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森画像。
日本人描绘的美国提督佩里的画像。
本间北曜所绘《黑船之图》。
中国客商抵达长崎后，在日本通事的监督下搬运货物的图景，这些通事不仅负责对外翻译，也承担搜集中国情报的谍报工作。
眼见为实，但却未必能洞悉本质。对150年前那场改变日本国运的明治维新也一样，太多的目光聚焦于1868年这一年，仿佛它是一道刻度线，之前之后性质大变，但事实并非如此。
历史存在一个转折点，但这个点的作用是连接前后的因果，而非横空截断，另辟新篇。明治维新成为一个事件，确实开始于1868年，但维新的种子在若干年前就已萌发，只是等待被历史发现的那一刻。中日双方最初的“对视”，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开始。
见与不见
罗森错过吉田
第一印象很重要。中国人罗森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宽衣大袖，腰佩双刀，束髪，剃去脑信一方，足穿草履，以锦裤外套至腰。”那天是1854年2月13日，或者按照罗森熟悉的中国纪年是咸丰四年正月十六。不过，他当然不会知道，他首次抵达的这个国度日本也有一套自己的纪年，对他们来说，这一年是安政元年。
不同的时空在这一刻连在了一起。尽管言语不通，但倚仗中文乃是当时东亚通行文字，双方还是进行了一番“笔谈”。日本人对罗森热情备至，对“中国文物之邦”更是万分景仰。之后的四个月里，日本人对罗森本人及其祖国的恭维不绝于耳。他应接不暇地为来访的日本东道题写中国诗词，光是书写扇面，“一月之间，从其所请，不下五百余柄”。
在罗森看来，这场中日人士之间的交往可谓友善亲睦的典范。想想看，一名在祖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竟然在远隔重洋的外邦异域，靠着自己并不高明的诗文书法，轻易俘获了一群忠实“拥趸”，而这仅仅因为他是一名中国人，确实令人喜出望外。横滨公馆旁“灿烂鲜红”的茶花、下田人流如织的佛寺、“衣长委地，腰后有裙，以红绸束其髻，颜色亦多美艳”的日本妇女，这些异域风情也让他赏心悦目。唯一的缺憾是，日本百姓不比中国人恪守礼教，丝毫不懂得男女大防：“男不羞见下体，女看淫画为平常，竟有洗身屋，男女同浴一室之中，而不嫌避者。”虽然有碍观瞻，但作为细节记上一笔，亦不必介怀。
罗森的《日本日记》除了笔涉异域之外，读来与中国传统文人观光游记并无二致，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见证了东亚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最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日本开国”。罗森搭乘赴日的那艘轮船，正是美国准将马修·佩里继1853年7月之后再次叩关时率领的九艘军舰之一“萨斯奎哈纳”号。日后，这些军舰以“黑船”之名被深深地刻进日本近代史。
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日本人乖乖地打开封锁了近二百年的国门。用随船官方翻译、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文明冲突论来说，这是“志在四方的美国佬，前来打破日本的麻木不仁和长期蒙昧”。
佩里和卫三畏都深感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按理说，罗森应该同样能看清这一点，毕竟，他是卫三畏亲自拣选的“学识渊博”的中文翻译。他没有沾染同胞的鸦片恶习，而且思想开放。他住在西方人群聚的香港，与英国汉学家理雅格相交甚厚。他随佩里黑船游历日本的《日本日记》，就分三期刊登在理雅格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遐迩贯珍》上。而那份彻底改变日本国运走向的《日美和亲条约》的汉文稿本，同样出自罗森之手。在译述这份条约时，罗森不可能不知道这份条约不过是10年前中美《望厦条约》的缩水版而已。
历史的目光正注视着罗森，但这名中国人却选择神游开去，徜徉于日方的优待赞誉和异国的山水风俗之间，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被四面八方的目光牢牢锁定。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日本访客登门请谒，想方设法从他口中打探有关中国的近况。
日本访客对中国情势如数家珍，与罗森对日本国情的漠然无知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仅熟知14年前那场让天朝上国颜面丧尽的鸦片战争，更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太平天国战乱津津乐道：“太平王小刀会何姓名？”“其势如何，既取南京否？”“太平王得志，复衣冠之旧文物乎否？”日本访客的提问不仅探求细节，更遐思畅想，有些问题，诸如“闻清朝皇帝遁朝鲜，然乎否？”甚至让罗森惊慌失语。但总而言之，这些问题毕竟是在对方热切好奇的目光中提出的，还有什么比听到他人如此关心自己的祖国更令人愉悦的呢？
