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中肯、低调，显示了一代伟人的谦虚美德。
他对自己的总体评价是“三七开”。
他的愿望是当一名新闻记者或教员，“没有想到成为共产党人”。
他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他认为，自己的性格既有“虎性”也有“猴性”。
他“一生不信邪”，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
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中肯、低调，彰显了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从毛泽东的自我评价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风范。
一、毛泽东对自己的总体评价毛泽东对自己的总体看法是“三七开”。1961 年，毛泽东在与卫士张仙朋谈到他的志愿时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曾对斯大林给予“三七开”的评价，对自己也是“三七开”。这是他对自己的一贯看法。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也谈到毛泽东对自己“三七开”的估计：“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一生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二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从而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为人民办成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泽东“却起码办成了足以影响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他的伟大就可想而知”。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说：“自见之谓明。”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从来不讳言自己的错误，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一贯正确”。
毛泽东认为，他不是圣人，只是一个贤人。1971年11月，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时说：“中国的第一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啊。”
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我的缺点错误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
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说：“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的，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在七大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毛泽东又说：“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多次谈到自己犯过错误。1961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诚恳地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60年代初，毛泽东到湖南视察途中，对工作人员说：“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
毛泽东始终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由最底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懂得最起码的知识。”
这是毛泽东的谦虚品格，也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毛泽东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毛泽东来自农民阶层，原来的愿望是当教员和新闻记者。
毛泽东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就是拥有最多人口的农民阶层。从本质上说，他是农民的儿子，是从中国农村大地上走出来的伟人。他曾多次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
在他的身上，始终保留着这个阶层的生活习性。在他心目中，有着与泥土一样朴实无华的农民的思想感情。他与普通人民的脉搏息息相通。美国记者斯坦因认为毛泽东是“农民知识分子”，毛泽东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教师，其次是记者。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50年代，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1956年，在一次与日本友人谈话时，毛泽东详细地说道：“我读的是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的影响。……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
人生多变幻，历史把本想当教员和新闻记者的毛泽东推到了风口浪尖，并将他铸造成中华民族的巨人。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上与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谈到他有三个志愿：
“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所处的地位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三大愿望没有实现。
但是，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祖国母亲河一一长江 、黄河的情怀。
毛泽东的愿望朴实无华，却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像美国友人斯诺对毛泽东说的那样：“在中国全部悠久的历史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人曾像你这样崛起于默默无闻的农村。不但领导一场社会革命获得成功，而且写下了这个革命的历史，制定出获得军事胜利的战略，阐明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在一种新的文化中实践了自己的哲学，这种新文化对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著作的发表，对于“毛泽东思想”及“毛泽东主义”的表述一直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对建国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的宣传更为谨慎。
毛泽东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至迟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到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党的思想基本上得到了统一，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这时候，党内一些同志开始撰文宣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却认为自己的马列主义思想还没有成熟。1943年4月，他致信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虽然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及以后打破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即“毛泽东主义”。但是，毛泽东反对抬高自己，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也不同意把自己与马、恩、列、斯并列。
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在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中，时常展开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讨论。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路》一文，写道：“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与执行者。”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周恩来转呈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复电不同意，指出：
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思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认为：“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极为慎重，并且坚决不同意出版第5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清样早在1960年就编写完毕，但是毛泽东明确表示暂不愿出版。他多次表示，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究竟行不行，还有待于更多的实践的检验。编好的清样本，他没有过目，也未能问世。
毛泽东还认为《毛泽东选集》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的性格是多元的，既坦率，又精明；既单纯，又复杂；既猛烈，又温和；既进取，又腼腆；敏感而又迟钝；谦恭而又高傲；像学者那样通晓古今，又像农民那样平易近人；绸致周到，明察秋亳，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又决不坐失分秒。
“不信邪！”是毛泽东多次说过一句话，道出了毛泽东最突出的个性。
1947年8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900多人，指挥西北部队2万多人，在陕北与胡宗南的30万大军兜圈子，有力地支援了其它战场的斗争，鼓舞了全党全军的士气。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说：“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大无畏精神。
毛泽东用“不信邪”的精神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抗战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迫切愿望，积极准备内战。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内战。这时，国民党的实力占居绝对优势地位，单从军队数量上说，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之比是3.4：1。武器装备差距更大。
党内外许多人对能否战胜国民党集团存在怀疑和顾虑。
毛泽东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经过三年多的奋战，终于战胜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蒋介石，在新中国的上空升起了一轮鲜艳的朝阳。
毛泽东靠“不信邪”的精神成功应对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挑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出不出兵，敢不敢与世界头等军事强国较量，是考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一道难题。
毛泽东深思熟虑，断然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终于迫使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毛泽东靠“不信邪”的精神顶住了苏联“老大哥”的压力。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海军联合基地和长波电台，并进而以建立联合舰队形式破坏中国主权，遭到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并讽刺苏联是“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1960年，赫鲁晓夫再次对中国施加压力，突然照会中国，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并逼我们还债。
在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问题上，毛泽东从来不让步，谁也休想让他低头弯腰。
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毛泽东以悠闲的语调告诉带来苏共中央信件的苏联人说：
“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这番话展现了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
毛泽东认为，自己身上有些虎气，也有些猴气。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了一封至今仍为中外学者研究不透的信。在信中，毛泽东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身上同时融汇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充满了辩证法。
“虎气”可以理解为中国历史上法家的精神，类似于秦皇汉武一样雄壮、威武严厉、浑重豪放，有一种凌然不可侵犯之气。“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的思想，有着老庄一般的超凡脱俗，即兴随意、浪漫、洒脱，极具灵活性，可进可退，追求人生与世界的终极价值。毛泽东曾读了“六年孔夫子”，又一身兼有法家、道家两种气质，同时也受到墨家思想的明显影响。
毛泽东思想深处融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早年，毛泽东曾仰天长啸：“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之人”，显示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就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极卑之人”，则显示了毛泽东为实现理想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墨家作风，即“短褐之衣，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情怀。
与虎气和猴气相对照，毛泽东还提倡要兼有松树和柳树两种风格。1944年春，毛泽东对南下支队的干部讲话时讲到：
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松树发育生长，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哪儿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缺一不可。
同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又一次讲到共产党员要像柳树那样可亲，像松树那样可靠。
毛泽东的性格给接触到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坚持冷水浴几十年，到63岁时，还能畅游长江，高唱“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决定“三不吃”（即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整整七个月，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在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与蒋介石前后谈了10次。当他知道蒋介石不吸烟时，平时一天要抽50支烟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时竟然没有抽过一支烟，令蒋介石及其下属大吃一惊。他们看到了毛泽东超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
1975 年除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在中南海见到了毛泽东，令年轻人吃惊的是，82岁高龄的毛泽东说起话来，依然飞动着活跃的思维，迸发出人类灵魂的火花，出人意料，令人震惊。走出毛泽东的书房，他们禁不住吐出一句话：“十里之外就能够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尽管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低调，但世人却给予他崇高的荣誉，称他是“巨人中的巨人”。
毛泽东的政治传记作家美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泽东已经比任何人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阿里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
【2】陈述《对质疑毛泽东入党时间是1920年的回答》。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4】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下）。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6】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
【7】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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