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应槐
2021年9月初，张中信从微信传给我一篇怀念已逝作家黄定中的文章《黄定中：小城文脉守夜人》，从文章中得知，黄定中先生长期在通江县文化馆工作，不仅自己创作了许多深接地气，反映通江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更是一位有担当精神的基层文化工作者，为传承和发展小城的文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读后，潸然泪下，无比感慨。我想到了自己生活的川南小城，以及全国成百上千如通江县一样的小城，不知有多少像黄定中这样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正是他们一砖一瓦，用生命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支撑起了中国的文化大厦，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脉。如果能集中写上十来个通江小城的文化人，就可以构成一本作品集了，这本作品集一定会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于是，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中信，他说也正有此意。谁料，仅仅过去一个月时间，他已经完成此书，题为《巴山夜语》。
任何文学作品，首先呈现于我们、给予我们以感动铭记的，在于其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否则，便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再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也终究不会传世。因此，我们先从内容和价值取向着手讨论和分析该书，看看《巴山夜语》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是否真正能感动我们？
对小城文化人物人生命运的形象梳理。作者充分认识到，要写好小城文人，必须把握好其命运轨迹，梳理好其人生中无论阳光还是风雨的行进历程。因为在现实状况下，其所有的艺术活动，都与他的工作环境和人生命运密不可分。通读全书，我们看见，作者笔下的小城文人，既有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也有意气风发的八零后生，更有让人唏嘘感叹的早逝者。
阳云，1991年被下派到铁佛区作副区长，干得有声有色。由于超生了第二胎，便受到了严厉的处分。不久，他申请调回老家巴中县工作。巴中地区成立后，他牵头组建巴中广播电视报社，任社长，并主编《巴中广播电视报》，后来又担任巴中市文联主席。（《阳云 陈俊：舞文弄墨一家人》）
黄定中（已逝）家学渊厚，自幼饱读诗书。被招进了县文化馆，担任创作辅导干部，主编《通江文艺》。不管是领导还是外地专家，要了解通江文化的，几乎都得跟他打交道，但他从不攀龙附凤。自六十五岁以后，他差不多一直处在病痛之中，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但直到去世，他一直都没有忘记关注和守护通江——这座大巴山深处小城的文化根脉。（《黄定中：小城文脉守夜人》）
曹琨初为乡镇中学教师，因文学创作出色，被调入县文化馆，后又借调《巴中文学》编辑部。因“不擅关系”，加之不习惯机关环境，又回到县里。被爱才的省作协秘书长王敦贤先生推荐，调到省作协工作。（《曹琨：在灵魂里枯坐》）
杜学锐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20世纪70年代，通江县革委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杜学锐任副队长兼支部副书记。也任过县图书馆馆长。退休后跟随女儿去了成都，后来毅然选择“逆袭”，携老伴回到通江。（《杜学锐：不用扬鞭自奋蹄》）
曾星翔（已逝）自号梅溪居士。虽然出身乡村，但他自幼聪慧好学，少年就名动乡里。大学毕业后返回通江县，一直从事地方志著述工作。曾任《通江报》副总编辑，后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曾星翔：梅溪隐士》）
张学文无意于仕途。他在县工商银行工作，业务能力强，口碑好，还做了县支行的副行长。上级领导几次想提拔他，都被他婉拒。后来，调到巴中市工商银行，再被调去广元市。组织上调动提拔他，但他似乎有些不懂事，始终不理解领导的意图。（《张学文：冰凝的世界》）
李瑞明（已逝）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1962年为支援山区教育事业，回到通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母校再度聘请他回校任教，他决心扎根山区，婉拒了。1982年起，他当选通江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席，一直连任四届。（《李瑞明：斗山赤子》）
阎明海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喜爱书法，却买不起草纸，常常用火钳在火坑里练习书法。他受到了启发，自己常以土灰、沙粒为纸，瓦砾、木棍为笔练书习画。生活的艰辛使他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为他后来取得的艺术成就，奠定了重要的人格基础。（《闫明海：书画写春秋》）