因而，日本访客只用几句恭维赞扬，就从罗森手中获得了一册详载太平天国战乱内情的《南京纪事》。罗森绝对想不到，自己这本在国内无人知晓的书，在日本却以《满清纪事》之名风行一时，以至于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士人对本国、邻邦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
就在罗森被日本访客的热情提问团团包围之时，被后世尊为“明治维新之父”的吉田松阴正徘徊在下田港口，与他的弟子金子重助密切注视着海面上喷吐蒸汽的黑色怪物。说来吊诡，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本来都是激进的攘夷论者。12年前鸦片战争清国惨败的消息传到日本，给举国上下注射了一剂忧患的兴奋剂。“方今太平已久，武备渐弛，而西洋之贼，日炽月盛，前年略印度、侵满清，岂得不觊觎皇国？”吉田松阴写于1846年的这段话，可谓当时日本攘夷派忧患心理的真实写照。如今，黑船来航的消息让他下定决心，要亲眼见识一下这些他要“攘除”的“西洋之贼”究竟是何模样。
彼时日本禁止国人出海，违者处死。吉田只得冒死偷渡。1854年4月25日凌晨，他和弟子历尽艰险摸上了佩里的旗舰。在那里，他的第一个请求是面见罗森。吉田或许相信，这位搭乘美国军舰与洋人交好的中国人，应该会对同文同胞渴望出洋看世界的心愿感同身受。但佩里的日语翻译卫三畏却告诉他，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罗森已经睡了。
会面就在罗森的鼾声中无疾而终，吉田松阴被礼送下船，旋即被捕。但在监狱里，他得到一本罗森的《满清纪事》，吉田急迫地将其译成日文。这本题为《清国咸丰乱记》的译本虽然错漏百出，但吉田却切中本质：攘除洋夷外患只是一时之计，尽管不情不愿，佩里黑船的巨舰大炮已然证明攘夷论在实质上的破产，而内政攸关治乱，才是抵御外患的基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之乱，中国情势已经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唯有将对外攘夷转向对内改革，才是解决日本当下忧患的根本之计。
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同道们，就以这种方式通过这位中国人的眼睛，参透了他们从未履足的中国内情，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奋斗方向。但罗森却从未真正参透这些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尽管他切实看到了这个国家，却视而不见。
见如不见
忧虑与无知
“余客东瀛，寓居山馆，岩壑在望，云烟满目，而跬步不能出，直有抛南岳卷沧海之志。”
1764年，杭州商人汪鹏为他的笔记《袖海编》写下这段序言时，正值重阳佳节。可惜他此刻远离故土，在日本长崎客居。尽管日本安置中国客商居住的“唐馆”外，“四山环绕，烟火万家”，一派繁华景象，但却只能窝在“周遭仅一里有半，土垣竹茨如棘”的唐馆里，遥望如“十洲三岛”一样“可望而不可即”的日本。
把中国人圈在唐馆不得外出，这一规定诚是恼人，但至此刻，它已经严格执行了一个多世纪。从1633年开始，日本掌权的德川幕府一再下达封锁令。到1639年，所有对外贸易都限制在长崎划定的一小片据点，允许贸易的也只剩中国、朝鲜、琉球以及一小撮被禁足在长崎出岛上被称为“红毛夷”的荷兰人。
日本成功地让自己与外界隔绝。这一政策，以“锁国”一词广为人知。锁国当然不可能绝对隔绝信息的流通，汪鹏足不出户，却能通过购买什物时询问货主，得知长崎“七十二街，街各有名，又曰町，殊复近古，町有町长”。日本的封藩体制他也有所了解，“别岛之王，均系世袭，如古诸侯，然以所辖疆土之大小，定禄米之多寡，有多至百万石者”。
但汪鹏对日本的了解，也就仅止于长崎唐馆内的商贸规定和饼干碎屑一样的制度风俗描述了。事实上，《袖海编》已经是清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极致。日本的锁国禁令，成功隔绝了中国人窥探内部的可能性。
不过，就像无知并非一种缺憾一样，好奇对中国人来说也从来不算一种美德。鸦片战争前，历数清人对日本的介绍书籍，连《袖海编》算在内也不超过五本。其中写于清初的《日本乞师记》，还因作者鼓吹反清复明思想被列为禁书。剩下的四本书中，只有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汪鹏的《袖海编》乃是亲历纪闻，其他两本郁永河的《稗海纪游》和童华的《长崎纪闻》都是道听途说之辞。而且，就连这少数书籍也鲜有人传阅。
汪鹏的《袖海编》算是不幸之中比较幸运的一本，它等待了69年后，终于在鸦片战争前7年，由一位叫沈懋德的好事书商编入《昭代丛书》刊行于世，算是出头最早的一部。
