，是因为和政治霸权一直有一个不灭的抗争力量。
譬如朱熹的教育理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今日读来犹令人震动。一个社会已经体认到“学”与“问”是维系文明的根本，它一定是一个思想发达、海阔天空的社会吧。可是，与“慎思明辨”抵制的力量或许更大。顺治的“卧碑”：“为学当尊敬先生……勿妄行辨难……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辨与不辨之间，文明时进时退。
譬如书院在1131年毁于战火，湖南安抚使刘珙“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重建岳麓书院。刘珙是个什么人呢？身为礼官，“秦桧欲追谥其父，召礼官会问，珙不至。桧怒，风言者逐之”。不论是对秦桧的不从或者是在废墟中兴学，刘珙对抗的都是政治霸权对文明的压迫。书院历史的构成，就是这两种势力不断的彼此抗衡与妥协的消长过程。
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最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
素素：《旅顺口往事》序2008年初秋，因为想写旅顺口，我决定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
当地的朋友问我，你喜欢住哪里呢？我想了想说，太阳沟吧。于是，他们把我安排在一家推窗就可以看见风景的宾馆。这个风景，就是黄金山与老虎尾相夹的出海口，也就是举世皆知的天然水道旅顺口。
曾有朋友问，在你的文章里，为什么总是叫旅顺口，而不叫旅顺？我说，旅顺是口头用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最不该遗漏的口字给省略了。旅顺口是书面用语，这是明将马云和叶旺的功劳，契丹人给这里取名狮子口，两位来自中原的将军把最后一支蒙元骑兵打跑了，还把辽金元一直在叫的狮子口，改为具有汉文化色彩的旅顺口。
口者，海口也。我想，如果马云和叶旺率领的十万大军是在陆地上行走，事后习惯地取一个旅途平顺的名字，既没什么稀奇，也没什么紧要；如果这支大军横渡以波诡涌暗著称的渤海海峡而一路平安，就是可喜可赞的大事件了。正因为如此，当年改名的时候，他们只改了前面两个字，以记录大军如期抵达之盛况，却格外小心地留下了后面一个字，以证明大军登岸处是一个具有天然之险的海口。就是说，不论夷族还是汉族，都很在意这个并不宽阔的海口，说明它具有非同寻常的地理意义。正因为前面叫狮子口，而有了后来的旅顺口。
或许，这个口字说起来有点绕嘴，民间百姓习惯地把它给省去了。即使那两个不请自来的殖民者，也忽而说旅顺口，忽而说旅顺，大概都是受了民间俗称的影响。不过，俄国人说得少一些，前苏联作家斯捷潘诺夫曾以小说的方式，写了一部《旅顺口》，在该用书面语的地方，他决不滥用口头语。日本人似乎更喜欢叫旅顺，也许因为，他们在这里待得太久。
斯捷潘诺夫写的是1904年的旅顺口。我写的是五千年的旅顺口。斯捷潘诺夫写的是小说，日俄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这一件事儿，就写了上下两册。我写的是散文，自旅顺口有史可记开始，不可能只写一件事儿，而是有无数件可以写的事儿。于是，它们被我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散文的方式，以分卷的格局，组合成一本《旅顺口往事》。
古港。重镇。要塞。基地。这是旅顺口的宿命，也是旅顺口的往事。往事越千年，一页一页看。事事难忘，页页惊心。回首往事——这本来是我写旅顺口的姿态，却印在了这本书的封面。
当然，对我而言，写五千年的旅顺口，既是一次文字的历险，也是一次生命的考验，可我还是把自己逼上了危途。就像许多年前，为了离开熟悉得有些犯腻的女人，我独自一人向东北的白山黑水闯去那样。那一次，我是对一大片神秘地域的寻访；这一次，我只想在旅顺口挖一眼深井。
尽管旅顺口近在眼前，耳熟能详，可我还是采用了一种极其原始的劳作方式，就像在田间山野挖苦菜或拾荒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这里的每一天，我的脚步都非常匆忙，目光也格外纠缠。生怕我的文字被风一样快的变化湮没。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与别处相比，旅顺口的节奏相对舒缓了一些。住在这里的日子，我阅读，我行走，我思考，它始终以一颗老友样的平常心善待着我。旅顺口是一条时光隧道，所有的岁月和故事，都在这狭长而深远的空间里穿行和发生。无论我想知道什么，都要通过它，找到入口或出口。
在漫长的古代，旅顺口始终保持着一座天然古港的素仪。对中原而言，它是招慰道上的一个驿馆；对边夷而言，它是朝贡道上的一个客栈；对战争而言，它又是交锋对手的必争之地。曾有数不清的人在这里停留或路过，正因为这样，它给了我太多的思资和写资。
