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1980年代，打星刘家良、洪金宝、袁和平、成龙组建香港武行四大班底，为香港动作电影输送大量武替及功夫明星。左上为成家班、左下为刘家班、右上为袁家班、右下为洪家班。 （《龙虎武师》剧照/图）
70后魏君子第一次知道“龙虎武师”是在2006年左右。经历了录像厅时代的纯看热闹和DVD时代的花絮访谈后，这位香港电影研究者第一次意识到，银幕上那些激动人心的武打动作，是由一群不为人知的龙虎武师完成的。十几年后，他决心用纪录片记录下这群无名之辈。
龙虎武师——一个脱胎于粤剧班子的术语，在1970、1980年代动作片蓬勃的香港电影圈，有着更加现代的指向：那些负责武打动作的特技演员。
2017年起，魏君子去香港参加特技演员公会举办的春茗茶话会，在会长钱嘉乐的牵线下，他陆续采访了四十余位龙虎武师。这个群体光鲜亮丽的一面，是已成业界大腕的洪金宝、袁和平之辈；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是穿梭于香港街头的出租司机或旺角小摊贩。拍摄之初，魏君子原本计划跟拍几位转行后的龙虎武师，却无一例外遭到拒绝——曾经生龙活虎、血气方刚的他们不愿在镜头前展露“年老、落魄和不堪”。
彼时的“东方好莱坞”香港，“四大家班”挑动港片江湖，却很少有人知道，小侯、元武、火星……这些平常的名字承担了大量几乎没有安保的危险动作。
绿幕、威亚、特效技术精进之下，曾经“土法炼钢”式的武打动作愈显“落后”，但一个事实是，1970、198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繁荣，正与当年的“落后”有关。2021年8月28日，《龙虎武师》上映。在纪录片里，魏君子将曾经的荣耀归结为一个答案：“搏命”。
和真正的跳楼没有两样
1981年，中学毕业生谷轩昭决定到社会上谋营生。
谷父曾在香港一间夜总会里做过保安队长，认识了一位在夜总会教女孩子体态的粤剧师傅。9岁的谷轩昭被父亲拉着拜师学艺。从拉筋、压腿、下腰的基本功练起，年龄小，挨得辛苦。原本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练到翻跟头时却起了兴趣。到14岁，谷轩昭开始在一个粤剧老倌的剧团里做武行。
书念到18岁，谷轩昭没法收心。朋友打来电话，让他去片场试试做武行，和演员打斗、装死尸、按照规定动作倒地。凭着过去练功攒下的功底，谷轩昭套起招来很快。做武行，早上拍一组戏，夜里拍一组戏，一天赚600块。同样没读完书就出来工作的朋友，去做空调学徒，一个月领700块薪水。
谷轩昭正是在那一年成了龙虎武师。
“龙虎武师”最初是广东戏里的讲法，指戏里做难度动作的演员。1960年代起，香港传统戏剧式微，电影蓬勃。香港四间主要戏剧学校的梨园弟子们开始进入电影行业，做武打，当替身，“龙虎武师”的称呼由此沿用。
1970年代前，龙虎武师做武打场面，仍用舞台表演方式。直到1971年李小龙主演的《唐山大兄》，香港动作片风格由“虚”变为“实”——从舞台表演式的虚招到讲究招数的实打。4年后，刘家良执导《神打》，组建了自己的“刘家班”。“七小福”出身的成龙、洪金宝深受李小龙影响，加上袁和平，各自组建了刘、洪、成、袁的“四大家班”。
魏君子在《香港电影演义》中写道：“刘家良拍了《武馆》，洪金宝就拍《败家仔》呼应；洪金宝拍《鬼打鬼》，袁和平就拍《奇门遁甲》逼平，刘家良拍硬桥硬马一招一式，成龙就拍《师弟出马》毫无章法死缠烂打”——四大家班互相竞争，自此危险动作层出不穷。
“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如果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就是铺一些纸皮箱，上面放一些软垫。如果不是太高，只能在身上穿一些护具，硬摔。”熊欣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入行之前，熊欣欣在广西武术队做教练。当时，《少林寺》已很风靡。刘家良在广西拍《南北少林》时需要武行，熊欣欣在片场表现勤快，刘家良邀他去香港发展。1987年，熊欣欣决定闯港。刚到红磡火车站，他就被私家车接到了《老虎出更》的片场。