或许是设身处地的缘故，汪鹏对日本的记述是所有书中最友善的。他称赞长崎官方严格监管下的井井有条的验货议价流程为“交易之良法”，且日本“风土甚佳，山辉川媚，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
但他的记述只能算是异类，其他书所提供的视角就没有那么友好了。被汪鹏称为“交易之良法”的贸易流程，在《长崎纪闻》中却被指为苛政，日本负责监督贸易的通事们，对中国商人“颐指气使，直呼商名，少不如意，辄骂詈而去”。《稗海纪游》则痛斥日本“于海外为莫强之国，恃强不通朝贡，且目中华为小邦，彼则坐受诸国朝贡，夜郎自大，由来久矣”。就连日本淳朴的民风，也是“治尚酷刑，小过辄死”的结果。尽管郁永河从未履足日本，但描述起日本酷刑却宛如亲历目睹：灌水满腹、膨胀而死的水刑，肢体倒悬、大肠尽出的悬肠，围绕干柴、四面举火的活烧，光是文字叙述就已经令人寒毛倒竖，将日本视为地狱鬼国。
强横、贪婪、残忍、自大，这些涂抹在日本脸上的负面形象究竟有几分真实？对清代中国人来说，或许不那么重要。日本远在海的那一边，自从17世纪日本关闭国门以来，中国国内就再未见过日本人的身影。无论是汪鹏的亲眼所见，还是郁永河的道听途说，对中国国内而言，都只是纸上传说。在信息隔绝的情况下，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只能依赖已有的经验，而最深刻的经验就是前明的倭寇之乱。
倭寇烧杀掳掠的残酷记忆，已经刻入闽浙沿海民众的头脑中，说不上代代相传，也会时不时翻出来警惕一番。清初官方编修的《明史·日本传》中，特别提到倭寇的恐怖记忆，让“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8世纪出产的通俗小说中，从以明朝为背景的《野叟曝言》到纯属架空虚构的《绮楼重梦》，只要有日本人的形象出现，几乎全都是烧杀抢掠的倭寇面貌。
然而，事实上，倭寇威胁完全是中国式的自我恐惧，日本的锁国禁令非常有效地禁绝了本国百姓入海为盗的可能性。但对中国人来说，关于日本的新信息实在少得可怜，只能在熟悉的旧说里做文章。1751年，乾隆帝下旨编撰的《皇清职贡图》，可谓18世纪中国版的人种百科全书，但在写到“日本国夷人”一条时，也只能如此下笔：“夷性狡黠，时剽掠沿海州县，叛服无常。”——尽管沿海州县的百姓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见过一个活着的日本人了。
但有时，无知的空洞也可以化为有形的实体，来骚扰无知之人。就在汪鹏困在长崎唐馆里写下那段慨叹文字的12年前，一枚铸有“宽永通宝”钱文的铜币惹动乾隆帝龙心震怒。在皇帝眼中，天下只能有一个年号，就是本朝的乾隆年号，任何其他年号的存在，都是大逆不道，挑战天朝正统权威。
在皇帝的严旨敕谕下，江浙各地官僚机器飞速旋转起来，案件办得虎虎生风，直到一名官员在一本60年前的旧书中查到了这个年号，那是一本赴日客商携回国内的日本史书《吾妻镜》——这枚引起君臣集体紧张的钱币，不过是一枚普通的日本铜板而已。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朝野因为这枚不知来由的日本钱币手足无措之时，日本的官员和文士们却正在有条不紊地悉心翻阅数以千计来自中国的报告。
不见如见
警惕与好奇
“雍正帝平日政务及行仪、游猎、行幸、嗜好之品为何？”“除宰相外，诸官中亦有卓越者乎？”“武官以外之人可持兵器乎？文官随员可持兵器乎？”“何处为防日本之要地？”“发行纸币乎？”“唐国攻击他国，依原样治理其地乎？有攻击他国、扩地之意乎？”“平日来客时，烟茶等，一定之礼法有乎？”“妓院、戏院繁盛乎？比之前衰落乎？看戏人中男女何多？出家人亦看戏乎？”
林林总总的问题，总数超过200个，几乎涉及从政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了解雍正时代的中国，只要看看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了。面对日本通事接二连三抛出的问题，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商朱佩章选择全面合作，悉心答复。尽管根据《大清律例》“走泄中国事情者，则与奸细无异，故斩”，但比起泄露国家情报的生命危险，那块能给他生意提供便利的日本信牌，才是更具诱惑力的东西。
朱佩章并非唯一受到如此细致询问的中国人。根据幕府规定，每位来日的中国客商登岸伊始，都必须要遭受如此一番巨细芜杂的盘问伺候。先是有两名通事到场，“就唐船的起航地、人数、是否首次来航，有无割符（即贸易凭证）等进行询问，即使夜深，亦要尽早报告奉行所”。在这些常规问题询问完后，专门负责探寻中国情报的“风说役”通事和负责监督通事的通事目付到场继续第二轮提问，这一次就会涉及中国时政、风俗以及其他相关情报。即使在提问过后，这些通事们还会不时出现在中国客商左右，“留心平日杂谈，有异闻时，其杂谈之事，无论虚实，应记之。”