说到近代的旅顺口，许多中国人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或疼痛。其实，我也一样。为了写这一段的旅顺口，我要从鸦片战争开始阅读，甚至还要再往前一些，比如那个名叫马嘎尔尼的英国使臣，以及他不肯给乾隆皇帝下跪的故事。当中国人的生活被鸦片和炮弹改写得一塌糊涂，旅顺口的上空也就此罩上了不祥的黑色。
然而，在我看来，真正让中国威风扫地、颜面丢尽的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战争。清政府知道，中日之间早晚会有一场厮杀，便提前在旅顺口大兴土木，用十多年时间，花上千万两白银，重金打造了一座北洋重镇，巨资购买了一支北洋舰队。公元1894年，当那场战争不期而至，形似大清铁岸的旅顺口，却如纸糊的牌玩儿，一捅即破。比《南京条约》更耻辱的《马关条约》，不但把中国的家底败了个精光，也把清政府的腐朽和衰弱昭然于天下。负责看守大门的旅顺口，刚想扮演一个以身护主的家仆，却做了入侵者的刀下鬼。
诗人闻一多曾写过一首著名的《七子之歌》，旅顺口是其中的一子。每年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这里的孩子都在用稚嫩的童声反复吟唱。的确，有半个世纪，它是别国的要塞，别国的殖民地；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仍然是别国军人在这里站岗巡哨。许多建筑的门牌，许多街巷的名字，都是换了一次又一次。普天之下，还有哪个地方的回归之路，如旅顺口一样漫长而曲折？
旅顺口既是一部读不尽的大书，也是一本写不完的长卷。其实，有关它的所有故事，既是发生过的历史，也是并没有结束的历史。因为旅顺口最大的悲剧，上演于近代；中国的悲剧，亦自近代开始。因为旅顺口是留在中国人心灵里的一道伤口，什么时候碰它，什么时候流血。
读旅顺口，心脏常常感到窒息般的闷。写旅顺口，手有时会抖得敲不了键盘。我由此知道了，什么叫不能承受之重。我也由此知道了，冰心晚年想给甲午年殒命的福建子弟们写点文字，为什么草纸上只字未写，却泪下千行；当年邀秦牧先生来大连，为什么他在电话里要问，可不可以去旅顺口？
在这本书里，只写了旅顺口的往事，而未写旅顺口的今天。我认为，旅顺口的今天应该是另外一本书。
往事并不如烟。这话出自一个文字超美记忆力超强的女人。旅顺口的往事也并不如烟，这是我的感觉。虽然它们是往事，却如金石一般，掷地有声。
祝勇：迷失在花街一
谁都没有想到，19世纪80年代，大清帝国与日本这两个向近代化起跑的大国居然一条狭窄的跑道上不期而遇并大打出手，只不过彼此前的战争是以拳脚相加的粗野方式进行的，而且战场也不怎么上台面，因为它是长崎的一条花街柳巷。
它的名字，叫丸山巷。
丸山巷是日本三大烟花巷之一，主要由丸山町和合寄町两条垂直的小巷组成。公元1642年，经政府批准，散落在长崎市的妓院是在集中到这里，才有了这条著名的妓院街。江户时代，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丸山巷一度花红柳绿、无比红火。公元1692年，这两条狭窄的小巷就挤进了1443职业妓女，可以说花影摇窗、铺青迭翠了。
到长崎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丸山巷。开车从狭窄的巷子里经过，尽管灯光幽暗，但站街女郎依旧可以看得清楚。她们大都年轻，清一色超短裙，艳冶娇媚、玉骨脂香。我们下榻的酒店就在丸山巷的边上，所以安顿行李之后，我们就带着摄像设备返回这里，试图拍摄它的夜景。但我们不敢离那些烟花女太近，因为她们的背后，大多有黑社会组织。
我们此行目的是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中央电视台），其中有六集的《甲午战争》，我对总导演余乐开玩笑说，我们今天不妨在这里与日本人打一架，以志纪念。
二
但128年前那场架实在算不得什么光彩事。大清帝国的职业军人，居然在妓院里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妓院固然驽骥杂处，但大清帝国北洋水师的士兵出现在这里，还是令人匪夷所思。公元1886年8月，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七艘军舰在结束了朝鲜海域学习任务后，取道日本回国，经日本明治政府许可，在长崎港停泊和保养。假如这是一群严守军纪的士兵，那场令大清帝国颜面尽失的冲突就不会发生，日本人对大清的仇恨情绪也不会如此强烈地被煽动起来。
8月13日晚上8时30分，差不多与我们在合寄町拍摄的同时，一部分大清水兵在合寄町的“贷座敷”[1]寻欢，因言语不合，愤而损坏了一些物品，店主立刻向警署派出所报案，请求巡警来维护治安，两名巡警随即赶到现场。
警察的到来，并没有让事态平息下去，反而刺激了清国水兵的情绪。双方爆发肢体冲突，警察一怒之下，以干扰执行公务逮捕了两名清国水兵，其余水兵看情况不妙，趁乱逃跑了。
没过多久，十几名国水兵赶到了派出所。他们群情激昂，似乎不甘心就这样示弱，其中一名就是在“贷座敷”动粗的水兵。巡警发现了他，要逮捕他，没想到他迅速拔出在街上购买的日本刀，挥刀向巡警劈去。巡警要玩儿空手夺刀，刀刃却在他的手上和头上划过深深的伤口。派出所里的巡警们大惊失色，立即冲上去，把那名水兵按刀，从他的手里夺过日本刀。