向思第在云昙乡、新场乡担任党委书记，时间长达八年。在这两个乡的任上，他爱民如子，勤政躬亲，博得了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同时，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或者下乡的时间，关注辖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文地理，探古碑，查田野，访民情，抢救了很多散落在民间的文化遗珠。由于业绩显著，声名远播，又能诗善文，1983年底被调进县委党史办工作。（《向思第：一生清贫诗骨健》）
李心观出生于大巴山农村，小学时，曾在墙上用水墨画虎画马，见者无不惊奇。中学时醉心于诗，诗成了他战胜病痛的精神支柱，后转学美术，考入美术学院。2013年9月，辞职赴云南读研，学中国画论，并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李心观：天地一沙鸥》）
这些小城文化人物的人生命运或平坦顺畅或抑扬起伏，作者都以有声有色的文字，巧妙地放在人物活动的叙述中，予以形象地介绍，可谓精彩跌宕，让我们感同身受，浮想联翩。
作者在梳理小城人物命运的脉络时，并非简单的履历介绍，而是带着浓郁深厚的感情，真诚地书写。从那些看似平静的书写中，我们触及到的，是作者的一颗炽热滚烫的心。他对这些人物的真挚赞美，来源于心灵深处敬意。这些小城文人，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仿佛于字里行间呼啸而起，面对我们或歌或泣！
人的生存与发展乃至志向的选择、性格品行的形成和事业的成就，都与其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作者正是从这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描述小城文人坎坷有致的人生命运。
这种将人物命运放在历史的背景上梳理，既让人看到小城文人真实的形象，也看到小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蓬勃前进的面容。
对小城文化人物性格特征的精准绘写。如上所述，“生活决定意识”。现实存在的不同生活条件，不仅决定了小城文化人物的命运，也造就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作者从这一思路出发，通过观察与分析，很好地表现出了他们之间不同的性格特征。
刘汉玮待人不仅仁厚宽容，更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智有谋、有担当、有情怀的文人。生性爽朗的书画家阎明海，中等身材，微胖体型，温文尔雅，一脸堆笑，和一帮书画爱好者在一起时，常常高谈阔论。兼具诗书画印四大项的蹇勇，心态淡定，说话做事，快人快语，一向直来直去。罗鸿勇比较有激情，说话一愣一愣的，其性格与张学文的性格，刚好有些反差。谦虚的向思第对待朋友的求实精神，让人感动莫名，在文学研讨会上发言时，不紧不慢，看似言语朴实，却针脚密实，不露痕迹。张学文身子骨比较瘦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语速缓慢，言辞和善，待人诚恳。八零后的李心观，中等身材，一张娃娃脸，衣着朴素，神态淡雅，言语坦诚，性格内秀。
阳云、黄定中、曹琨才华横溢，文采风流，被誉为小城诗坛的“三杰”，作者对他们了解颇深，对他们的性格特征的细微描写，惟妙惟肖，令人印象深刻。
阳云沉稳内敛，瘦削，戴一副金边眼镜，总是一脸和气，笑容可掬。听人讲话时，气定神闲，不乱接话，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神态。而阳云的夫人陈俊，就是一个说话直截了当，敢爱敢恨的女人，与阳云的性格正好形成反差。黄定中和蔼可亲，每次与人谈论文学，或商量文学创作活动，他都显得很谦虚，从来不会咄咄逼人、倚老卖老。对待后生晚辈，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扶持、帮助和赞美。曹琨年轻时率直不羁，中年后宁静淡泊。红尘滚滚，世事纷繁，曹琨却说，他一直念着远方的雪，在灵魂里枯坐。
透过小城文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人格品德和道德操守。由此，让我联想到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人品与文品二者关系的话题：“有真文章者，必有真人品。”（明·郑仲夔《耳新》）“士不立品者，必无文章。”（清·汪琬《江天一传》）“诗品出于人品。”（清·刘熙载《艺概》）近人王国维更是指出：“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
因此，就文学家而言，首要的事就是“立品”，做一个有“真人品”者。《巴山夜语》让我们看到了小城文人的重在“立品”和“真人品”，由“高尚伟大之人格”而创作的“高尚伟大之文学”，这是作家张中信为我们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特别面对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时，对于这个话题，再次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
对小城文化人物创作成就的精心发掘和弘扬。有着一千五百年历史的通江，文化积淀深厚，文化氛围浓郁。文脉传承坚实而灿烂，尤其进入新时期以来，涌现出许多卓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如耀眼的群星闪亮在大巴山。