中国的情报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国内。负责提问的通事们，在搜集情报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通事可谓一批日本政府着意培养的专业谍报人员。明治维新后，派往中国刺探情报的间谍，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嫡传子嗣。只要翻一翻这些通事记录的“唐船风说”，就能发现其中对中国情报搜集整理的精细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乾隆君臣还为日本的“宽永通宝”钱文上下求索的时候，他们连乾隆皇帝南巡苏州的街道地图和街道两旁的店铺名目，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日本对中国近乎强迫症般的精细了解，与中国对日本的无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中日同为外人眼中的锁国代表，为何会如此不同？答案或许正在于我们对“锁国”这个词的长期误解。
“锁国”这个词并非出自颁布禁令者之口，而是一个外国人的发明。1690年，客居长崎荷兰商馆的医生肯贝尔在其所撰《日本志》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但肯贝尔发明“锁国”一词，并非贬斥意味，而是对日本的锁国政策大加赞扬，他在书中写道：“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在礼仪、道德、技术与举止上都是极为优秀的，国内商业繁盛、生活富裕、社会和平，都令西方人钦羡不已，实是日本历史最美好之时代，此理想国之形成皆拜锁国所赐”。
肯贝尔绝非日本出钱雇佣的锁国宣传手，他对锁国的褒扬真心实意。17世纪的西方战乱频仍、瘟疫横行，知识分子自视世风日下，只能将理想托庇于未受到西洋浊风感染的海外异域。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未免太过天真，但在当时，却正中日本心怀。德川幕府是在一个半世纪的战乱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任何动摇稳定的可能性都让它极度敏感。在终于降服了不安分的战国诸侯之后，眼下威胁最大的来源就是海外。1637年的基督徒发动的岛原之乱，证明看似无害的西洋宗教都会成为乱源。于是，锁国就成为了一层隔绝外部可能的威胁，维系国内稳定的防菌罩。
从这一点来说，中日锁国在初衷上倒有几分相像，但中国的锁国与政权稳定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为了减少麻烦。1757年，乾隆帝下旨将西洋番商限制在广州一个口岸进行贸易，名义上是担心将来番舶云集，造成第二个澳门，但实质就是为了省去江、浙、闽三个口岸管理番商的麻烦。对一个自视为天朝无所不有的自足帝国来说，外界如何变化，无关宏旨。
但作为岛国的日本却不同，任何外部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它的稳定。日本幕府颁布锁国禁令的时间，刚好与中国明清易代重合。在深受程朱理学华夷观影响的日本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隐含在华夷之辨背后的，则是对这场变乱是否会殃及本国的警惕。幕府儒官林春胜在1674年编纂的第一部中国情报汇编题名《华夷变态》即是此意。
这种警惕，让日本的锁国成为了一块海绵，尽管内部难以窥见，却能不断地从外界吸收各式各样的情报来充实自己。中国的锁国，则是一堵外表富丽堂皇的城墙，看似高耸入云，却处处穴隙，情报可以轻易流出，但内里的人却浑然不觉，也缺乏从穴隙向外窥看的兴趣。
这堵墙壁必然徒有其表，却华而不实。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巨炮，同时震动了中国和日本。从1839年到1843年，接踵而至的中国商船在日本通事的询问下，讲述了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尽管1843年7月的中国情报中，中国客商周霭亭对日本通事表示，《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厦门、定海一带的英人纷纷感激清帝的仁德。但这套回护之辞，并不能完全掩饰这场惊天战败。对日本人来说，中国就是前车之鉴。一位学者写道，“近岁，满清夷视英吉利，而不察其技巧之所有，率然结兵，屡取败衅，非鉴戒乎？”
日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搜集的情报，终于转化为因应外界的资本。当1854年那艘黑船带着坚船利炮和一纸条约驶进日本港口时，这个封锁两百年的国家早已筹谋许久，准备应对立约开国这一注定无法逃避的命运。而坐在黑船上的中国人罗森，在面对日本访客热切而渴求答案的目光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抛出的问题，既是过去两百年间坚持不懈的情报搜集工作的延续，也是下一次见面的准备。而那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国家。
□李夏恩
,