熊欣欣被指派的第一个动作是：从一辆车的车顶跳到天桥上，再从桥上跳到另外一辆车里。
“1980年代，内地哪有什么私家车，小汽车都没有坐过，就直接去跳车了，对速度的感觉、时间差的把握，往下跳把握不住就直接跳到地上了，如果跳得太早，直接跳到车头上就摔下去了。”熊欣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好在有惊无险，一次成功。
谷轩昭有一次去做外景替身，要从高楼层的窗户跳下。他和另一个武术指导去居民家里借窗。“人家通常都会问你会不会死，你不要在我家搞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不借的。他（另一个武指）问，你看三层还是四层？我当时想三层，所以敲三层，结果四层的人开门就借了。”
谷轩昭和熊欣欣在《黄飞鸿》中为男主角李连杰做替身。 （《龙虎武师》剧照/图）
承接替身的是堆成约1.5米高的纸皮箱，从四层楼高俯视，火柴盒一样小。在谷轩昭看来，这和真正的跳楼没有两样，“只是看你能不能跳到安全的地方而已”。
在1980年代的香港片场，使用一次威亚是件“很严重的事情”。谷轩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第一，你要租一台吊车，吊车贵。第二，每一组的威亚要4个人，这样一来就是几千块钱。当时做威亚的技术还没太成熟，所以可能吊一个镜头要花两三个小时。”受摄影技术限制，吊威亚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并不如“摔生鱼”。
“前一天接到通告，早上很健康地出去，活蹦乱跳的，到了下午或者半夜，就撑着打着绷带回来。”熊欣欣回忆，手断脚断，膝盖爆裂或者脚踝韧带断掉，在这一行都是常事。
谷轩昭仍然记得自己认识的一位龙虎武师。三十多年前在片场，工作人员弄好纸皮箱后，拿绿色的防水布盖在上面防雨。等到几个小时后真的拍动作时，工作人员却忘了把防水布拿走。
“防水布绷紧了之后，那个纸皮箱跟海绵垫没有卸力的功用了，就跟跳在地上差不多。”这位龙虎武师从四层高的天台上跳下，虽然落在纸皮箱上，但颈椎上的一节骨头压裂了，从此再没离开过轮椅。
“他们不这么做，这个行业早就没了”
“这一行当，做替身、做高难度动作，自己能完成下来，很有面子，像在给自己扬名立万。”熊欣欣直言，“我是内地去的，他们真的是不怕死的一样，愣做，对踢对打，摔伤，断手断脚，大家良性竞争，你能做这个，我做更好的，争取下一次机会让老大看得上自己。”
魏君子觉得“龙虎武师”这一行和运动员没什么区别。20、30岁正当壮年，40岁考虑退役。1980年代的“四大家班”就好比四个金牌教练，争着呈现一系列精彩的动作场面。
《A计划》里钟楼落地那场戏，成龙上场前，先由“成家班”的火星跳一次，做肉身实验确认安全性；“洪家班”的元武在《省港旗兵》中有一场戏，需要从四五层高的商场跳下，背部着地，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摔在冰场上。
外国人到香港来，看到龙虎武师们近乎搏命般地做动作，大为震惊：“这个动作谁做谁死啊！”
在魏君子看来，武师们之所以如此不要命地做动作，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拍，动作电影是他们建立起来的……比如说从高楼跳下来，他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摔死，就试，也没有科学性。比如1960年代之前他们从高往下跳，底下铺一个很薄的东西。后来有一部戏叫《圣保罗炮艇》在香港拍的，他们看美国拍片，原来底下可以铺垫子，不用真跳”。魏君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没有他们的当年，就没有现在动作电影的成熟和安全，都是人家试出来的。现在八爷（袁和平）、成龙、洪金宝，每个人拍戏首先是安全。当年他们比谁都拼、比谁都玩命，因为他们不这么做，这个行业就完了，早就没了。”