黄定中除了编办刊物，还热心组织文学社团活动，因为他的积极活动和奔走，更因为一本《通江文艺》在小城文人眼中的巨大影响力，打动了当时的县委领导。在县委领导的重视和力推下，偏僻的通江县文化工作异军突起，早在1985年便率先成立了“通江县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在全省、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这个协会的组建，极大地激发了全县文学艺术爱好者的创作激情。因为有机构、有阵地、有活动，很多人从这里起步，走上了文学艺术的创作道路，最终成名成家。
阳云主编的《巴中广播电视报》甫一出炉，便不断翻新。大约在2000年左右，开辟了一个“张二火”的栏目，发动大家写接力文章，演绎“张二火”的前世今生。接力文章坚持了五年，围绕“张二火”的各类稀奇古怪的故事，也轰轰烈烈地演绎了五年。这在巴中当代办报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与此同时，他推出《巴山风》文艺副刊。这个副刊坚持了二十多年，为巴中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文艺创作人才。
向思第带领和配合史志同仁，先后出版发行各种专著共17部，加上在报刊发表的各类文章、诗词作品，共计400余万字。退休后，年近八十高龄，整理出版了100万字的《向思第文集》及其续编，是一部解读通江文史的百科全书。
曾星翔《通江银耳志》（与郭际富合作）的出版和再版，为“中国银耳之乡”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内涵。由曾星翔主编的电视剧本《白莲天娇》（寇德才执笔，刘汉玮审稿）曾轰动了通江小城。
在近三四十年通江小城文化简史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学文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是小城文坛的一股清流，也是小城文坛的一盏明灯。他的那些诗作，不仅仅温暖了自己，也一直照亮着别人。
李瑞明和蹇勇支持杨金儒等建立“岚山诗社”，他们省吃俭用，自费编辑出版了新时期通江第一本诗词选集《岚山集》，旨在为山区文化建设做贡献。作者在书中用历史的眼光，以公正的态度，质朴的语言，把川东这片广袤大地上近一百年来包罗万象又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定格在文字上，用忠诚和大爱诠释了自己的人生追求。
阎明海是政协通江县委员会表彰的“2020年度十大乡贤人物”。当前，他正在老家朱家山打造“诗书画院”，已经投资200万元，预计总投资超过300万元。他想为家乡人民留下一个可供学习的“文化书院”。他的这一善举，受到了县政协的高度关注，也吸引了当地很多在外的工作人员或企业界人士。他们纷纷表示，将积极反哺家乡，为家乡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由于身处峰峦叠嶂的大巴山区，交通不畅，信息较为闭塞，小城文人的创作成就，无论文学还是艺术，很难“飞出”深山丛林的阻隔，大多在小城境内传递，致使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难免泯然于世。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学艺术的金矿，张中信通过其艰辛的艺术劳动，将它们发掘出来，走出丛林莽莽的大巴山，让它们得以弘扬，让世人因此而知晓，功莫大焉。
二读《巴山夜语》，总让我涌起一种心灵的感动，不经意间，情感得到了一种审美陶冶，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想做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即使在红尘滚滚、灯红酒绿之中，也要学习那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小城文人。
毋庸置疑，我的这种感受和认知，源于《巴山夜语》精美恰当的表现形式。没有这种艺术形式的引导，我是无法达到这种思想和情感的高度的。英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认为：在每件作品中，激起我们审美情感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以及某些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这些线条和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组合，这些给人以审美感受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巴山夜语》正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
对于文章之写作，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认为：“古人意在笔先，顾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于手忙脚乱。”（《艺概·文概》）。正因为《巴山夜语》“意在笔先”，作者写作之前作了精心的设计，我们读之，才感觉“意味”十足。
《巴山夜语》的书名一映入眼帘，就让人联想到晚唐诗人李商隐那首脍炙人口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首诗构思新巧，“寄托深而措辞婉”，如平常话语，自然流畅，言浅意深，语短情长，表达了一种缠绵悱恻的情致。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读者，流传至今，令人越读越有韵味。
