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君说
陈寅恪，“现代四大史学家”之一。
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掌握多种语言。
胡适说他是“最渊博、最有远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傅斯年更是称其为“三百年来第一人”。
他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是这个时代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陈寅恪先生，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文人风骨。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三百年难得一遇之大才陈寅恪先生的故事。
1925年2月，清华大学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成立这个研究院，是希望能为中国培养优秀的国学人才。
为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四位导师：
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归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三位，都是当时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而第四位，是一个年龄才三十多岁、既无学历又无著作之人。
他就是陈寅恪。
梁启超也曾自叹不如，向别人介绍时总是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陈寅恪刚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书时，才35岁。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后来竟然成为享誉世界、中国现代最负盛名、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物。
陈寅恪到底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才华呢。
1890年7月，湖南长沙一个宅院里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原来是进士陈三立家又诞生了一位公子。
由于这一年正值寅年，加上这个男孩属于恪字辈，因此祖母黄夫人给其取名陈寅恪。
陈家原本是客家人，居住在福建，后因祖辈中了秀才举家迁往江西。
再后来陈寅恪祖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陈家从此在湖南安定了下来。
关于陈寅恪先生名字的读法，有人读（que去声），有人读（ke去声），其实字典里倒是没有（que）这个读音，因为客家方言，陈寅恪先生的家人都读作陈寅恪（que去声）。
陈寅恪名字读音的异义由来已久，当年陈寅恪在清华时，特地有人问其名字的读音，他却笑着说：“读什么，并不重要。”
是啊，读什么并不重要，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
后来为了表示对陈寅恪先生的尊敬，学术圈一直称其为陈寅恪（qu）。
陈寅恪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陈家历代非常重视教育，所以陈寅恪从小就受到开明而又严格的教育，这也是他日后形成开眼看世界格局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由于洋务运动，湖南突开风气之先，兴学、建厂、办报.....这些都得益于陈宝箴。
正当陈寅恪沉浸在幸福的童年生活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悄悄降临陈家。
1898年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陈宝箴和陈三立因率先响应变法而被朝廷革职，永不续用，而祖父陈宝箴之后更是离奇死亡。
据说当年慈禧秘密赐死陈宝箴，还割了他的喉咙取出喉骨。
祖父去世时，陈寅恪才10岁，面对家中如此变故，父亲陈三立再也无心从政，专心于诗歌创作。
也正因为家中的变故，在年幼的陈寅恪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他这一生都不想去从政，以至于他后来说，这辈子只想当一个教书匠。
陈寅恪12岁那年，被父亲送往日本读书，因为陈三立深知，国内已无法学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更有利于他们成长。
在踏上去往日本的轮渡时，陈寅恪十分迷茫，他不知道未来踏上的是一条怎样的路。
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日本之行，奠定了陈寅恪毕生史学研究的基础。
1905年，陈寅恪因足疾辍学回国，后来母亲不忍让他一个人再次东渡，于是让其前往上海复旦公学读书。
复旦公学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而当时复旦公学也仅仅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而已，这是陈寅恪人生中唯一的一张文凭。
1910年，他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后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得不于1914年回国。
1918年的时候因得到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
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蒙古语等。
寒窗苦读30载，陈寅恪掌握了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
就是这样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一生只有一张高中文凭。
陈寅恪曾说：“考博士不难，但三两年内被一个主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在他看来，文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学到更多的知识。
1925年陈寅恪结束了西洋留学生活，回国后接受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聘书，从此在这里开启了他漫长的教书育人之路。
在教书这件事上，陈寅恪有着很强的仪式感和宗教般的虔诚。
只要关于宗教学方面的课，他上课总会用黄色的布包裹着书带去教室，而其他课程的书则是用蓝色的布包裹。
除此之外，在教学上他还这样要求自己：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对于这样严苛的要求，换作他人可能也只是说说而已，但陈寅恪却坚守了一辈子。
这样很累，却使得他永远站在学术的巅峰。
陈寅恪讲课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没有根底的人听得云里雾里，喜欢的人非常享受，甚至觉得每听君一席话皆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他每次上课都座无虚席，当时连其他高校的学生都慕名前来，后来甚至吸引了像吴宓、朱自清这样的文学大家前来听课。
季羡林先生更是在听过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课之后，毅然决然选择了梵文为毕生学问研究方向。
清华园内，无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只要文史方面有问题都会向陈寅恪先生请教，且每个人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因此陈寅恪被称为“活字典”、“教授的教授”。