1960-1967年间，香港电影产量超好莱坞。1970年代初，新派功夫武侠片占总产量的80%。1970到1980年代，香港电影年平均产量稳定在100部左右。
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香港开始流行午夜场文化，电影公司在电影上映前一周，晚上的11点左右会放优先场。来午夜场的都是“咬蔗一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看电影追求刺激。在当时，文艺片不受欢迎，武打片井喷。
这种即时反馈的午夜场文化类似于梨园票友文化，动作做得漂亮、惊险，才能赢得现场的喝彩。“你想戏曲界，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能够把技巧弄到炉火纯青，你前面坐的是观众，你能不好好演吗？”魏君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午夜场也是一样。我跟每个香港电影前辈讲到午夜场，他们都眉飞色舞的，像徐克、八爷不敢去午夜场。《英雄本色》上午夜场的时候，徐克在外面不敢进去。吴宇森回来给他说，成了，俩人才赶快喝酒去。”
“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多厅影院，一个厅差不多几百人、上千人的座都有，而且都是即时反应，做好就鼓掌，做不好就拍桌子，那个时候观众还带刀子、钥匙什么的。喜欢的话，在那划椅子，所以很多电影院检票员会在第二天看椅子被划成什么样子，就代表这个戏好还是不好。”魏君子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黄飞鸿》第一场上映时，熊欣欣坐在观众席观察大家的反应。起初，大家安安静静地看，放到竹梯大战时——由于当时李连杰腿受了伤，那场重头戏完全由熊欣欣、谷轩昭和凌志华替身完成——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观众一直拍手。
午夜场也是同行之间相互较量的竞技场。“你能跳6楼，我就跳7楼；你能上刀山，我就下火海，就是高难度动作，就是内卷。”魏君子感慨，“他们为香港动作电影拼下了高峰。”
在内地长大的魏君子，认为自己年轻时的“录像厅时代”，正是“午夜场文化”的一个翻版。
“我们在录像厅里，关一个小屋里，一群人坐在这，有嗑瓜子，有干嘛的，看电影，不喜欢就骂。我们骂我们的，骂不了导演，因为导演不在我们这，我们骂老板。我们说老板，太烂了，换片，老板马上就换。因为这个片子烂，你得给我换片。”魏君子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熊欣欣曾经和朋友去看过一场午夜场。影片里，朋友从天桥上被摔到巴士，再从巴士摔到小车顶，然后摔到地上，逃走。旁边坐着一对情侣，女生感慨，这动作太过心惊肉跳。男生则很淡然：很正常，他们是特技人。“我们听到了以后，心里想，我们不是人吗？观众就很淡定，（觉得）他们可以的。”熊欣欣感叹道。
在魏君子看来，“龙虎武师”和如今所谓的“特技人”之间有着根本区别，两者遵循的是两套训练模式：洪金宝、成龙那一代动作明星，入行时并不懂电影，但将一身的功夫创造性地加入了电影；特技人培训先要学习电影知识，根据电影语言的需求提供动作。
“他们是缔造动作电影、改变动作电影的人。现在（的特技人）是工业体系的一个螺丝钉，能是一样的吗？”魏君子说。
曾在好莱坞打拼的熊欣欣反思当时风靡的“搏命”风气：“七八九十年代，大家冒险做这个事情，是憋着一股气，你要跟好莱坞斗，当时香港动作片没法和好莱坞拼，在香港市场，你不这样的话，观众怎么入场，观众看什么？”
“我说龙虎武师的精神，never say no,我们从来不说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行。人长大以后，慢慢地去想这句话，是对自己的行业的一种承诺，而不仅仅是对自己老大的承诺。”熊欣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许英雄见白头”