据说，李商隐充满感情辗转想念妻子的潇潇雨夜，客宿之地正是大巴山深处。由于受史料所限，李商隐写作《夜雨寄北》的具体细节以及当年客居的种种境况，现今已无从考证。但是，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到《巴山夜语》，却让我们感到这种设计是那样的新颖，妙不可言。
张中信的《巴山夜语》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相隔一千多年，社会环境不同，时空也如此迢遥，按理说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主要在于《巴山夜语》从现代语境和思想情感上，创造性地活化李商隐在“巴山夜雨”中想念亲人的情感背景与表现手法，以“巴山夜语”的形式，书写大巴山区通江县有影响的文化名人，真实地记录了十多位小城文脉的守夜人。此外，两者的写作都与大巴山有关，让人感到亲切和诗意，遥望蓝天白云，我们见到的是，千年文脉穿越茫茫时空，在此赓续传承，繁花满枝，其巧妙创意，令人赞叹。
《巴山夜语》在结构上也很有创意。它以非虚构的文学形式呈现于我们，在写作手法上以回忆为主，同时又与现实融合交汇。在表现和梳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采取了纵横相连的结构形式，从经纬交错的叙述中引申并横向带出了一百多个古今通江文化人物。
《黄定中：小城文脉守夜人》着重介绍了三位年轻的作家：作为通江文化馆的一位文学辅导干部，黄定中十分注重培养本土作者。当时还在乡村任代课教师的周书浩因为小说写得好，黄定中不惜版面，不论资排辈，在1996年的《通江文艺》头条为他发表了上万字的短篇小说《回水渡》。小说发表后，周书浩立马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上级有关部门推荐周书浩。最终，周书浩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小说作家。在铁佛中学教书的陈礼贤，因为散文写得有板有眼，黄定中为他大开绿灯。还有远在铁溪小学教书的李秀东，因为诗歌写得好，同时受到黄定中和蹇勇的推荐。这三位年轻人，最终都因为会写一手好文章，很快走出通江，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
《刘汉玮：丹桂飘香时》引申出向思楼和刘弘：时间大约在1992年的秋天，县文化馆为通江师范的版画家向思楼举行盛大的版画展和作品研讨会。那天的展览现场，向思楼本人也风光无限，他披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堆着一脸笑容，一个劲地为前来参观的领导和同仁，分享他创作的版画的奇思妙想。好在汉玮先生后继有人，其女刘弘一直在县文化馆和图书馆兢兢业业的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一直干到馆长岗位。这些年尽管读书之风每况愈下，刘弘却费尽心思把图书馆这个文化原点，打造成为通江文化人的向往之地。
《蹇勇：诗书画印一奇人》一段回忆文字让我们有幸见到小城的多位文人：王振华当年是一个文青，后来我离开了通江，他也因为仕途不顺，从副乡长的位置，急流勇退，选择进入文化部门，最终调进县文化馆。做一名文化辅导干部，协助定中先生负责《通江文艺》的编务工作。那天的聚会，十分闹热，振华兄又叫来了赵桉平、刘丽英、庞济韬、蒲江涛等一众文友。桉平和济韬，我们都是诺水河的乡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桉平早年写诗，发表过很多作品，出版过两部诗集，一直有很深的家乡情怀。济韬是一个才美不外现的人，写得一手好散文，在省级以上报刊大量发表。在通江文坛，他是最安于平淡的人物，在散文写作的某些领域，他已经成为让人景仰的标杆。刘丽英端庄高雅，在一家小学任教，为人谦逊，诗文俱佳。丽英虽然出道很晚，但她写的诗歌和散文，恰恰是最有感觉的，值得一读。
《向思第，一生清贫诗骨健》引出：向仕才，一个出身于通江农村的八零后青年才俊，靠自己不懈努力在省城打拼出一片天地。在省级党报多年历练，发表近百万字非虚构文学作品，利用自己创办的“四川文学网”等文化品牌，不遗余力地宣传通江和巴中籍作家及作品。近年来，他不仅主编《张忠孝文集》（十卷本）、《向思第文集续编》等众多书籍，还大力推动“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和研究”，从大巴山、米仓道、荔枝道、诺水河、光雾山出发，挖掘散落在巴州、通江和恩阳的红色文化，可谓卓有成效。
《曾星翔：梅溪隐士》中：现在在四川文坛一枝独秀的诗人、散文家王林先，就是曾星翔发现并大力推荐，从而走出教师队伍，被选拔进党政机关，又从偏僻的通江，通过公开招考走进了成都市的。林先天生聪慧，博学多才，懂文学，通医理。他写诗、写散文、还写小说。作品很有冲击力，有深邃的思想性。他已经出版了《平溪的早晨》《手掌上的阳光》《世界可以这样美丽》等十余部著作。还获过《青年作家》世界华文优秀青年诗人奖。
张中信在《巴山夜语》中横向带出的这100多位人物，几乎涵盖了通江文化的各个层面，由经线和纬线交织构成了一部当代通江的文化简史。其良苦用心，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一点一滴，全都浸透在《巴山夜语》的字里行间。
语言是文学表达的翅膀。有好的语言表达，作品的思想价值才会飞得更高，更远。《巴山夜语》的语言极富特色，在看似不经意间，便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刘熙载认为：“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艺概·诗概》）作者在《巴山夜语》里用的是“常语”，但却“用常得奇”。“奇”在书中的语言，于亲切随和中溢满浓郁深厚的感情。例如：