在清华这段时间，陈寅恪在学术上也有了新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很高，所以在吸收外来学说时不要忘记自己本来的学说。
他始终坚持中西方文化进行碰撞、整合时必然要有一种文化作为本体、本位，这就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的的观念。
这一观念奠定了他的人生思想基础。
也因这一观念，陈寅恪曾经遭到过许多人抨击。
1932年夏，刘文典先生请陈寅恪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陈寅恪出的题目非常简单，一篇命题作文加一对子，而这个对子只有三个字“孙行者”。
此题一出，一片哗然。
当时推行白话文长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但白话文已基本占据主导地位。
所以，很多人认为陈寅恪是在用旧学向新学发出挑战，是在开历史倒车。
一时间，声讨之声不绝于耳。
其实陈寅恪自有其一番深意。当时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中国语文的特色又是什么？
对对子，是真正能让人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与印欧语系的区别所在，也能让人从中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魅力。
可惜很多人并不能理解。
中国贫弱落后，人口众多，各地语言存在差异，所以当时很多人把语言的改造作为民族进步的先决条件。
但陈寅恪先生关注到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因此他这一生也都在坚持用文言写作。
不知大家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慨，方言逐渐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国统一的普通话；不仅语言，其他很多传统习俗、文化等都在消失。
从五四运动开始，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搏斗的历程。
我们一直在讲文化自信，但这些年，我们一点都不自信，西方文化的渗透一点点蚕食我们自己的文化。
传统文化固然有糟粕，但很多都是有其精髓的地方，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
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体现的正是中国人真正文化自信的样子。
1927年，王国维自投颐和园昆明湖。
消息一出，立时引发无数猜测：“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妻妾出轨受辱”说......各种猜想，众说纷纭。
王国维死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暂且不讨论，但陈寅恪却在其死后写下了传颂至今的碑文，这也是他人生思想的终极体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宜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其是在说王国维，倒不如说更像是陈寅恪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思考，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生为人治学的根本宗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迁云南，成立西南联大。
迁移途中陈寅恪毕生所思所想整理出来的文稿以及重要书籍，在战火中皆化为灰烬。
后来去云南没多久，陈寅恪便接到牛津大学的聘书，希望他来担任汉学教授，这也是当时牛津大学建校300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人当教授。
陈寅恪当时从一开始的犹豫不决到后来决定前往，最后却因战争导致香港到欧洲的轮船全部停航；
陈寅恪最终兜兜转转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来到广东接受岭南大学的聘请，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
在途中，他随便携带的书籍再一次被盗窃。
而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再加上多年心血全部毁于战火，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陈寅恪曾一度处于崩溃边缘，但最终他还是挺住了。
从那时起，他谢绝一切外交专心治学。
1945年下半年开始，此后二十余年的时光，他全都花在了著作上。
《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总共近百万字的巨作就是在其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
而这两部书全都是经他口授由助手黄萱笔录而成。
历史研究著作是建立在阅读大量史料并不断考证的基础上写成的，而陈寅恪却能在双目失明情况下完成。
由此可见，陈寅恪典籍之熟、记诵之博，回顾20世纪的文史学界，很少能有人与其比之。
柳如是，秦淮八艳之一，明末清初的一名妓女，当时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陈寅恪这样一位文史大家为何要为一名妓女著书立传。
因为陈寅恪先生发现，柳如是这样一个倚门卖笑的女子竟比当时的七尺男儿更心怀民族大义。
所以他写这部书，不仅仅只是为其立传，而是借柳如是这样的女性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在这本书中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升华到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
这是一部明清文化痛史、一部明清文化史！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
余英时先生曾评价道：
“陈先生晚年治史不仅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也不止于为史学而史学。他是要通过史学来维护平生持之极坚的文化价值，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项目。”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最后偈曰：“……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暝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他感叹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完成此书实属不易，这是上天的恩赐。
他在痛哭古人的同时，希望来者能够继承他用生命所坚守的思想和精神。
纵观50 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能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唯他一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不仅是当时那个年代文人学子稀缺的精神，也是我们当代青年最欠缺的东西之一。
很多人说80、90后是追求独立、讲究个性的一代，也有人说80、90后是很自私的一代，因为很多人奉行精致的利己主义。
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怎样，我们不做评论，想借鲁迅先生一句话，与诸君共勉：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其实天下事，无所谓大小，只要在我们责任能力之内，就尽全力去做好，那我们便是第一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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