1994年，谷轩昭拍完李连杰主演的《精武英雄》后，察觉到香港动作电影开始走下坡路。
那两年，制作慢慢减少了，谷轩昭和无线电视有合约，受到的影响不大，“很多打散工的比较麻烦。”到1994年，香港电影停了大半，不像从前那么兴旺。“一年可能拍一两百部戏，突然间一年变得拍四部戏、八部戏，工作人员的生活都有问题了。”谷轩昭回忆。
到了1997年，哪怕是熊欣欣这样的资深龙虎武师，也面临着无戏可拍的困境。和徐克去异国拍完《反击王》和《西域雄狮》后，熊欣欣试着转换思路：去美国做武术指导，等有了作品之后，再回到香港，借着好莱坞动作指导的名头，找点机会。
谷轩昭和熊欣欣都属于龙虎武师里对未来有规划、也有能力转型的人。一条顺畅的上升路径是以龙虎武师为起点，一步步转型武术指导，再成为导演。但这样的转型只属于少部分人。
在2017年香港特技演员公会举办的春茗茶话会上，魏君子发现，一些曾经的龙虎武师，晚年过得并不如意。
风头正劲时，多数龙虎武师不谙理财之道：“龙虎武师有什么心态？第一个心态是我今天做完这个动作，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还睁着眼活着。这是一个高危职业，所以他们一定先把钱花掉。第二个心态，龙虎武师各个都是艺高人胆大，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能耐，这个钱花了还能赚回来，所以他们也不存钱。这两种心态互相交织，基本当天就花光了。”
出身“成家班”的龙虎武师火星在香港带着魏君子去曾经的邵氏、嘉禾的片场转悠。在车上，魏君子提议拍一拍火星的生活，对方拒绝道：不要让你们看透我们背地的一面。
魏君子接触过的龙虎武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拒绝了他跟拍日常生活的请求。魏君子原本想访问演过《杀死比尔》的刘家辉，公会会长钱嘉乐直接摆手，我们去看他都不让，拍照也不让。
这群龙虎武师曾经豁出命去做动作，“挥霍过、辉煌过、见过、吃过、喝过”，自然不愿意以落寞的一面示人。“不许英雄见白头。”魏君子总结。
谷轩昭认识一些后来打散工的龙虎武师，有的转行做了出租车司机，有的做了小摊贩，大家碰面，不甘从不拿出来讲——香港精神的一个剖面是变通：遇桥走桥，遇路过路。
“我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想的，没戏拍干吗呢？开车，打份工。最起码过过日子。哪怕没有钱，最重要这个日子怎么打发。”谷轩昭说。
如今年近六旬的熊欣欣仍然保持每天练功的习惯。家里放着自己出演过的影片DVD，网上资源丰富，但熊欣欣很少回头去看。过去那些年，摔打的疼痛，全盘刻录在记忆里。“日子记不住了，但在哪里拍的，在哪里怎么做的，大体什么感觉，机器位在哪里，谁给你说了什么事情，现在你让我回想起来你做的那个动作，真的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什么都记得住。”
曾经的片场很早就拆掉了，如今开发了房地产。熊欣欣现在定居香港，有时候开车路过，跟家里人聊，以前他们在这里拍什么、那里拍什么。他现在住的地方，从窗户望出去，就是以前拍《黄飞鸿》的那座山——如今也变成了住宅区。
如今，熊欣欣一个礼拜要做五天运动，虽然楼下就有健身房，但也要抽出一两天去海边，在外面练，室内室外都不放弃，随时保持在上场前的状态。尽管他也觉得，作为一种潮流，香港功夫片重新冲撞世界电影已不太现实，但只要有人在，有人给机会，“这个行业就还在”。
“我们的潮流现在刚刚开始有动作片”
2000年，DVD在内地流行，魏君子看刘家良导演的《霹雳十杰》，看见方世玉的第一眼，忍不住一惊：有这么丑的方世玉吗？但方世玉一个凌空翻，展现功夫和身手之后，立马颠转了他的印象：这是史上身手最好的方世玉。
“史上身手最好的方世玉”由龙虎武师小侯饰演。演过几个男主角后，因为外形条件和演技限制，他并没能大红大紫。借着做纪录片的契机，魏君子有机会和曾经的偶像交流，1990年代后期便退休的小侯，至今仍能感受黄金时代的余辉：每一两年，仍然会有人从美国过来看自己。“美国影迷真心喜欢功夫片，真的很痴心的。”