黄定中，写下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六个年头了。自六十五岁以后，他差不多一直处在病痛之中，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但直到去世，他一直都没有忘记关注和守护通江——这座大巴山深处小城的文化根脉。
在研讨会现场，我再次见识了汉玮先生的不凡口才，以及他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当他讲完后，全场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汉玮先生看到现场有那么多人为他的精彩点评而喝彩，也显得有些激动。为表达对大家的感谢之情，他一边咳咳咳咳的喘着粗气，急急忙忙站起来向大家拱手致意，一边用手偷偷抹去眼角渗出的激动泪花。
我和心观的初次见面，几乎没有任何寒暄。因为都是同乡，便开门见山地聊起诗歌方面的事情。心观显得很腼腆，言语也不多，只是静静地听我唠叨。然而，只要我说到诗歌上的事情，他的回答，总有一些独特的见解。
既有叙述和描绘，也有分析和心理活动，不但在常用语中彰显出奇特之处，而且表现出作者对所写人物的敬重和爱意。寥寥数语，通江文化人的可爱形象便跃然纸上。
三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张中信的《巴山夜语》是典型的“为时而著”“遵命”之书。他是为这个时代，为宣扬这个时代的美好精神而书写的，有着显著的审美观和道德指向，就是要讴歌小城的文人，弘扬他们高尚的文艺美德。
作者对小城文脉的书写，含蕴丰富，张弛有度，既有纵深寻觅的瑰丽画幅，也有横向发散的五彩缤纷。让我们看到了通江小城近百年的历史风云，迈百年文化发展的青枝绿叶，以及文脉的厚重和正向传承。
例如：黄定中的父亲黄琨生于个体商业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重庆“西南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积极从事抗战文艺的宣传工作。1939年，黄琨回到通江，任“抗日宣传委员会”专职干事，领导“通江县动员抗日话剧团”。具体负责戏剧活动、写标语和画宣传画。抗战胜利后，黄琨夫妇筹办“通江县女子学校”，亲自担任校长。彻底打破了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通江女子无处求学的历史 。1950年，通江县人民政府成立，黄琨把女子学校交给了政府。县长张立任命黄琨为通江县宣传队队长。
又如：曾星翔就好像一团火，他不仅仅燃烧自己，更重要的还要照亮别人。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他只不过是一朵微微溅起的浪花，他的著作或生命轨迹，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更不会留下耀眼的光环。但他的声音一定会流传下去。他为通江文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永远也不会被淹没。
再如：向思第的研究著述，其贡献不仅仅在于立此存照，发掘和传承地方历史文化，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民族崇高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之美，让我们世世代代记住乡愁，故乡的山高水长、母亲的茅屋炊烟，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去到天涯海角，心中永远都有家乡美丽可爱的身影。
我深信，作者用独特的审美视角找寻和书写的小城文脉，随着时间的流逝，其重要作用，一定会变得愈发明晰，甚至更加宏大。像通江这样千百年来文脉绵延的地方，要想文脉不断，要想文风长盛，就永远需要有这样的守夜人来守护和照亮。倘如没有他们，通江的山川河流、城市街巷，该是多么的冷清，通江的文化发展乃至社会建设、人民的精神生活，该是多么的沉闷乏味！正是有了他们，通江人在迈向小康生活的时候，精神文化生活也才能富有充沛，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春天的美好，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殷殷硕果！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张中信在《巴山夜语》中所书写的小城文人，是中国土地上最广大最基层的文化人的缩影和代表，其传承和坚守的小城文脉，实质就是我们的“国脉”，中华民族的文脉。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文脉的坚守者，守夜人，他们的孜孜不倦，奋力发扬，才有我们今天的文脉，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张中信高屋建瓴，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通过对通江小城近三四十年文脉的勾勒和书写，绘就了一幅大巴山历史文化的绚丽画卷。让我们看见了大巴山的文脉，更让我们看见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兴旺繁盛的文脉。我认为，作者的辛勤劳动，及其劳动成果，必将载入通江和巴中的文化史册，成为大巴山文化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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