这一晚，又有几名清国水兵被警察逮捕，然而第二天，长崎警方把他们如数送交清国驻长崎领事馆
但并没有到此为止。
事发第三天，也就是8月15日，舰队放假，清国水兵继续在长崎寻欢作乐，300多名水兵拥进长崎的酒屋、小吃店和“贷座敷”。但这些水兵并不只是要沉浸在风月欢会，他们在寻找报复的机会。这事清兵本来就不占理，而且是在对方的国土上。
事情终于闹大了。
起因是一名清国水兵看见两名日本巡警在低语交谈，就迎面走过去，要故意从两人中间穿过。两名巡警立刻靠拢在一起，不让这名水兵穿过。水兵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两名巡警也继续沿着街道行走，没想到那名水兵又转过身，故意与巡警相撞。巡警被撞了一下，帽子歪向一边，这无疑是一种挑衅行为，但那名巡警还是忍了，没有吭声。另一名水兵上来，在他们面前挥舞着拳头，巡警听不懂，依旧没有作声。忽然，这名水兵夺过巡警的警棍，周围的巡警见状，迅速跑过来，试图制止水兵。他们的制止动作遭到清国水兵的反抗，很快发展成群殴。顷刻间，已有二十多名清国水兵加入到群殴的行列中。一名巡警见寡不敌众，立刻跑回梅香警察署，请求增援，不巧那天警察们为了预防零乱，刚好去各街道巡察了，警察署一片空旷，无奈之下，只好向长崎警察署求援，等8名佩带警棍的警察赶到现场时，现场已经一片狼藉，有两百多名清国水兵和周边居民都卷入了这场肉搏战，战场从思切桥蔓延到广场街、舟大工町一带。
事件以双方惨重的伤亡结束。其中，日本巡警死亡二人、重轻伤26人；清国水兵死亡五人，6人重伤，38人轻伤。
这起由妓女引发的血案在长崎引起强烈的反响。16日，两千余名日本居民在清国驻长崎领事馆前抗议示威，表达他们清国水兵寻衅滋事的愤怒。
大清的军舰，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日本的海港。
几十年后，当伊藤博文的遗著《机密日清战争》出版时，人们才知道，这一事件对历史的深刻影响，不仅在于它丢了人，还丢了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大清帝国用汉字译电的密码本，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日本人捡到了这个密码本，本子里的汉字纵横两侧，标注着0、1、2、3、4、5、6、7、8、9的小数字。凭着这个密码本，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译电本中数字组合的方法。由于1894年清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再度暴露帝国的密码，日本人将两次泄密事件结合起来，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大清帝国电报的秘密。遗憾的是，对于这两次重大泄密事件，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既不知情，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不可理喻的是，五年后的1891年6月30日，以“定远”和“镇远”为首的北洋舰队，又回来了，只是它们这次的停泊地，是神户港。
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的现象”为题发表了观感：
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
日本民众的战争情绪，就这样被清国自己点燃了。这种情绪，为后来日本向大清开战做出了最合理的辅垫。
三
北洋水师来到家门口耀武扬威，大大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在参观“定远”舰后大受刺激，说：“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经过大清帝国自己的大肆宣传，“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船的名字——ちんぇん、てぃぇん——在日本已经家喻户晓，“市井酒肆之间，无论老妇小儿，满嘴念叨的都是‘ちんぇん、てぃぇん’。”[2]“定远”和“镇远”，已经成为日本对华一战的最佳动员。后来在甲午海战中担任浪速号舰长的东乡平八郎，当时还只是个海军大佐，他跑到港口观察“定远“舰”，当他看见定远主炮上晾满刚洗的湿衣服，说：“这么松懈！说不定可以打败它！……”。[3]