1970年代李小龙缔造动作片辉煌时，李小龙和邵氏的几部动作片在美国的市场成绩皆不俗。1990年代中后期，好莱坞完全吸收了香港的动作电影体系。
“李小龙时代的功夫神话，改变了知识分子拍电影的意识形态，完全由中下阶层的观点出发，使用唯一的财产——身体，抵御外国人。”台湾影评人焦雄屏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成龙则一再向环境挑战，冲过一层一层障碍，以出生入死的精神，战胜汽车及大楼代表的速度与高度。”
在《李小龙：真实与神话》中，美国作家马修·波利写道：“李小龙改变了西方电影的制作，他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功夫片，让这种电影类型得以在西方继续蓬勃发展。《黑客帝国》《杀死比尔》《疾速追杀》都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动作设计的影响更大。《龙争虎斗》不仅改变了谁可以出演动作片，也改变了主角们的格斗表现方式。约翰·韦恩那种打拳方式不见了，《龙争虎斗》过后，我们要求每位动作演员——从蝙蝠侠到福尔摩斯，从《致命武器》中的梅尔·吉布森到《谍影重重》中的马特·达蒙——都要成为功夫高手，能够像使用拳头一样熟练地使用双脚。”
“香港电影确实靠龙虎武师的拼搏精神赢得了动作片的辉煌，但你总这么玩是不行的。好莱坞把香港电影的精髓都已经学得差不多，他们不是那么拼命的，但出来的效果和那些真正玩命的也不差。现在已经是一种工业和技术最后的结合，而我们这块其实没有跟上。”在魏君子看来，香港动作电影的衰落在于没有完成工业化。
曾经叱咤香港动作片场的龙虎武师们重聚在一起，前排左一为小侯。 （《龙虎武师》剧照/图）
1990年代后期，曾经“称霸亚洲”“与好莱坞分庭抗礼”的动作电影在香港落潮。一大批武术指导赴美。
熊欣欣曾给一部美国片做动作导演。老外知道熊欣欣做过《黄飞鸿》里“竹梯大战”的武替，要求他重拍这一场戏。有了固定的风格，熊欣欣设计动作很快，最后7天就拍了出来。相比起徐克在《黄飞鸿》片场花了36天摸索武打风格，这个效率显得有些太高了。
“好莱坞是拿来主义的。”魏君子感叹，“其他国家哪个厉害，把这些人全部吸引过来。你看墨西哥三杰，包括日本的黑泽明……徐克、吴宇森、黄志强、成龙、洪金宝、袁和平都去好莱坞了，《黑客帝国》《杀死比尔》是八爷袁和平做的武术指导。洪金宝的《过江龙》是美剧当年的冠军。”
其实，香港电影在1990年代的衰落早在1980年代就已埋下伏笔。1980年代初，“邵氏兄弟”由电影制作向广播电视领域的转型，标志着以其为代表的“大制片厂体制”式微。随后，“新艺城”“嘉禾”“德宝”成三足鼎立之势，独立制片体制开始成为主流。
1990年代，嘉禾退出制片业，转向院线和发行。
“独立制片体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风险和无法克服的发展掣肘，加上新旧秩序交替和经济转型导致彼时的香港电影市场几度陷入杂乱、失序的困窘境地，许多‘单打独斗’的独立制片公司随后也相继陷入经济‘大衰退’的泥淖之中。”电影研究者饶曙光这样写道。
在魏君子看来，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香港动作电影，龙虎武师身上显影的中国人的精神，让昔日辉煌成为了一种必然：“时势造英雄，时势造就了香港，造就了这批龙虎武师。”
2000年开始，内地电影开始市场化，香港影人成为重要的推进力量。“北上”的一批香港导演撑起了类型片的另一片天——甄子丹的《导火线》、成龙的《神话》、徐克的《七剑》、陈嘉上的《画皮》……“把香港那些东西再翻一遍。”魏君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内地的市场化也是很慢的，我们的潮流现在刚刚开始有动作片，前两年刚有《战狼》《红海》，咱们总说香港电影不行了，其实内地才刚开始。”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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