“长崎水兵事件”，几乎所有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都要谈到它。然而，站在长崎的丸山巷，我还是觉得有些恍惚。由于发生过多次火灾，街边的店铺房屋一定会有变化，但这里的街巷格局却一直没有变过，当我坐在那家名叫“花月”的酒家（也是长崎的史迹）门口眺望丸山町和合寄町两条小巷相交的路口，那副场景几乎与老照片上的如出一辙。甚至第二天上午，我们又来拍摄街景时，居然有两名巡警前来询问。原来这个路口角落里的那栋西式建筑，正是丸山町的派出所。当那两名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竟然觉得这完全是历史场景的重现。所不同的是，我们不再是大清帝国的水兵，而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的国民。这样的国民，既自尊，又不会对他人无礼。
那一天，我在“花月”的门前坐了许久，看空荡荡的街巷，怀想着一场来去无踪的春梦。那些无事生非的水兵，后来在黄海的战场上与日军鏖战，我相信他们是勇敢的，但他们并不是合格的军人。勇敢对于军人来说只是最低要求，国家观念、公民意识、宏观视野、协同精神，乃至对细节的关注，都是对军人的高标准要求，无奈的是，上述这一切，北洋舰队一项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些从西方买来的炮舰，但无论多么尖端的装备，都是由人来操控的，人的性能，决定了武器的性能。
四
主张“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大清帝国的“洋务运动”。在《文明论概论》一书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所谓研究人情风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4]
战争不只是打武器，而是打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就包括国民的素质。国民穿上军装，就变成了军队。因此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今天有些国人动辄言战，我劝这些人在先把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的毛病改一改，原因很简单，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就没有高素质的军队。如果武器是战争的致胜因素，那么只要把各国武器拿出来一比高低就行了，何须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果真如此，武器占优的北洋舰队就不会输得一条裤子都不剩。相比于“天皇的战士”，清国军队充其量不过一支“没有精神支柱的武装集团”[5]。
耐人寻味的是，明治维新后，妓女的爱国热情也被空前调动起来。丸山巷的妓女们就像全国的同行一样，纷纷把自己卖身赚来的钱捐献给国家，支援战争。还有许多妓女主动加入到军妓行列，以实际行动慰问为国而战的士兵们。在她们看来，自己也是国民一分子，对国家兴亡负有责任，妓女只不过是她们的职业而已。日本国民的国家意识，他们的一致性，即使今天，仍叫人望而生畏。
【注】
[1]“贷座敷”是明治政府为了推行娼妓解放令实施的一项制度。根据这项制度，妓女可以租借妓楼，在交纳楼主租金以后，就可以开门营业。“贷座敷”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减少娼妓，反正使娼妓合法化，作为海上贸易重要港口的长崎，自然成了妓女云集之地。
[2]张承志：《三笠公园》，原载《鸭绿江》，2008年第3期。
[3]最早关于北洋舰队主炮晾晒衣服的说法见于日本海军将领小笠原长生所撰《圣将东乡平八郎全传》，开始说的是“平远”舰，后来被许多历史学家引用，又逐步演化成“济远”舰和“定远”舰，然而有海军史专家认为，“定远”舰主炮即305毫米克虏伯大炮，炮身高度距离主甲板近3米，而平时露出炮罩的部分只有不足2米，因此在上面晾晒衣服几乎是不可能的，属于以讹传讹。但因史上有此一说，所以立此存照。
[4]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2—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宗泽亚：《清日战争》，第267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学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
已出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祝勇作品系列》正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主创历史纪录片多部，代表作：《辛亥》。先后荣获中国电视星光奖、金鹰奖、十佳纪录片奖、学院奖等诸多影视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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